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Nelson（1930–2025）：演化经济学家与创新研究学者

本文系统梳理了Richard Nelson在创新经济学与新兴创新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研究聚焦Nelson的基础理论成果，同时剖析其政策影响力，以及在指导学生、提携青年学者方面的贡献。

此外，本文强调了他作为核心学者在过去60年间推动创新研究学科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构建不断延伸的国际学术网络，将开放、协作与学术包容的价值观注入这一研究领域。

01、引言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得知Richard R Nelson教授与世长辞。六十余年来，Dick Nelson（注：Dick是Richard的昵称，也是学界对他的普遍称呼）以其深邃的理论洞见与广博的实证经验，推动了科学政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其开创性贡献往往能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他于1959年发表的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经济学的论文，开创了科学政策研究的新纪元。1962年由他主编的《发明活动的速度与方向》（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一书，在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被盛赞为“开启了技术变革经济学研究的现代篇章”（Lerner和Stern，2012：1）。1982年，他与Sidney Winter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将经济理论置于演化框架下进行重构，突破了经济学对物理学认识论模型的传统依赖。1988年与Giovanni Dosi、Chris Freeman、Gerald Silverberg和Luc Soete共同编写的《技术变迁与经济理论》（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一书，不仅构建了模拟创新经济效应的理论工具，更为国际贸易及不同国家、不同产业情境下的创新体系运行机制提供了实证洞察。1993年，由他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则深化了创新体系的实证基础，在Chris Freeman和Bengt-Åke Lundvall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上拓展了创新体系领域。

纵观其学术生涯，Nelson始终在开拓性个人研究与合作项目间保持平衡，通过不断扩展的学术网络与政策实践，构筑起创新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研究框架。无论是学界泰斗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他总是以谦和之姿倾听各方声音，给予睿智建议与真诚勉励。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广受敬仰的学术大师的思想光芒持续启迪着后辈学人。

本文首先追溯Nelson的学术背景及早期在兰德公司的研究经历，继而探讨他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期与萨塞克斯大学SPRU及其他欧洲学术机构的学术互动，随后聚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学术贡献。本文着重解析Nelson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将评述其政策影响与育人成就，最后通过人物侧写呈现Nelson的人格魅力。

02、教育背景与早年在兰德公司的职业生涯

Richard R. Nelson于1930年出生在纽约市。他最初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就读了两年后，转学到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并在1952年取得了学士学位。1956年，他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是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于195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第一篇期刊文章，题为“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lson, 1956）。正如后续会详细介绍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议题一直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研究主题。

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短暂的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回到欧柏林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57年，Nelson加入了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那里，他与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合作，开始深入研究研发活动与技术变革的经济学。这个研究团队由Burton Klein领导，成员包括Armen Alchian、Kenneth Arrow、Bill Meckling、Merton Peck和Sidney Winter。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尼克”号（Sputnik），这使美国上下大为震惊，开始促使美国政府和学界更认真地思考科学研究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Nelson于1959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简明经济学”（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一文。在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他探讨了许多关键问题：比如社会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是否足够、为什么企业部门没有更多地投资基础科学研究、我们为何无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科研投资水平，以及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为了更生动地展示Nelson深入浅出的表达风格，下面引用他解释企业部门为何不愿大量投入基础科研的一个经典回答：

“很少有企业的业务范围广泛到能完全受益于基础研究所开启的所有新技术可能性。如果要在自己未涉足的领域获取新知识的经济价值，企业必须通过专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方式，并将这些专利出售或许可给相关产业的企业。然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通常并不会立即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技术，因此也很难快速形成专利。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新知识会作为其他研究项目的关键输入要素，而那些后续的项目才可能最终产生出具体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且能够申请专利的成果。因此科学家们长期主张科研成果应该自由且广泛地传播，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界的定律和基础的科学事实都不能被申请为专利的原因所在。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单个企业通常无法通过专利来独占其基础研究所创造的全部经济价值。”——（Nelson，1959：302页）

对我们后来几十年里进入科学政策研究领域的人来说，这篇文章几乎是必读的经典之作。与当代的学术论文相比，它显得尤其独特：文章没有摘要，没有正式的参考文献列表，除了偶尔在脚注中引用少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其他政府报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对以往学术著作的引用。这并不是Nelson学术上的疏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怎么探讨过与科学相关的问题。

1960年，Nelson被聘任为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卡内基梅隆大学前身）的副教授。一年后，他加入了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那里，他组织了一场重要的学术会议，召集了几乎所有致力于更系统地理解科学、技术变革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美国研究者。会议成果于1962年出版，书名为《创新活动的速度与方向》（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这本书堪称美国创新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Nelson在书中撰写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导言，试图将此前分散的各种研究工作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更为系统完整的框架（Nelson，1962）。

1964年，Nelson回到兰德公司工作至1968年。在这一阶段，他发表了三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全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该期刊被视为美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第一篇（1964年）关注的是“总生产函数与中期经济增长预测”（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Nelson, 1964）。第二篇（1966年）是他与Edmund Phelps（后来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合作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Nelson and Phelps, 1966）。第三篇（1968年）提出了“制造业国际生产率差异的扩散模型”（A ‘diffus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Nelson, 1968）。与1959年的经典论文不同，这三篇文章都紧密结合当时的经济学文献与数理、计量方法，并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政策含义，例如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教育的社会价值，以及指出了一个常见假设的不足——即仅仅用“资本积累不足”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不恰当的。

Nelson对创新、投资和经济增长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一直很关注，这种关注也体现在他1967年出版的《技术、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Technology,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一书中。这本书是他与兰德公司的同事Merton Peck、Edward Kalachek合著的。这本书开篇即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

“在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文献中，技术进步就像漂浮在空中的因素一样，它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其贡献有时是用扣除了其他因素后剩下的增长率（即索罗剩余或残差）来估计，有时直接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来代表技术进步的作用。”——Nelson et al.（1967：1）

该书进一步将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增加富裕的最重要方面可以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这一观点与Moses Abramovitz和Robert Solow等人的重要研究成果相一致，这些研究表明，仅靠资本积累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而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公共政策在教育和科技支持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在此过程中，Nelson等人还指出：“美国社会还未学会如何快速更新其核心机制，以更好地协调技术进步、可量化的进步以及良好而理性生活的其他方面。”（Nelson et al., 1967：148）。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Nelson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月球与贫民窟》（The Moon and the Ghetto）中再次探讨，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了解。

03、耶鲁岁月

1968年，Nelson受聘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随后18年间在该校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曾担任耶鲁大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ISPS）所长。在此阶段，他与Sidney Winter保持着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学术合作，并产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73年，二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apabilities（Nelson & Winter, 1973），探讨经济能力的演化理论；次年，他们在《经济学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发表Neoclassical vs.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Critique and Prospectus（Nelson & Winter, 1974），对比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演化经济学理论，并对二者的研究前景进行评述；1976年，他们携手Herbert Schuette，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论文Technical Change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Nelson et al., 1976），进一步深化了对技术变迁的演化视角分析；1977年，他们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熊彼特式竞争的模拟”（Simulation of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Nelson & Winter, 1977a），并于同年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期刊撰文“寻找有用的创新理论”（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Nelson & Winter, 1977b）。

如前所述，过去六十年来，创新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或许在于演化经济学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替代视角。在其发展过程中，Nelson与Winter的研究发挥了核心作用。在Nelson & Winter（1977b）中，作者系统回顾了既有创新理论，指出现有理论体系的碎片化特征，并批判性地剖析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经济学领域相关研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该研究为二人构建经济变迁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最终催生Nelson & Winter（1982）的代表性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该书在科学政策与创新研究（SPIS）领域被广泛引用，并成为该领域迄今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单部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技术变革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它以新产品、新服务等形式产生“变化”，企业依托这些新产品或新服务展开竞争，而市场提供了一种选择机制，决定哪些技术或产品得以存续与扩展。新产品的开发或服务的创新受到企业内部“惯例”（即标准化的行为模式）的强烈影响；这些惯例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基因的“自我复制”机制。——Martin（2012：1229-1230页）

此外，该书在创新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主张在研究技术与创新时，形式化理论（formal theory）不应凌驾于阐释性理论（appreciative theory）之上。所谓“阐释性理论”，是指以严谨的实证证据为基础，并随着证据的积累而不断演进的理论，而非依赖于形式化数学模型所必需的简化假设，这一观点甚至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学领域。

截至撰文时，Nelson 和Winter（1982）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已被引用超过5万次，据我们所知，这是创新研究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除了创新学者外，该书还被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引用，唯有一个显著的例外——主流经济学。对于许多创新研究者而言，主流经济学对这一成果的忽视，错失了重新审视和拓展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良机。

然而，Nelson的研究兴趣远不止于创新与演化经济学，还涉及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议题。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月球与贫民窟》中，Nelson试图探讨一个长期困扰社会的悖论性问题：

为什么一个刚刚成功实现人类登月并安全返回、根除了小儿麻痹症等顽疾，并且为中产阶级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的国家，却似乎无法为贫民窟的孩子提供有效的教育，无法遏制或显著减缓医疗成本的上升，无法保持空气和水质的清洁，也无法减少毒品成瘾及相关犯罪的发生？——Nelson（2011：681页）

这一主题在其2003年的论文On the Uneven Evolution of Human Know-How中再次被提及。该文深入分析了不同领域知识进步不均衡的原因，特别是对比了医学与教育领域的发展差异（Nelson, 2003a）。

除了1982年的经典著作外，Nelson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发表了三篇与产业、创新与研发相关的高被引论文。其中一篇是1981年发表在《贝尔经济学杂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评估私人企业：对纠结学说的诠释”（Assessing Private Enterprise: An Exegesis of Tangled Doctrine）。他在该文中对众多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即私人企业必然是组织生产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创新方面（Nelson, 1981a）。同年稍晚时候，他在《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差异的研究”的文章（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在文中再次向经济学界提出挑战，指出：

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生产率随时间变化以及跨国比较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显得过于肤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决定因素以及企业间生产率差异成因；新技术的产生、筛选与扩散过程；宏观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Nelson（1981b：1029）

1982年，Nelson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题为《知识在研发效率中的作用》（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R&D Efficiency）的论文。该文的出发点是，尽管需求和能力显然都影响研发资源的分配，但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需求因素。因此，该论文致力于构建关于知识在研发中的作用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发展了Nelson此前关于知识的累积性特征以及学习在能力创造中关键作用的观点（Nelson, 1982）。在耶鲁大学任职后期，Nelson与其耶鲁同事Richard Levin（Nelson早期的博士生之一，后担任耶鲁大学校长）、Alvin Klevorick和Sidney Winter共同开展了一项关于产业研发活动的研究。该研究最终于1987年，也就是Nelson离开耶鲁后的第二年发表。论文题为《产业研发的收益获取》（Appropriating the Returns from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基于对高级研发主管的调查，分析了在100多个制造业中支持从研发投资中获取收益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发现，不同行业在收益获取的程度和机制（如早期领导地位和商业秘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得出结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未必具有社会效益……更强的收益获取能力并不总能带来更多的创新，即使在能够带来创新的情况下，创新的成本也可能过高（Levin et al., 1987：816）”。此外，正式专利保护在支持收益获取方面的重要性在许多行业中较为有限，并且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Nelson在后来的研究中又重新回到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问题上。正如后文将要探讨的，Nelson在晚年再次回归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并在相关领域做出了进一步贡献。

04、与SPRU及欧洲创新研究界的联系

1973-1974年，Nelson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担任访问学者。彼时，他已熟悉Chris Freeman、Keith Pavitt、Roy Rothwell等人在创新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并帮助将这些成果引入美国创新研究界的视野。Nelson在SPRU感到如鱼得水，他尤其看重这里相较于其他大多数大学院系更为广泛的多学科专业知识，并与Freeman、Pavitt（他们是经常在网球场上切磋球技的搭档！）以及Luc Soete、Giovanni Dosi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在此次驻留及后续的定期访问中，他与SPRU的研究人员以及欧洲其他地区SPRU网络成员建立了联系，这为日后众多合作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1980年代后半期由国际高等研究院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简称IFIAS）资助的大型项目。

该项目汇聚了多位学者，他们“对正统经济理论处理‘变革’的方式提出批判性评估”，并得出共识：“任何忽视技术变革根本作用的变革分析……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时机似乎成熟，将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整合到一个连贯框架中，系统批判正统经济理论，并初步勾勒出替代理论的共同要素，以解释技术变革在微观经济行为、结构变迁过程和宏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Dosi et al., 1988：ix）。

该项目的成果是一部由Giovanni Dosi、Chris Freeman、Richard Nelson、Gerald Silverberg和Luc Soete共同主编的650页著作（即《技术变迁与经济理论》）（Dosi et al., 1988），汇集了约二十多位创新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的贡献。该书不仅为该领域建立了共同分析框架，还构建了一个学者网络，在后续岁月中将这一领域紧密联结。

除演化经济学外，创新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创新系统”。Freeman（1987）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但其思想深受Bengt-Åke Lundvall的影响，后者在其1992年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类似观点（Lundvall, 1992）。次年，Nelson主编了《国家创新系统：比较分析》（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Nelson, 1993）一书。该书综合了一项涵盖全球15个国家（地区）创新系统的大型比较研究，与Lundvall的著作共同巩固了这一关键新概念的地位。在极短时间内（部分得益于Lundvall在OECD任职期间的推动），这一概念被纳入各国创新政策，强调构建和加强国家创新系统。

05、哥伦比亚大学时期

1986年，Nelson从耶鲁大学调往哥伦比亚大学，最初担任亨利·卢斯（Henry Luce）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成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乔治·布卢门撒尔（George Blumenthal）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剩余时光，并于2005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科学、技术与全球发展项目（Progr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任。他的研究成果依然丰硕，甚至在与越来越多创新学者的合作中加速增长，他们共同探讨快速发展的创新研究领域中的关键问题。

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涵盖技术与创新及相关政策。例如，他与Michael Tushman共同担任了1990年《行政管理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特刊《技术、组织与创新》的客座编辑。该特刊旨在扩展对技术变革本质及技术与组织之间联系的理论理解，探讨了技术的差异性以及塑造技术变革与创新的组织与环境的特征（Tushman & Nelson，1990）。该特刊中的一篇论文《吸收能力：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Wesley Cohen与Daniel Levinthal合著）是该领域为数不多被引用数万次的论文之一。随后，1992年，他与Gavin Wright在《经济文献杂志》上合作发表了《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兴衰：战后时期的历史视角》（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lson与Wright认为，美国领导地位的崛起最初是19世纪相对丰富的资源与大规模生产技术交织发展的结果，随后大规模投资于教育及公共研发领域，推动了二战后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的兴起。在他们看来，1970年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反映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资源与产品市场国际化削弱了美国的独特优势，导致其技术领导地位的下降（Nelson & Wright，1992）。Nelson在这一时期的大多研究可以归类为以下几个主题。

5.1 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一直是Nelson的研究重点之一。1990年，他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作为进步引擎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Nelson，1990b）。在这篇文章中，他继承了熊彼特（Schumpeter）将技术进步视为演化过程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强调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与支持性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制度也是他在这一时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1994年，他与演化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Giovanni Dosi合作，在刚成立的《演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上发表了《演化经济学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Dosi & Nelson，1994）。后来他与Dosi的合作还包括2010年出版的《创新经济学手册》中的一章《作为演化过程的技术变革与产业动态》（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as evolutionary processes，Dosi & Nelson，2010）

鉴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学派批评，这些批评指出，该理论未能提供对科学与技术作用以及创新如何塑造经济活动的现实描述， Paul Romer（1986，1990）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作为替代方案。几年后，Nelson与Romer在1996年合作发表了《科学、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Scienc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一文，重新阐述了Nelson在1959年提出的观点：由于研发投资的社会回报巨大且无法被任何单一企业完全获取，国家往往在研发上投资不足，而这种不足在“基础”研究领域尤为突出。Nelson与Romer探讨了这种趋势对软件等新兴行业的影响。他们还指出，政策选择可能会重新调整优先事项，但对科学研究的制度框架（如大学和大型公共实验室）进行重大改革可能会对社会福祉构成威胁（Nelson & Romer，1996）。两年后，Nelson（显然仍未完全信服内生增长理论的优点）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在《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增长理论的议程：一种不同的观点》（The agenda for growth theory: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他在文中指出，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本质上无法解释经济增长：

“为了真正理解经济增长，增长理论需要具备以下要素：（1）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本质上非均衡的过程；（2）纳入一种以企业能力及企业间差异为核心的企业理论；（3）在理论中包含比标准增长理论更丰富的制度内容，至少包括大学等机构。”（Nelson，1998：497）

5.2 制度

制度是Nelson研究的第二个重点，这一领域与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对创新系统的研究紧密衔接，特别是关于创新系统中非市场元素的作用。1994年，他在《产业与公司变迁》（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技术、产业结构与支持性制度的协同演化》（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Nelson，1994）。随后，1995年，他在《商业经济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上发表了一篇与之密切相关的论文，题为《产业结构、技术、支持性制度的协同演化与比较优势的形成》（Co-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研究了私人和公共制度、公共项目和政策如何与技术、产业协同演化（Nelson，1995）。多年来，Nelson对制度的关注始终如一。2001年，他与学生Bhaven Sampat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上合作发表了《理解制度作为经济绩效塑造因素的意义》（Making sense of institutions as a factor shaping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在回顾了关于制度的文献后，他们提出了将制度视为标准“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的概念（Nelson & Sampat，2001）。一年后，他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鉴于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与这一领域的学者合作研究“技术、制度与创新系统”（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systems）具有重要意义（Nelson，2002）。

Nelson对制度的研究与他对演化经济学的持续关注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他2003年的文章《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理论》（Bringing institutions into economic growth theory）中尤为明显。他在文中指出，尽管古典经济学兼具演化与制度特征，但这些元素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边缘化，而现在需要重新引入（Nelson，2003b）。随后，他在2008年发表了另一篇Research Policy文章，题为《什么推动了快速经济进步：需要哪些制度？》（What enables rapid economic progress: what are the needed institutions?，Nelson，2008a）。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对制度、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分析，提出了“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这一概念，认为社会技术对“物质技术”的支持在这一分析中起着核心作用。文章的一个关键洞见是，新物质技术的兴起往往需要新制度的支持。与物质技术不同，新制度难以进行“离线”实验，也无法确保这些新社会技术的初始设计能够轻松转移和复制。这表明，新形成的制度可能并不完全适合其目的，这一命题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及《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背景下得到了探讨。《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对使用美国联邦资助进行的研究申请专利。

5.3 大学与公共科学

Nelson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大学与公共科学。1994年，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Nathan Rosenberg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美国大学与工业技术进步》（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advance in industry）一文，分析了大学在推动工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并指出了大学研究的独特优势与局限性（Rosenberg & Nelson，1994）。随后，他与Wesley Cohen、John Walsh合作，于2002年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了《联系与影响：公共研究对工业研发的影响》（Links and impact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D）一文。通过使用卡内基梅隆大学关于工业研发的调查数据，他们评估了大学和政府研发实验室中公共研究的作用，并得出结论：公共研究在某些行业中对工业研发至关重要，并对整个制造业的工业研发具有广泛益处（Cohen et al.，2002b）。2007年，Roberto Mazzoleni与Nelson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公共研究机构与经济追赶》（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catch-up）一文，认为这些机构在经济追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一作用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Mazzoleni & Nelson，2007）。这些文章都强调了大学对能力积累的贡献，既通过培养掌握最新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通过推动知识的进步——这种进步源于多种动机，包括那些不直接与经济回报相关的动机。

5.4 知识产权与专利

Nelson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知识产权与专利。1990年，他与Robert Merges在《哥伦比亚法学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上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专利范围的复杂经济学》（‘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的论文（Merges & Nelson，1990）。随后，他们在1994年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限制或鼓励技术竞争：专利范围决策的影响》（On limiting or encouraging rivalry in technical progress: the effect of patent scope decisions），刊登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 Organization）上。专利范围问题源于专利局的实践，尤其是在美国，专利保护的范围往往比直接应用的范围更广。更广的专利范围允许企业为某项技术的特定应用申请专利，同时主张其保护“范围”涵盖与该专利相关的许多其他应用（Merges & Nelson，1994）。基于专利范围这一主题，1998年，Nelson与Roberto Mazzoleni在Research Policy上合作发表了《强专利保护的收益与成本：对当前辩论的贡献》（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strong patent protec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一文。文章指出，在专利保护范围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有理由担心当前加强专利保护的趋势可能会阻碍而非促进技术与经济进步”（Mazzoleni & Nelson，1998a，p. 273）。

《拜杜法案》对大学专利行为的影响是Nelson研究的一个特别重点。2001年，他在《技术转移杂志》（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上发表了《对美国大学在拜杜法案后专利增长现象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post-Bayh-Dole rise of patent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指出保护开放的公共科学并抵制私有产权对这一领域的侵蚀，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允许大学对由美国联邦研究资助产生的知识申请专利可能会促进新知识向产业的转移，但它也激励大学从这些专利中最大化收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阻碍竞争或进一步研究中对专利知识的使用（Nelson，2001）。Nelson还与David Mowery、Bhaven Sampat和Arvids Ziedonis合作研究这一主题。他们在2001年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美国大学专利与许可的增长：对1980年拜杜法案影响的评估》（The growth of patenting and licensing by U.S. universities: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the Bayh-Dole Act of 1980）一文，认为拜杜法案只是导致大学专利与许可增加的众多因素之一，且它对学术研究内容的影响微乎其微（Mowery et al.，2001）。

2002年，Nelson、Rosenberg和Sampat与Jeannette Colyvas、Michael Crow、Annetine Gelijns以及Roberto Mazzoleni合作，在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了《大学发明如何进入实践？》（How do university inventions get into practice?）一文。他们发现，知识产权和独家许可可能对早期发明最为重要，但对于那些“现成”的对工业有用的发明则相对不重要，甚至可能阻碍其转移（Colyvas et al.，2002）。同年，Nelson与Wes Cohen、Akira Goto、Akiya Nagata和John Walsh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研发溢出、专利与日美两国的创新激励》（R&D spillovers, patents and the incentives to innovat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通过对两国的比较，研究发现专利在日本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这解释了日本行业内研发溢出效应更强的现象（Cohen et al.，2002a）。此外，在2004年发表的另一篇Research Policy论文《市场经济与科学公地》（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cientific commons）中，Nelson阐述了为什么对科学发现的专利化可能对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产生不利影响（Nelson，2004）。

Nelson对知识产权的分析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著称，尤其是与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相比。他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专利政策，结合法律、历史和经济学的知识，并对特定行业技术变革的动态形成深入理解。他挑战传统叙事，常常走在时代前列，其著作拒绝被简单地贴上“支持”或“反对”专利的标签。相反，这些研究体现了一种细致、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学术严谨性和追求真理。

5.5 工业研发

工业研发是Nelson研究的另一个重点。1991年，他在《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为何不同，这种不同为何重要？》（Why do firms differ, and how does it matter?）的论文，对比了主流经济学家与创新学者的观点，前者存在忽视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差异的倾向，而后者认为这些差异应成为研究的核心（Nelson，1991）。

1995年，Nelson与耶鲁大学的前同事Klevorick、Levin，以及长期合作者Winter（当时已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再次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行业间技术机会差异的来源与意义》（On the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探讨了“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的概念，这一直观上颇具吸引力的观点认为，某些研究领域比其他领域更有可能推动工业创新。他们区分了技术机会的三种来源：科学理解或技术的进步、来自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的溢出效应，以及企业内部能力的积累。基于耶鲁工业研发调查的实证数据，他们观察到，这些来源的利用程度取决于每个行业的研发支出水平以及该行业对科学的依赖程度（Klevorick et al.，1995）。

5.6 其他主题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有人呼吁美国政府效仿阿波罗计划或曼哈顿计划，启动一个应对项目。2010年，David Mowery、Ben Martin与Nelson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技术政策与全球变暖：为何需要新的政策模式（或为何新酒不能装旧瓶）》（Technology policy and global warming: why new policy models are needed (or why putting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won't work)）一文，阐述了为何需要一种不同的政策应对模式来应对这一新挑战。文章指出，全球变暖问题在规模和多样性上与其他挑战不同，且对现有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分散式实验与学习，以逐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Mowery et al.，2010）。

2012年，Dominique Foray、David Mowery和Nelson担任Research Policy特刊的客座编辑。他们在特刊的引言《公共研发与社会挑战：任务导向型研发项目的经验教训》（Public R&D and social challenges: what lessons from mission R&D programs?）中重申，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不是应对当今挑战的合适政策模型。然而，他们认为，设计良好的任务导向型研发项目可以借鉴以往项目的经验，以应对气候变化或疾病大流行等当前挑战（Foray et al.，2012）。

5.7 著作

除了期刊文章，Nelson还主编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源于他努力将现有研究网络中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并持续吸收其他相关研究者。Nelson通常扮演着“召集人”的角色，负责明确团队的共同目标，并在研究者撰写初稿时担任建设性批评者的角色。

这些著作包括1994年与William Baumol、Edward Wolff合编的《生产率趋同：跨国研究与历史证据》（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该书收录了多篇论文，回顾了关于“趋同假说”的研究动态。该假说认为，某些国家“正在经历一个使其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逐渐趋近的过程”（Baumol et al.，1994：3）。1995年，Nelson与Sylvia Ostry出版了《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在书中警告了那些主张以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应对美国技术领导地位下降的人（Ostry & Nelson，1995）。199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经济增长的源泉》（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汇集了他此前关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以及塑造技术进步并反过来被经济增长过程所改变的社会制度”的多篇论文（Nelson，1996a：1）。此外，在1992年启动的一个项目中，他与David Mowery合作编辑了《工业领导力的源泉》（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该书于1999年出版，汇集了对七个领先行业演变的研究，探讨了这些行业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展。通过分析，书中识别了导致跨国和跨行业差异的因素，从而帮助解释了国家间工业领导力模式的差异（Mowery & Nelson，1999）。

2000年，他再次与Dosi和Winter合作，编辑了《组织能力的本质与动态》（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该书汇集了组织能力研究领域20多位顶尖学者的贡献（Dosi et al.，2000）。同年，他还与Linsu Kim合编了《技术、学习与创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Technology， Learning，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书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权威学者探讨了这些国家如何取得成功，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Kim & Nelson，2000）。

2002年，他与Benn Steil、David Victor及外交关系委员会合作，编辑了《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汇集了约20位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原因及其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权威而详细的分析（Steil et al.，2002）。2004年，Mowery、Nelson、Sampat和Ziedonis将他们关于大学专利与技术转移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书，命名为《象牙塔与工业创新：拜杜法案前后的大学—产业技术转移》（Ivory Tow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Before and After the Bayh-Dole Act）。书中强调，大学的公共使命必须居于核心地位，许可实践应有利于专利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Mowery et al.，2004）。

在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Nelson与Jan Fagerberg、David Mowery合作，编辑了《牛津创新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该书于2004年出版，汇集了20多位创新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贡献，总结了该领域的前沿成果（Fagerberg et al.，2004）。在接下来的十年中，Nelson带领包括Giovanni Dosi、Franco Malerba和Sidney Winter在内的一批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编写了《现代演化经济学概述》（Moder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 Overview, Nelson et al., 2018），作为这一快速发展领域的参考手册。

还有一本书值得一提。Nelson从早期就强调“阐释性理论”（appreciative theory，即从观察和实证分析中汲取灵感的理论）是研究创新最有效的方法。在2010年代，Franco Malerba、Luigi Orsenigo、Sidney Winter与Nelson合作，开发了“历史友好型”创新模型。这些模型融合了演化经济学的关键要素，例如能力、战略和组织各异的有限理性企业。这些企业遵循惯例，并参与新市场和新技术的搜索过程。这些模型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友好型”，是因为它们考虑了企业运营的具体背景——技术、产业、需求和制度——并试图复制实际历史经验的主要特征。他们的著作《创新与产业演化：历史友好模型》（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History-Friendly Models，Malerba et al.，2016）呈现了计算机、半导体和制药行业的历史友好型模型及其构建方法。

5.8 尾声

很少有学者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十年中持续发表学术成果。Nelson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56年，而他在2020年代依然继续发表期刊文章，重新探讨了他早期的一些主题，例如《演化经济学的演化视角》（A perspective on the evolu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和《论“理性历史”》（On reasoned history）等论文。他的最后一篇期刊文章似乎是2022年发表在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的《经济系统问题再探》（The economic system question revisited）。这篇文章恰如其分地对主流经济学发起了最后一次猛烈抨击：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将现代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视为‘市场经济体’——这一观点出现在大多数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为大众提供了经济学教育——极大地简化了这些经济体实际组织和提供多种商品与服务以满足其多样化需求的复杂行为。这些经济体确实广泛利用营利性企业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然而即使在市场机制占主导的领域，也几乎总是存在着重要的非市场机制。而对于这些经济体提供和使用的许多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非市场制度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市场机制则处于次要地位。认识到这种简化倾向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解决那些被广泛认为表现不佳的领域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Nelson，2022：591）

最后（或许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Nelson与Kurt Dopfer、Jason Potts和Andreas Pyka合作，编辑了《Routledge演化经济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该书于2023年底出版。这本书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供了演化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综述，并探讨了该领域的新兴趋势和问题。演化经济学是他与Sidney Winter在40多年前共同创立的领域，这本书为他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Dopfer et al.，2023）。

06、Nelson学术影响的广泛维度

6.1 政策影响力

尽管前文聚焦于Nelson的学术研究与著作，但是他多年来亦深刻影响着美国科技与创新政策走向。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论文，为学界理解公共投资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Nelson曾任职于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彼时该智囊机构正值影响力巅峰期，其建言直接推动了联邦政府太空探索与生物医学研究等重大项目的实施。

1970年代，Nelson通过与OECD及让·雅克·萨洛蒙（Jean-Jacques Salomon）组建的专家组合作，显著提升了其国际科技政策影响力。至1980年代末，他将研究重心转向“转型经济体”，尤其是苏联。在奥地利拉克森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主持的东西方联合项目中，Nelson与Richard Levin、Merton Peck等西方著名学者，同苏联学界代表（包括后来担任叶利钦政府科学部长的鲍里斯·萨尔蒂科夫）共商苏联科学体系重构蓝图。1990年代，他与Howard Pack关于亚洲“四小龙”的研究，对这些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Nelson对1980-1990年代主导经济政策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日渐疏离，他在美国的直接政策影响力有所减弱。尽管如此，他通过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等非政府顾问组织提供的非正式建议，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亟需的审慎洞见。更重要的是，Nelson通过培养的众多博士生间接影响着全球政策——这一影响力渠道在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显著。其理论与历史研究表明，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审视专利政策需因情境而异，尤其在累积性创新领域。他力证科学公地（scientific commons）的学理支撑，质疑“强化专利必然促进创新”的固有假设。关于发展中国家专利政策的研究，更以同等深度与精微视角回应了全球化挑战。

6.2 教师、导师、引路人

在学术竞争日益激烈、狭隘纷争不断的学术世界中，Nelson始终是最平易近人的学者。他总愿倾听、建议、鼓励他人。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他与越来越多的创新学者合作，不仅包括顶尖学者，也包括初露锋芒的年轻才俊。尽管研究产出惊人，他始终为他人留出时间，乐于助人。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尤其受惠于Nelson。他对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的影响深远而持久。例如，一位耶鲁大学二年级学生偶然走进Nelson的办公室寻求论文指导：

“我原以为他会快速签字后离开。但Dick邀请我进办公室，花了近一小时了解我的兴趣和背景。当时我只是一名大二学生，而Dick可能正忙于完成《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但他却愿意花时间与我交流……我们甚至开设了一对一课程，他布置阅读材料，我撰写报告，然后讨论。至今我仍感幸运——Dick竟愿意为一名本科生付出如此多时间。”

这位学生就是加里·皮萨诺（Gary Pisano），他由此踏入创新研究领域。另一位学生回忆，即使作为本科生，Nelson也鼓励他旁听研究生课程：

“他的课与众不同。他不用教科书，努力让学生接触不同视角（当时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产业政策），强调在形成观点前需全面理解各方论点。当你意识到许多问题实则复杂时，他会报以微笑和赞许……后来我作为博士生，Dick帮助我在保守的主流经济学项目中坚持下来，同时引导我接触‘非正统’文献……他让我参与跨学科、跨机构的学术会议，展现了他的‘超能力’：汇聚不同观点者，倾听并推动讨论，最终形成超越个体贡献的共识。”

二十年后，这位学生（Bhaven Sampat）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elson对博士生群体的影响远超其直接指导的学生。他是“竞争力与合作博士生会议”（CCC）的创始成员之一。该会议旨在培育美国商学院内的新一代创新学者共同体，迄今已举办数十届，数百名学生从中受益，许多人以Nelson的慷慨精神回馈成为研究生导师。

Nelson与萨塞克斯大学SPRU、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ERIT等机构的紧密联系也让他与更多学生接触。一位曾访问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的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生回忆：

“我惊叹于他办公室的藏书……讨论中，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与Dick Nelson会面，紧张地在笔记本上疯狂记录。他突然看着我说：‘先别急着写，仔细想想……如果脑子里不清楚，纸上也不会更清楚。’至今，每当我陷入慌乱，仍会默念‘仔细想想’。”

这位学生是Davide Consoli，现为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创新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INGENIO）资深成员。Nelson的指导风格与学术遗产提醒后人：在“不发表就灭亡”的学术压力下，保持创造力与好奇心至关重要。他的价值观、非教条的理论根基以及慷慨的指导，将继续通过受其影响的学生与学者代代相传。

07、Nelson其人

Nelson广受学界爱戴与敬重。他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尤其是其开放胸襟与学术气度，与Freeman、Rosenberg等奠基者一脉相承，共同塑造了这个最初被称为“科学政策”、现在更普遍地被称为“创新研究”的学术领域。正因如此，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至今仍幸免于诸多其他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过度竞争风气及其伴随而来的纷扰。

Nelson曾在萨塞克斯大学SPRU国际顾问委员会任职多年，为历任中心主任及众多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建议。他同样为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院（MERIT）及曼彻斯特大学（其职业生涯后期曾任教于此）等机构提供建议和帮助。晚年时期，他在Lundvall等人创立的全球学习、创新与能力建设系统经济学网络（GLOBELICS）中发挥突出作用，该网络旨在为南北半球互动学习提供平台。例如，他曾在2018年雅典第十五届GLOBELICS会议上发表开幕演讲，并积极参与里约热内卢、萨拉托夫、特里凡得琅及北京等地举办的系列会议。他也是2023年GLOBELICS “致敬Richard R Nelson教授”纪念会议的主角。此外，在创新研究联盟（CRIS）2021年举办的创始讲座中，他与Franco Malerba展开深度对谈，该联盟专为支持全球南方青年学者成长而设立。

Nelson长期担任Research Policy期刊编委，助力编辑团队提升刊物的学术声誉。该期刊共发表了Nelson的21篇论文，首篇暨最高被引文献为1977年与Sidney Winter合著的《寻求有用的创新理论》（《美国经济评论》以15篇位列其后，末篇发表于1991年）。

Richard Nelson荣膺丁伯根奖（Tinbergen Award）、里昂惕夫奖（Leontief Award）、凡勃伦-康芒斯奖（Veblen-Commons Award）及本田奖（Honda Prize）等诸多殊荣，身兼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名誉主席等职。2022年，他获得了美国管理学院技术与创新管理（TIM）分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他也被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路易·巴斯德大学及奥尔堡大学等授予荣誉学位。虽与诺贝尔奖无缘，Nelson坦言并不为此感到失望。然而，2011年其女婿Saul Perlmutter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尤感欣喜——该奖项表彰Perlmutter在宇宙膨胀研究中的突破性发现：宇宙扩张速度并非如既往推测因引力作用减缓，而是呈现加速态势，推测由某种未知新作用力所致。

Dick Nelson将被其家人、朋友与同僚深深怀念。若没有Nelson及其卓越贡献，创新研究领域将截然不同。尽管熊彼特被公认为是创新研究奠基人，但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犹如“旷野中的呼声”——自熊彼特1950年去世后，其学术遗产多年间未得彰显。正是身处美国的Dick Nelson与Chris Freeman等欧洲学者共同努力，复兴熊彼特学派思想，为创新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方成就今日全球数千学者汇聚的繁荣学术共同体。吾辈皆受惠于其不朽功业。

致 谢

本文堪称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成稿恰如其分地受益于Dick Nelson参与创建并维系的国际学术网络中的诸多同仁，他们在本文的快速筹备过程中积极响应。作者特别感谢以下学者的贡献：David Mowery，撰写了关于Nelson的政策影响部分）；Franco Malerba，对历史友好模型提供洞见；Gary Pisano、Bhaven Sampat与Arvids Ziedonis，他们分享了师从Nelson的珍贵回忆。Maria Savona亦提供了重要建议。此外，本文初稿曾受益于Jan Fagerberg、Maryann Feldman与Luc Soete的细致点评。

本文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SPRU中心Ben Martin和Edward Steinmueller发表于Research Policy 的文章Richard R Nelson (1930–2025): Evolutionary economist and innovation scholar，2025（54）：1-11，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组师生翻译，以此表达对Richard R. Nelson教授的敬意与深切怀念！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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