陈寅恪长女陈流求：父亲教诲常怀独立精神，守正为心

陈流求晚年照片（1929-2022）

陈流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长女，于2022年2月逝世于成都，享年94岁。

1929年，陈流求出生在北京，1953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后因丈夫在成都，1961年她从重庆来到成都，进入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陈寅恪育有三女，大女儿陈流求，二女儿陈小彭和三女儿陈美延，名字各有深意。比如，陈流求出生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但陈寅恪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求”是台湾的古称，于是他把“流求”作为女儿的名字。而陈小彭的名字，隐喻的是澎湖列岛。据陈流求回忆，她自小就没有打算学习文史，因为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

2009年，在双亲陈寅恪、唐篔离去四十年后，七八十岁高龄的陈氏三姐妹完成书稿《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并于201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她们倾注心血回忆了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种种亲历、亲闻、亲见的往事。

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在世人眼中，陈寅恪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但在女儿陈流求的眼中，父亲和清华园里的众多大家学者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常怀一颗平常心，处事低调淡定”，是陈寅恪给女儿最为深刻的印象。

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到陈流求三姐妹却没有人从事文史研究，她们也从来不对祖辈和父亲的学术思想做任何评价。然而，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对三姐妹的教育中则能体现出来。

1946　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抗战胜利后陈家兄妹大团聚合影。后排左起陈方恪、陈登恪、孔 紫萸、陈隆恪、陈寅恪、陈康晦；前排左起唐筼、陈新午、陈美延、陈双枝。（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陈流求坦言，从小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学习文史，因为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二妹小彭学了生物，只有三妹美延曾经和父亲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陈寅恪说，要是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美延最终选择了化学。

“他对我们要学什么从不干预，只是让我们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工作。”陈流求说，父亲做历史研究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严谨踏实，常常叮嘱她学医万不能马马虎虎。

　　陈寅恪和长女陈流求在清华园

陈流求回忆，住在清华园的日子是全家过得最好的时期，那时父亲收入比较高，常常拿出一半的工资给住在城里的祖父开销。“在家庭中，他扮演的是一个普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对上对下都很负责。”

陈流求追忆父亲陈寅恪：守正为心

文：徐蓓 来源：解放日报（2013-09-06）

在世人看来，陈寅恪是中国国学大师、史学巨擘，风骨铮铮，令人高山仰止。

在女儿眼中，这位被称为“近三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大家，又是一个怎样的人？陈寅恪的长女、今年84岁（编者按：时为2013年）高龄的陈流求娓娓道来。通过那些她所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片段，这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代表身上的正与义、情与理，一一得以还原与重现。

存正

慢慢地，他有了个新称呼——“教授的教授”

84岁的陈流求，是一位退休医生。1992年她从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内科退休后，每天看书、上网，和亲友摆摆龙门阵，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宁静。

忆起父亲，往事如潮水般推及眼前。

“每每回想起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就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他们舒畅时我们轻松愉快，他们忧伤时我们心情沉重，正如父亲诗中所言——‘也同歡樂也同愁’。”

在采访之前，陈流求有一个郑重的叮嘱：“引用父亲原话时请一定要用繁体字，这是他的遗愿。”

恪守传统，严谨细致，这些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融入陈寅恪的为人治学中。

清朝末年，陈寅恪出生在一个重视传统文化、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陈宝箴是著名的维新派政治家，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年轻时就怀有宏大的理想与抱负。怎奈生于乱世，内外环境的干扰，使他在实现自己追求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但即便如此，他没有放弃目标，艰难前行，终身治学，始终是为了以学问报效国家。”女儿的话，道出了陈寅恪一生执着为学的因由。

陈寅恪曾给女儿讲起过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留学经历。

东渡日本时，陈寅恪还不到12周岁。在日期间，伙食甚差，每天带的便当里仅有一点酱萝卜佐餐。后来在德国留学时，由于国内官费不能按时汇到而经济窘迫。除听课外，他常整日在图书馆里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虽然日子贫苦，但也自有富足。

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辗转游学的18年里，他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蒙文、藏文、波斯文等22种语言。此外，还学习了物理、数学、天文等知识。

在陈流求的印象中，“最初父亲是对理科有兴趣，他想学习物理、数学之类，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文史。”因为在海外求学的过程中，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但相关研究却没有跟上。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只是为了得到一张文凭，而陈寅恪读书却天马行空，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就去旁听。不为学分，不为文凭，获取知识是他的全部目的。

也正是因为不为文凭而读书，他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他的东方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所以，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不久，虽然没有远播的声名，没有闪光的文凭，36岁的陈寅恪，还是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几位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教授，共同位列“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与当时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喜穿西装革履不同，陈寅恪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袍马褂，是清华园里出了名的“国货式先生”。

“他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裹着书本。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而讲其他课，则用不同的深颜色包袱布包着书。”这个细节，对陈流求来说清晰如昨。

而让清华师生更为印象深刻的，是陈寅恪的博闻强识、旁征博引和推陈出新。“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起，即使每年开一样的课程，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所更新，绝不能一成不变。”

就这样，他的课不仅吸引了很多学生，而且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跑来听他的课。慢慢地，陈寅恪有了个新称呼——“教授的教授”。

义正

情愿眼睛瞎，也坚决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陈流求的名字，是父亲起的。

她说自己出生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但父亲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求”是台湾的古称，于是他把“流求”作为女儿的名字。妹妹“小彭”的名字，也是他亲自起的，隐喻的是澎湖列岛。

“他是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当时被日本侵占、原本属于我们中国的台湾、澎湖，勿忘历史，勿忘国耻。”

身处乱世，磨难重重。

1937年，北平沦陷。消息传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日夜忧愤，以致卧床不起，又拒绝进食服药，不久辞世。

父亲离世，让陈寅恪难以承受。陈流求记得，“当时，因忧愁国事、家事，父亲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右眼视网膜脱落，要立即手术。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治疗。因为若接受手术治疗，需要疗养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久留北平，父亲怕会遭到日伪逼迫。他情愿眼睛瞎，也坚决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家人陪同游北平中山公园，1935年。前排左起：陈寅恪、唐筼、张梦庄、喻徽、陈小从、陈流求、陈小彭、陈封犹、黄国巽、贺黔云；后排左起：陈三立（散原老人）、陈登恪、陈隆恪、陈封雄

为了不在敌占区当亡国奴，陈寅恪带着全家从北平出发，经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云南到四川，辗转流离，跋涉了11个省。陈流求算了下，前前后后，一家人搬了10余次家。

颠沛流离中，打击接踵而至。

居无定所，生活困苦，孩子年幼多病，夫人身虚体弱，自己的左眼也一点点看不见了……而最让他心痛的，是凝聚了自己十数年心血所收集的书籍和资料，大部分毁于战火，还有很多随身带着的书竟被人盗走了。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没了书，这就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直到今天，陈流求还记得父亲当年在桂林城外的良丰镇雁山上一个茅草屋里伏案笔耕的样子。“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个大箱子，他坐的就是一张小木凳，双腿只能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半天，他也不抬头。屋顶有时漏雨，也不大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可他好像全无知觉。”

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寅恪凭着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在大灾大难面前，陈寅恪用尽心力写下了对民族的义。

刚正

挂起一块小黑板，逼仄的阳台成了明亮的课堂

1944年12月12日，一个阴冷雾重的早晨，陈流求被父亲差使，去课堂上通知学生们那一天无法上课了。

这一年，陈寅恪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授课。由于长期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视力越来越差。那时候成都的天气大多是阴天，为了省电他白天不开灯，光线很不好。“在小的油印格子上，父亲的眼睛已经没办法把学生的名字和分数一一对应了。”所以期末考试时，陈流求曾帮父亲负责登记成绩，再口述给父亲复查。

就在那个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了光明。在右眼失明7年多之后，56岁的陈寅恪连左眼也看不见了。

失去光明的最初几天，陈寅恪的心情忧郁低沉。“全家被一种悲哀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我们觉得，这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陈流求回忆道。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但很快，他就平静了。他心里的亮光没有灭。“不久，父亲就开始学习怎样在目盲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后来，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陈寅恪带着一家南下广州。为了照顾他，上课地点从教室转到了家里。挂起一块黑板，摆上几把小课椅，逼仄的阳台成了明亮的课堂。

可随着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陈寅恪干脆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踽踽独行。

“父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曾经，陈寅恪要出一本书，出版社要求改动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词拒绝了，结果那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这种坚持或倔强，不是固执，而是陈寅恪做学问的态度，是他一生的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流求那时常听父亲对她们姐妹三个说：“我不会以年迈为借口而休息，我要坚持做学问。”他也是这样做的。“父亲在目盲且晚年又遭股骨颈骨折不能站立的情况下，继续完成了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此后仍未辍笔，依旧著述。这一点对我们影响至深。”

又何止是影响女儿的一生？在黑暗中，他拼尽全力为民族为后人留下的，是一束无比珍贵的回望历史之光。

1939年暑假，陈寅恪全家于香港九龙山林道寓所。左起陈美延、陈寅恪、陈流求、唐筼、陈小彭。

身正

对女儿们有个特殊要求，那就是数学要考100分

在世人眼中，陈寅恪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国学大师，但在女儿陈流求的眼中，父亲和清华园里的众多大家学者相比，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他只是一位可亲可敬的父亲，一位严谨治学的学者，一位纯粹的中国文化人。”

陈寅恪遍游欧美，在生活上却从不染习不好的所谓 “洋气”，一直生活节俭、廉洁自爱。有一次，在美国，一位与其相知的朋友知道陈寅恪将返国后，特意买了一份名贵的礼物以作纪念，但陈寅恪以不便携带为由婉拒之。

作为一名研究文史的学者，陈寅恪对女儿们有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数学要考100分。陈流求说：“父亲要求我们不管学什么专业，数学一定要好，逻辑思维要严密。”

其实，那也是陈寅恪对自己研究文史所提出的苛刻目标。“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要尽力提高史学的科学性。”

陈寅恪空闲的时候，常会选择一些唐诗教孩子们背诵，陈流求直到现在仍能清晰地背出好多诗句，如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父亲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须读四书五经。但说来惭愧，我有负父亲教导，没有好好研读。”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陈寅恪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陈流求上小学时，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第一名，还获得了奖品，于是高兴得又蹦又跳地回家，暗想肯定会得到父母的奖励。哪知父亲看了成绩单后，问道：“你是不是比班上不少同学年龄大一些？那自然应该考得好些，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从那以后，家里孩子即使考试获得高分，也都不会很在意了。

要是女儿考试考得不好，父亲又是怎样的态度呢？陈流求回忆说：“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也从没有因为我们考试成绩不好而发脾气。”

对于陈流求姐妹三个的事业发展，陈寅恪从不干预。陈流求因为从小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二女儿陈小彭学了生物。只有三女儿陈美延曾经和陈寅恪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但陈寅恪说，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最终陈美延选择了化学。

陈流求说，“父亲不但不干涉我们的事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让我们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这也许就是陈寅恪留给女儿们的最大财富。

对话

一生学问报国家

解放周末：近几年，社会上有股“陈寅恪热”，比如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书籍就超过了2000种。您如何看待这种“热”？

陈流求：我父亲生前特别不愿意当学术明星，最不喜欢成为公众人物。他说过，希望后世能够遇到有缘之人。按我们的理解，他所谓的有缘之人，就是能够在思想上和他产生共鸣的知音。

解放周末：您觉得陈寅恪先生身上的什么精神是最值得后世仰望和学习的？

陈流求：第一，信念坚韧执着；第二，治学严谨创新；第三，“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出自于《陈寅恪集》“赠蒋秉南序”）。

解放周末：他对您个人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流求：父亲治学非常严谨，做历史研究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他常常叮嘱我学医万不能马虎，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作为一名医生，要对每位病患负责，不严谨是万万不行的。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父亲传奇的一生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陈流求：作为后辈女儿，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评说我的父亲。不过对父亲来说，一生以学问报效国家，他是做到了。

（本文汇编自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新华网、解放日报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