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中山陵：

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文 | 李恭忠

本文原载《中国研究》第三辑（2006年）

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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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陵的由来

1925年3月12日，“倡导共和，肇我中夏”的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人随即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丧事。4月2日，灵柩移往碧云寺“暂厝”，接下来的主要任务便是为他在南京修筑墓地。

孙中山遗体暂厝香山碧云寺

20世纪前期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其他名人，死后大多归葬故里，比如袁世凯归葬河南项城，冯国璋归葬于河北河间，黄兴归葬于湖南。但孙中山却最终葬于南京紫金山，并且这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早在1912年春，他就流露过死后归葬钟山的念头。据《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第1张第3版报导，孙中山在逝世前夕明确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这一选择，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关联，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继承和超越传统族裔认同、建构新式国家形态的抱负。作为六朝古都，在满族统治中国的清代，南京的前朝宫殿和皇陵，都凝聚着汉民族的历史记忆。位于紫金山南麓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对孙中山而言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客观上说，孙中山与朱元璋有一定相似之处，当时人包括孙中山自己以及国民党人在内，也多将孙、朱比而论之。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即亲率数万将士，赴明孝陵举行盛大典礼，声称清廷覆亡“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牍启后人，成兹鸿业”，因而要来当面称颂其“驱除光复”之伟勋。1925年孙中山逝世，范龙光挽联云：“……与明帝孝陵同寝，古今革命两英雄”。但孙中山毕竟身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与朱元璋不同的理念和追求。正如傅四维挽联云：“……泉路若逢朱太祖，谈至元亡清覆，功业相同，君主民权，公私各异……”因此，后来中山陵选址时，葬事筹备处各位成员，包括孙科、宋庆龄，都强调墓址地点应高于明孝陵，并且“不可使人在更高处建墓”；确定中山陵碑石的大小时，也度量过明孝陵神功圣德碑。

南京明孝陵远眺

另一方面，孙中山这一选择，表明他非常看重“南京”这一空间符号的象征意义，并且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关于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焦点。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将中国造就为现代国家，南京则见证了这一求索道路的巅峰和遗憾。可以说，南京是孙中山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未竟期望的寄托。选择葬身南京，等于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强烈的讯号，与他那句著名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一道，时时提醒他们谨记孙氏倡行的现代革命历史，并继续完成其改造国家的未竟之志。

不过，对于国民党人来说，本着崇德报功之意修筑中山陵、安葬孙中山，只是他们考虑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运作层面的考虑，那就是将“孙中山”塑造为一个巨型的公共符号，通过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纪念物，包括墓葬，来塑造主流历史记忆，营造新式象征权威，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在另一份与孙中山纪念物有关的宣传文告中，国民党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理解。1925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筹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党立《广州民国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

……人从来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间往往以一种建筑物，把那种共同生活表征出来。……对于家族，对于神教，昔人还有一种公共的建筑物，去表现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来，而现在到了国家主义的今日，没有一种东西所以象征‘国’的，岂不是使人民陷于不知所以团结之危险乎？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征，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昔日祀祖、拜神，今者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同是一理；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

这篇社论可谓淋漓尽致，对当时中国人的认同状况分析得非常透彻。修建中山纪念堂、修筑中山陵，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针对此种现实形势的积极应对之举。

不仅如此，国民党人还把孙中山的墓址选择，当作新式中央权威的象征。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展，从1927年4月初开始，国民党人即反复鼓吹南京为“我总理夙昔所主张，指定为永久国都，故遗嘱将陵墓设置于此。凡我民众，共喻斯旨……”在一片呼吁和赞同声中，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南京开始办公，并于当天举行迁宁典礼。国民党新一代权力核心蒋介石发布“告全体将士书”，宣称“……国民政府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为总理指定的都城，在历史上亦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而屡次建立的都城，邦国之基，自此永奠……”

中山陵

中山陵的“创作者”包括两部分：国民党人和工程建筑方面的专业人员。前者是组织者，起着主导作用；后者则是参与者，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国民党人期望“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而工程建筑界也积极呼应。二者在修陵事务上的合作，体现了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某种趋向，即党派的政治追求与社会领域的职业关怀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0年代中后期是个动荡之秋，内部经历了复杂的分化重组。但我们看到，葬事筹备处前后两届人员构成，既包含了声望卓著的党内元老如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张静江等，也吸纳了风头正健的政治新秀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既有原广州阵营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也有西山会议一系的右派和中间派；既以国民党内的实权派为转移，又为党内在野和中间派人士保留着空间。这表明，葬事筹备处事实上成为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尽管国民党内始终存在着权力纷争，但在继承中山衣钵、接续国民党历史资源方面，国民党人还是表现了相当一致的认同。

专业人员方面不能不提及吕彦直。他不仅设计了中山陵，还受聘为中山陵的建筑师，负责草拟所有工程合同、制订所有工程用图和工程条例、解释工程用图和工程条例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审核工程用料、督察指导工程进行、编记工程帐目、工程验收、签发工程付款证书、裁决工程进展中出现的所有加帐延期损失等纠纷。

吕彦直先生

陵墓即将落成之际，他不幸因病逝世。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6月11日发布褒扬令：“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识优长，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划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勋，惋惜殊深，应予褒奖，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随着中山陵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作为其设计者和受聘建筑师的吕彦直，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愈益扩大，直至被后人尊为现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

关于吕彦直逝世的报道

二、空间的界定

孙中山选择死后安葬于南京紫金山，按照他的意思，是“向国民乞此一块土以安置躯壳”。可是，一旦去世之后，墓地究竟修成何等规模便由不得他了。据《晨报》1925年3月29日第2版报导，当时曾经有南京地方人士呼吁将南京城改名为中山城，并为孙中山修建一个巨大的纪念公园。类似的呼声在报纸上时有出现。国民党人当中也有类似的主张。在这种氛围下，国民党高层雄心勃勃，不仅决定在紫金山为孙中山修建陵墓，还试图将紫金山地区建成一个宏大的纪念陵园。由此，围绕陵墓和陵园所须土地的圈收征购问题，国民党人与江苏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展开了持续数年的交涉。

20世纪40年代南京新街口孙中山像

据当时北京和天津各大报纸报导，孙中山逝世之初，国民党的政治对手、段祺瑞掌握的北京临时执政府曾经决定为他举行国葬。不过当时国民党与北京政府正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人总体上拒绝段祺瑞政府的“国葬”名分，只是由于尚未取得国家政权，为了便于在尚处于军阀势力控制下的南京征购陵墓用地、修建中山陵，才偶尔运用“国葬”这一名义与江苏地方当局进行交涉，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完全放弃了“国葬”名义，而用“党葬”名义为孙中山举行正式葬礼。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墓地的征用和修建，依照1916年12月19日颁布的《国葬法》原本应由政府承担，至少要提供经费支持，但北京政府既未委派专人负责，也未提供经费支持，而是将孙中山墓地征用事宜完全推给了江苏地方当局，要求葬事筹备处就近与后者接洽办理。

一开始，葬事筹备处决定征购紫金山全部山地，以及山南平地约6500多亩，以为修建中山陵、中山学院、中山园和中山林之用（其中包括义农会南京分会4000多亩、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1000多亩，以及民地1000多亩）。

中山陵园风景区示意图

这个征地计划不乏全局眼光，从中亦可见国民党人改变乾坤的勃勃雄心。当时的紫金山地区，义农会南京分会、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灵谷寺各自为政，政府管理无方，林业建设乏力。加上政局动荡多变，山场保护无力，滥伐林木现象严重。如果能将整个紫金山区纳入统一规划，并进行统一管理和建设，未尝不是对孙中山的极好纪念，对于生态建设也有实际意义。但该计划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国、省、公、私权益的划分，是陵墓征地涉及各方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该计划中所谓“公产”，概念过于模糊，是指中央政府所有的产业，还是指地方政府所有的产业？当时国家体制尚未理顺，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尚待厘清。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葬事虽有“国葬”名义为凭，但地方所有的产业，中央政府却难以简单划拨。

出于各自事业和地方利益的考虑，义农会南京分会和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果然发出了抵制意见。义农会的态度还算和缓。他们一方面支持孙中山陵墓用地的征用，另一方面，对于葬事筹备处欲将整个紫金山区建成公园的能力，尚抱怀疑观望态度。造林场的态度却非常激烈：

中山先生为创造民国元勋，其谁曰不然。是为我中华民国全国之元勋，非仅我苏省之元勋，[既为全国之元勋，] 则筹备葬事，理应全国人民之担负，不能偏重于我苏省也明甚。[职场为苏省人民之产业，为苏省人民之事业，] 圈用民地、民房既应贴费，而苏省人民公有之产业、公有之事业可不问其利害何若，任意圈用乎？[既属国葬，应有国费；既有国费，凡属圈用区域应由国费同等补助，经费不足应与政府交涉，方是正当办法]”。

方括号中的几句话被起草者圈起来了，在正式文件中没有出现。但恰恰是这几句被删除的话，鲜明地表达了造林场当时的真实考虑：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造林场显然难以认可“国家”这顶大帽子对地方利益的侵蚀。

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江苏地方当局经过研究，决定避实就虚，将计划圈定的土地分为即用和未用两种。没有利益纠纷、又确实为修墓所需的800亩官荒山场，可以先行划出，以利葬事进行；其余义农会、造林场各地块，反正一时用不上，那就等将来需要使用时再交涉。在江苏地方当局的配合下，到了1925年9月中旬，800亩公地正式圈拨出来，并树立了界石。

民地的征购也遇到了阻力。还在勘测墓地界址的时候，紫金山一带的村庄就充满了谣传，说这次将强占民地，拆毁民房，强行挖掘民坟。为此，江宁县知事特意发出布告，就此予以澄清，并警告不法之徒毋得藉此敛钱滋事，否则定予依法严惩。但民间的抵触情绪仍很强烈。1925年9月，孝陵卫各村村民呈文江苏省长，对圈购民地一事发出强烈抗议：

……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

显然，这是普通民众观点的真实表露：伟人元勋也好，寻常小民也好，首先都是“一人”；国葬也好，私葬也好，首先都是让死者入土为安。葬事筹备处则认为，圈购民地一事已由中央、地方和葬事筹备处共同商定，当然应该按计划进行，“以重国葬”，此等“少数人之意见，不能任其保留”。江苏省政府也训令属下，要求收购民地事宜赶紧进行，免生枝节。有意思的是，葬事筹备处和江苏地方政府当局，一个属于国民党阵营，一个属于北京政府名下，二者的政治立场各异其趣，此时却都以“国葬”为凭，强调“国家”权威的严肃性。在江苏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到1926年初，墓道马路所经40余亩民地征购完毕。1926年7月，葬事筹备处又购买了墓道旁邵家山地60多亩。此后，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江苏、南京一带时局变动，民地征购事宜遂停顿下来。

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棺木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当局建都南京。4月26日，南京当局改组江苏省政府，任命16名江苏省政务委员，其中钮永建、叶楚伧、何应钦、白崇禧、陈铭枢、甘乃光、杨树庄等中央要人占了将近一半。由此，江苏省级政权被逐步纳入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趋于单向化。在这种情况下，征地问题变得相对简单。1927年10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扩大陵园范围，将紫金山全部划入。这一计划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备案。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葬事筹备处在中央权益与地方权益、公产与私产的划分中完全处于强势地位。陵园界址虽然是筹备处单方面划定的，但一经国民政府备案，即具备合法效力，江苏省、江宁县地方当局只能奉令执行，基本没有抗拒的余地，至多只是稍作讨价还价而已。1928年1月，省立第一造林场紫金山林区并入中山陵园，其造林经费由中央政府拨发。有国家机器作后盾，收购民地工作也进展顺利。到1929年6月，紫金山南部24个村庄的19277亩民地全部收购完毕。

围绕中山陵征地展开的一系列交涉，反映了国民党人改造国家的抱负与地方社会、民间利益之间的折冲，可谓1920年代中后期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关系变迁的具体见证。

三、实体的构建

1925年5月15日，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等处刊登启事，向海内外公开征求中山陵陵墓和祭堂图案。原定截止日期为1925年8月31日，后因海外应征者的要求而延期15天。到1925年9月15日为止，一共收到应征图案40多种。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了四名评判顾问，即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中国工程学会副会长凌鸿勋以及德国建筑师朴士，他们分别写出了书面评判报告，葬事筹备委员会据此评定了各项获奖图案。吕彦直、范文照和杨锡宗的图案分获一、二、三等奖，另有七份图案获得名誉奖。

吕彦直的设计图

为了扩大影响，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从1925年9月22日至9月26日，将所有应征图案公开。《民国日报》1925年9月29日第3张第1版报导，平均每天有1000多人前来参观，“中西各报对于各等奖图案均有精确之批评”。《申报》登载了获头奖、二奖及名誉首奖图案的照片，以及凌鸿勋的书面评判报告，还刊发了两篇对展览情况的报导。1925年9月3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干脆直接称赞“此次征求陵墓图案成绩为中国从前所未有”；1925年9月12日的《民国日报》则称应征图案“多为得未曾有之佳构，使观者有琳琅满壁、应接不暇之感，诚空前之美术竞争也”。

吕彦直绘制的中山陵设计图

陵墓图案竞征结束后，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采用吕彦直的图案，并聘请他为建筑师，具体工程则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发包。随后，吕彦直绘制了工程用图，并将陵墓工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墓室和祭堂，初步预算经费规元银341078两；第二部分为围墙、石级和大门，初步预算经费152755两。

由于经费限制，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先进行第一部工程。1925年12月1日至12月7日，葬事筹备处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公开为第一部工程招标。

但是，截止1925年12月19日，参加投标的建筑商只有七家，按报价高低依次为佘洪记（64.6万两）、新金记康号（49.88万两）、姚新记（48.3万两）、周瑞记（47.6万两）、辛和记（44.84万两）、竺芝记（43.85万两）、新义记（39.34万两），都大大超过葬事筹备委员会的预期价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孙科在国民党二大上解释说：“此项建筑属于政府委托办理，且调查（葬事筹备）委员会尚无备款，恐不稳当，或将来难于领款，沪上营造家遂多不敢应征，而应征者开价均视普通工程为大，以泛开之数作为一种保险也”。商人竟然对政府缺乏基本的信任，看来，现存的“民国”招牌确实值得质疑；国民党政权虽以“再造国家”为标榜，但讲求实际利益的上海工商界，这时显然尚未对它抱有多大信心。

对于报价比较低的新义记和竺芝记，葬事筹备委员会认为其经验信誉和资本实力都不足，因而决定不予考虑。张静江曾经与未曾参与投标的建筑商张福记联系，询问其愿否以新义记的报价承接第一部工程，但遭对方婉拒。葬事筹备处于是决定，与资本殷实、报价次低的姚新记营造厂直接交涉，要求其削减报价。该厂成立于1899年，从1905年到1925年间，曾经在上海、南京、汉口、武昌、青岛等地承造过16项造价10万两以上的工程，包括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武昌的粤汉铁路总车站，华洋电话公司、公平洋行、中孚银行、法国总会的办公楼，以及杨树浦纱厂、和记洋行、怡和洋行、永兴洋行、大中华沙厂、上海造币厂、英美烟公司的厂房等，在上海建筑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出于对孙中山的“钦仰”，先后答应降价4.5万两。1925年12月31日，葬事筹备处代表林业明、孙科，与姚新记营造厂正式签订第一部工程合同。

修建过程中的中山陵

但是，工程如期开工后，却遇到了种种困难。葬事筹备处要求陵墓主体工程“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于是需从外地运来大批材料。当时苏沪一带政局动荡，秩序紊乱，交通运输不畅，因而制约了工程的进度。加上外界多视此“国葬”工程为有利可图，“遇事寻隙，动辄假公益之名，行敲诈之实”，各项工作颇受阻。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止，内部又纷争不已，中山陵建筑经费一直没有着落，第一部工程因此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7月以后才开始加速进行，1929年2月基本完工，1929年5月由葬事筹备处正式接收。

第二部工程，原为第一部工程之外的所有项目。1926年12月，葬事筹备处曾经举行过一次招标，但建筑商的报价远远超过葬事筹备处预期价格。葬事筹备处只好暂时搁置此事，一边等待江浙地区军政形势发展，一边考虑将各个项目分部包工，以谋减少预算。1927年10月5日，葬事筹备处将水沟、石坡、撑墙、石阶、祭堂平台铺石等项目作为第二部工程公开招标，结果选定了新金记营造厂，但要求其削减价格。经过磋商，新金记营造厂愿意减价2000两，遂于1927年11月中旬签订了承包合同。1927年11月24日，第二部工程正式开工，直到1929年5月才完成。

修建过程中的中山陵

孙中山正式奉安之后，其余尚未施工项目作为第三部工程公开招标。陶馥记营造厂以419706两的价格中标。1929年8月底，第三部工程正式开工，至1931年底完工，1932年1月15日正式接收。至此，全部陵墓工程方告结束。

陵墓修建的整个过程，体现了一种外向式的权力实践，或者说政治权力的文化运作：即党的普泛性的“革命”诉求，与专业领域的具体关怀连接起来，在互动中达成共识与协作。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国民党的国家再造理念以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得到了阐扬和充实；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建构起来，并取得寻常政治运作难以达到的深入人心效果。这种权力实践在传统中国司空见惯，它在新型民族国家权力建构过程中的出现，显示了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以往不同的是，公开性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

四、意义的生成

建筑物，尤其是纪念性建筑，其有形构造背后往往传达着建造者的主观意念，乃至特定时代的风尚和思潮，从而体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建筑精神。国民党人明言“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可见他们对于建筑精神的重要性已经心领神会。具体到中山陵的建筑精神，则是通过空间布局和细部构件的精心设计，表达出一种“开放的纪念性”，概括言之，即领袖气魄、平民气质、中国气派、现代气息的统一。就其内涵而言，这一建筑精神糅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特征，夹杂着关于过往的记忆和对于未来的向往，包含着对孙中山的思想、事迹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和诠释，也体现了国民党人再造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乃至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追求。由此，中山陵不仅成为精致的建筑实体，而且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深远内涵的巨型现代符号。

1925年3月20日，老党员陈去病等人提出孙墓布置的四条指导思想：

一、偏于平民思想之形式者；二、有伟大之表现者；三、能永久保存者；四、能使游览人了然先生之伟绩者。”他们并提出了具体的墓地规划：“墓前筑石阶为广大之灵台，……其中央立碑，以四方形，篆刻总理之遗嘱教训，及一生之事绩。顶端安置先生全身铜像。最前辟为广场，中置喷水池，左立音乐亭，右为纪念堂。广场之南，建屋五楹，环植松柏石楠之属，并凿池迭石，养鹤栽花，以为游人休憩之所。全国材料，宜多采集。

南社创始人、老同盟会员陈去病

葬事筹备处正式发布的征求图案条例，吸取了陈去病等人前述建议，对于中山陵的设计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是体现“特殊与纪念之性质”；

二是便于参观和举行纪念活动，墓地应建于交通便利之处，应设计登临石阶和墓道以利交通，祭堂前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便举行祭礼，墓门必须能够灵活开关以便谒陵者入内瞻仰；

三是揉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但“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以便保存永久，墓室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

四是简朴庄严，墓式不要过于奢侈华贵。

概括地说，中山陵既要继承中国传统风格，又要体现时代新意；不是要建造气度恢宏的传统静态纪念物，而是要造成一个实践性的现代动态纪念空间；它不是专属于哪个家族、宗派或社区，而是面向全体国民乃至全世界的人。

帝制时代的皇陵，一般锁闭于高墙密林之中，严禁民众接近，只对皇家开放，因而其纪念功能是内闭的、独占性的。中山陵则不仅要负载关于孙中山本人的过往历史，也将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

中山陵俯瞰（摄影：屠国啸）

建筑专家对国民党人的构想作出了重要补充。评判顾问们一致指出，“融合中西”应该成为中山陵的基本特征。

土木工程师、中国工程学会副会长凌鸿勋的阐释最为深刻：“孙先生之陵墓，系我中华民族文化之表现，世界观瞻所系，将来垂之永久，为近代文化史上一大建筑”，因此，“应采取国粹之美术，施以最新建筑之原理，巩固宏壮，兼而有之”，才能“表现孙先生笃实纯厚之国性”，“发扬吾民族之精神”，在东方建筑史上留下一个纪念。

获得首奖并被最终采用的吕彦直的应征图案，则有进一步的独特表现。他设计的祭堂外观为西方古典主义“三段式”立面造型加中国传统的歇山顶，内顶为斗形藻井，且用砌瓷“作青天白日之饰”，地面铺红色炼砖，“以符满地红之征象。”祭堂四壁“刻中山先生遗嘱及建国大纲等文”。墓室外观为穹窿式圆顶，内顶亦作青天白日之饰。这一设计被评判专家们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

中山陵祭堂的屋顶图案

建筑专家们提倡“中西结合”、“纯粹的中华美术”加“最新建筑之原理”，颇有其深意，传达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出新这一主题。

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更于1929年制订了“首都计划”，要求首都的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用现代建筑技术来展现“中国固有之形式”以示传承固有文明而加以推陈出新的立场和姿态。所有这些尝试和努力，都体现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对民族性和传统因素的回归与融合。

实际建成后的中山陵，主要构件包括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石阶、祭堂、墓室。这些构件全部纵向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从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势构成一个开阔的斜面。整个陵墓因而显得明朗而宏壮，仿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

中山陵远眺

墓室内部有门与祭堂相连，谒陵者步入之后，可以看见墓室正中下沉的圆形石塘，上面是石刻灵柩和孙中山卧像，仿佛真实的孙中山就在眼前，劳累之后正在熟睡。中山陵这种开放的空间结构，与传统陵墓形成了鲜明对比。帝制时代的皇家陵寝，往往将门、墙、桥、屋宇等建筑反复组合，把平面空间步步分割，使最核心的墓室部分居于幽秘之处，从而显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幽深、神秘气氛，更遑论将墓室的内部结构展现于世人之眼。

另一方面，中山陵的装饰风格，也以独特的方式强调了陵墓的纪念性——即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尊崇。陵墓各处装饰图案和色彩显得简单朴素。祭堂、碑亭、陵门、牌坊的雕饰线条简洁，并且都未着色。祭堂坐像基座四周，刻有六幅浮雕，分别表现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几个关键片断。祭堂和墓室内顶的两处天花板，为整座陵墓装饰中最为考究之处，都用青、白、红三色小块砌瓷拼成国民党党徽形状，白日居中，青天环绕，外为红色底面，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意。

中山陵远眺

文字衬饰尤见特色。中国传统陵墓建筑，多以图饰、色彩和雕刻见长，除了神功圣德碑上的碑文以外，一般较少衬饰性文字。中山陵则多用孙中山自己的言辞以为修饰。牌坊、陵门和祭堂中门上方，分刻孙中山手书“博爱”、“天下为公”、“天地正气”十个镏金大字，在阳光下跃然入目。

祭堂门楣分刻张静江篆书“民族”、“民权”、“民生”六字。祭堂内壁，分刻《建国大纲》全文、宋庆龄跋文、蒋介石书《总理校训》、胡汉民书《总理遗嘱》，以及谭延闿书《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这里充分利用了中国人敬重先人遗墨遗训这种文化心理，从形式和内容上突出了陵墓的纪念功能。尤其是孙中山的手书和著述，无不明确提示着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期望，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这里虽然夹杂着党派政见的烙印，然就其表达的境界而言，亦可谓所有中国人的理想和期望——即建造一个渊源有自而又适应世界大势的现代中国。

中山陵碑文

中山陵碑文更具深意。碑文正文“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不仅点明了陵墓的纪念对象，而且凸显了“党葬”的性质。民国以来，葬礼的最高规格便是国葬。但国民党显然认为国葬的名义并不能显示孙中山的应有地位，因此最终采用“党葬”的名义来安葬孙中山，而且尽量避免使用“国葬”一词。孙中山正式安葬期间，景泰蓝公司请求于安葬日在紫金山前发售纪念章，葬事筹备处讨论决定，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这件小事和碑文内容相互衬映，显示了国民党对于党葬和国葬的不同看法。“党葬”名义可谓空前绝后，“总理孙先生”的独特地位，以及国民党与他的特殊关联，便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墓地，国民党当局在现场组织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国民党并要求全国各地，在这一天分头举行大规模的“奉安”纪念大会，进行各种宣传活动，极力将“孙中山”塑造为融汇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

孙中山奉安大典

在国民党而言，这是借助空前绝后的“党葬”来组织一场政治大戏，以绚丽的文化手段来型塑国人的历史记忆，展示正在建构中的“党国”权威。对于孙中山来说，通过这一“敬谨安葬”过程，其本体存在正式终结，转变为绝无仅有的“现代中国之父”这一形象的存在。党派的革命历史记忆凌驾于国家的历史记忆之上，并成为后者的主导与核心内容。所有这一切，都集中汇入了中山陵这个巨型符号之中。

孙中山奉安大典

重要的是，建成后的中山陵没有成为一个独占性的“孙记”或“（国民）党记”空间，而成了一个公共的、但又有着鲜明“党化”色彩的仪式空间/意义网络。“孙中山”这一形象连接起来的意义体系，内涵并不固定，界线也不鲜明。孙中山的“亲密同志”和“忠实信徒”在其中居于主导、组织地位，掌握着其中的仪式权威和意义之源；孙中山的一般信徒和普通民众在其中居于从属、参与地位，但也有一些自由阐释的余地。通过持续的谒陵和纪念行为，黏附着多重意义的陵墓建筑，便将“孙中山”这一形象及与之相连的意义体系不断传输给国人，在变迁的激流中型塑和增强着国人的主流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认同。这正契合了一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山陵这个巨型政治符号的持久生命力之所在。

拜谒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