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剖析特朗普非正常价格竞争“工具箱”

特朗普从“价格”出发，采用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并要以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实现其所谓的“对等”贸易，体现“美国优先”政策，损人又不利己。美国政府以行政干预或替代世界市场的做法，会对基于分工效率原则的全球产供链产生冲击，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开放条件下的会计恒等式表明，储蓄-投资=经常账户余额，美国要降低贸易赤字，就需要在增加储蓄或减少投资方面做文章。减少投资，经济创新和增长动力就会下降；美国人长期存在低储蓄倾向，私人储蓄率能维持在6%左右就不错了。1959-1990年美国私人储蓄率年度简单均值为11.0%，1991-2024年度简单均值下降至6.0%。如果剔除疫情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储蓄率扰动外（2020-2021年储蓄率分别为15.1%和10.9%），1991-2024年度简单均值进一步下降至5.6%，而2022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储蓄率只有4.7%（2023年）。美国政府更是入不敷出，每年都有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5%以上常态化。2024年11月美国现任财长贝森特曾提出，到2028年将美国财政赤字压缩至3%，姑且不论是否可以做到，但还是赤字。

靠增加储蓄、减少投资来获取经常账户平衡，对美国来说，不改变不喜欢储蓄的习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进一步考虑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通过贸易逆差来输出美元，美国人也不愿意放弃现有美元货币体系的“过度特权”，走自己增加储蓄、减少投资的路来获取外部平衡。

美国人就把目光聚焦在外部，从伯南克的“过度储蓄”到耶伦的“产能过剩”，都是在一味指责外部（尤其是东亚以及中国）。你们储蓄太高了，要增加消费（尤其是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你们生产的东西过多了，在向世界出口倾销“过剩产能”。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关注全球化分工效率所致的一般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从奥巴马时期就提出了制造业回流，增加美国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降低从外部进口，从而实现增加就业和降低外贸赤字的双重目的，但是效果甚微。

问题是：国际市场作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消费者考虑的是产品的性价比，同质商品只能在全球价格最低的地方生产。

靠降低生产成本等正常性的价格竞争，一般制造业的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优势，甚至挖掘的潜力也很有限。目前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员工时薪接近36美元，每周工作约34小时，那么年薪近5.9万美元。我们简单以人均GDP（市场美元价）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8-10倍，而美国私人部门年薪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12-15倍，甚至更高。因此，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以OECD的数据来看，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美国也是比大多数成员要高，美国产品的价格高，国际竞争力不足。

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想到损人不利己的直接办法是，既然自己产品价格降不下来，那就让其他国家产品价格上升，降低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美国现有的工资-劳动生产率状态下，短期中美国没有提高美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好办法。美国政府有关芯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禁售是为了想在长期中保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优势，降低美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劣势。

那么，非正常的价格竞争就成为美国政府增加美国自身供给能力或者降低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选项。从历史上来看，提高国外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的工具有：

（1）汇率。历史上美国多次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降低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1985年的“广场协议”；近期传闻中的“海湖庄园协议”等。美国财政部每年都会公布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汇率政策评估。

（2）边境调节税。全球绝大多数（超过170个）国家采用了以增值税（VAT）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为避免重复增税，出口退税是国际贸易中的常见做法。美国采用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不征收增值税。那么，美国就单方面认为，增值税出口退税不是公平竞争。2017年开始讨论边境调节税（BAT），BAT是想模拟VAT的出口退税效果，对进口商品征税，同时豁免出口商品税收。由于立法争议、合规争议，至今并未实施，但至今依然是特朗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3）关税。2018年开始，美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关税摩擦。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来，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摩擦，“对等”关税成为特朗普热衷的词汇。特朗普多次宣称，在美国制造就没有关税，试图以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从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关税摩擦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减反增，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扩大。2025年1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单月1314亿美元。

（4）运输及港口停靠成本。2024年底特朗普就曾表示，巴拿马运河对过航的美国海军船只和商船收取的费用超出了正常水平。2025年3月初，贝莱德财团从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的巴拿马运河90%经营权。近期，美国正在考虑对在中国建造或注册的船只征收港口停靠费。通过推高全球海运成本，提高美国进口产品价格，降低外国产品在美国的价格竞争力，反过来提高美国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

特朗普政府在上述4个非正常“价格竞争”工具上，（1）和（2）目前还未使用；（3）正在大规模使用或者计划进一步使用；（4）部分使用或拟计划使用。

特朗普从“价格”出发，但这些工具都是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并要以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实现其所谓的“对等”贸易，提高美国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体现“美国优先”政策。

美国政府以行政干预或替代世界市场的做法，会对基于分工效率原则的全球产供链产生冲击，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性，损人又不利己，损害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作者王晋斌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转自3月12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