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每经评论员 胥帅
近日，以大疆、美的为代表的科技与制造巨头，纷纷叫停加班文化，推行“反加班”政策。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写入文件，企业“反加班”的举措与政策方向高度契合。
加班，本质上是个体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当工作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如工资报酬、成就感等，高于闲暇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即休息、消费带来的愉悦感时，个体往往会选择继续工作；反之，则会停止工作。
传统加班文化存在明显问题，企业常通过“996”“大小周”等隐性压迫手段，或者以“狼性文化”进行道德绑架，打破了原本劳动与闲暇的均衡状态。这种做法迫使员工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导致员工的效用曲线失衡。员工闲暇时间被严重挤压，消费行为也随之减少。而“反加班”则对促进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在企业“反加班”的潮流中，需要警惕形式主义。若员工的考核指标保持不变，那么“到点下班”很可能演变成“将工作带回家”。居家加班使得劳动时间被动延长，工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加班”。
在制造业、互联网等工作强度较高的行业，加班工资常常被当作增加劳动效用的手段。部分企业采用“底薪+高加班费”的薪酬结构，将员工总收入的很大比重与加班挂钩。尤其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些员工为了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需要依靠高工资维持生活。
如果在工资考核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贸然降低加班时间，一些员工可能会反对“反加班”政策。
综合整治加班文化，需要企业、政府、劳动者三方协同努力。真正的进步并非要彻底杜绝加班，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劳动者能够在自由决策中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当工作不再是出于生存压力的被迫选择，而是成为个体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时，“反内卷”才能成为可持续的新常态。
政府方面，要明确工时边界，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现行法律对“隐形加班”的认定较为模糊，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将“非工作时间通信响应”纳入加班范畴。
企业要展现出“反加班”的诚意。一方面，保留较高的加班工资，尊重个体自主选择加班的权利；另一方面，设定工时上限，提高基础工资占比，调整工资结构。
对于劳动者而言，要着力提升工作效率，尽可能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完成任务。工作结束后，不要在岗位上无意义地“逗留”，逐步养成良好的“准时下班”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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