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推广转基因确实因为利益！

作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在当今全球农业发展的格局中，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蕴含着巨大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由于采用了转基因农作物，农民们得以减少农药、激素和化肥的使用量。以往，传统农业过度依赖这些化学药剂，不仅使得农产品残留超标，威胁消费者健康，而且长期暴露在这些化学物质环境中的农民，身体也受到极大损害。据相关统计，在一些农业生产密集地区，因接触过量农药、化肥而导致中毒、患病，甚至残疾、死亡的案例不在少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100多万人农药急性中毒，其中约2万人死亡。另有报告称，全球每年因为农药中毒的人数高达3.85亿，死亡人数约11000人，且大多数农药受害者都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有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发生300万起杀虫剂急性中毒事件。可以确定的是，农药的使用对农民的健康存在较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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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农民的健康风险大幅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也因此得到了有力保障。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如上所述，因为减少了对农药、化肥和激素的使用，也对水源和土壤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有着良好的环保效应。

在水源保护方面，传统农业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土壤渗透等方式进入水体，造成水源污染。农药中的有机磷、有机氯等成分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使水中藻类过度繁殖，溶解氧减少，危害水生生物的生存 。而转基因技术使得作物抗病虫害能力增强，减少了农药使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数据显示，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农药使用量显著降低。以抗虫转基因棉花为例，我国种植抗虫棉后，棉花上农药用量减少达70%以上。这意味着进入水源的农药残留大幅降低，有效减轻了对水源的污染，保护了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对于土壤而言，长期过度使用化肥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化肥中的酸性物质还可能使土壤酸化，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破坏土壤生态平衡。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对化肥的依赖，有助于维持土壤的自然结构和肥力。如一些具有高效养分利用特性的转基因作物，能更充分地吸收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施用量，从而避免土壤因过度施肥而退化，保证了土壤的可持续生产力。

从对人类健康影响延伸到医疗领域来看，因减少农药、化肥和激素使用，也使得各国医疗系统减少了医务支出。农药中毒事件在减少使用农药后明显降低。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指出，每年全球约有100到200万人发生农药急性中毒，而在推广转基因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的地区，农药中毒人数呈下降趋势。假设平均每位农药中毒患者的治疗费用为10000美元（包含住院、药物治疗、康复等费用），若一个地区因转基因技术推广使农药中毒人数减少1000人，那么这个地区在这方面就能减少1000万美元的医疗支出。并且，减少农药、化肥和激素对人体的潜在危害，也能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长期来看，能为医疗系统节省大量用于慢性病治疗和预防的费用 ，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

再从国家层面而言，转基因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以巴西为例，其在转基因领域的积极应用成果显著。

巴西出口转基因产品主要以大豆为主，还有部分玉米和棉花。相关数据如下：

大豆：2022年巴西大豆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0%左右，当年巴西农产品出口额为1226亿美元，可推算出大豆出口额约为490.4亿美元。2025年，据Anec预计，巴西大豆出口量可能达到1.1亿吨，若按2023年巴西大豆出口均价约400美元/吨计算，出口额将达440亿美元左右。因巴西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超90%，所以大豆出口收入基本可视为转基因产品出口收入。

玉米：2022年巴西玉米出口量为4300万吨，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0%左右，即约122.6亿美元。巴西转基因玉米也有一定比例，若按一半转基因计算，转基因玉米出口额约为61.3亿美元。

棉花：2024年巴西棉花出口量达到1230万包，约317.85万吨，假设棉花均价为2000美元/吨，出口额约为63.6亿美元。巴西棉花转基因种植技术应用广泛，若按80%为转基因计算，转基因棉花出口额约为50.9亿美元。

综合以上数据，巴西每年出口转基因产品赚取的外汇约为600亿美元。

也就是说，巴西每年通过出口转基因产品赚取600亿美金的巨额外汇 ，这些资金就像源源不断的血液，回流到巴西国内经济的各个角落。一方面，政府有了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和创新提供了经济基础，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增强了巴西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也让每一位巴西国民从中受益。

巴西作为农业大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对其农民增收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末，巴西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在此之前，农民面临着诸多挑战，农作物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导致产量受限，收益也不高。据相关资料显示，那时巴西农民种植传统作物，每年的收入增长较为缓慢，甚至在一些灾年还会出现收入下滑的情况。

以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户农民若昂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末巴西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之前，若昂主要种植传统大豆和玉米。那时，农作物常遭受病虫害侵袭，他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农药和化肥 ，即便如此，产量也并不稳定。据他回忆，当时每年种植大豆和玉米的总收入大约在2-3万美元，除去成本后，实际到手的利润只有1-1.5万美元左右。

自2000年开始，若昂开始尝试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转基因作物抗病虫害能力强，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同时还降低了人工管理成本。而且，转基因作物的产量明显高于传统作物。如今，若昂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年收入可达6-8万美元，扣除成本后，净利润约为4-5万美元，相较于种植传统作物时期，收入提升了近3倍 。

若昂只是巴西众多受益农民的一个缩影。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指出，2003-2018年间，巴西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农民获得的经济效益高达266亿美元 ，仅在2018年就获得了34亿美元。巴西咨询机构Celeres报道，转基因作物种植户及开发商在2003-2009年间通过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获取的经济收入高达35亿美元，仅2009年收入就达7亿美元 。从这些宏观数据也能看出，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给巴西农民群体带来了显著的增收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转基因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医药领域，带来巨大利益。

自1982年转基因技术首次应用于医药领域以来，其为全球医疗健康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如今，90%以上的疫苗以及很大比例的药品都依赖于转基因技术，产生的产值难以估量，拯救的生命更是不计其数。

以转基因胰岛素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前，胰岛素需从动物胰腺中提取，产量极低。一头300斤的公牛仅能产生30毫升胰岛素，而一个糖尿病人一天可能就需要4毫升。当时，胰岛素价格极其昂贵，一支胰岛素在上世纪80年代售价高达一两百美元 ，换算到现在，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价格堪称天文数字。

198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人胰岛素进行商业化生产，这一突破彻底改变了糖尿病治疗的局面。如今，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的胰岛素价格大幅下降，每支仅需几十元人民币，如果有医保报销，患者自付费用甚至低至十几元。自转基因胰岛素广泛应用以来，全球至少上亿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他们能够有效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发生，从而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在疫苗方面，许多常见疫苗都是转基因技术的产物，如今的转基因疫苗已经超过90%。比如乙肝疫苗，通过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基因导入酵母菌中，使其大量表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经过纯化后制成疫苗。这种疫苗不仅免疫效果好，而且安全性高，为全球乙肝的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乙肝疫苗的广泛接种使乙肝病毒感染率大幅下降，在过去几十年间，至少减少了数千万例乙肝感染病例，极大降低了乙肝相关疾病，如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风险，挽救了无数生命。

除了胰岛素和乙肝疫苗，还有众多转基因药物在肿瘤、心脑血管病以及免疫系统疾病等治疗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干扰素，用于治疗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每年全球使用量达数百万剂，帮助无数患者对抗疾病；生长激素用于治疗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等疾病，让许多身材矮小的儿童能够正常生长发育。这些转基因药物创造的市场规模每年可达数百亿美元 ，而且随着医疗需求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转基因药物和疫苗的应用已超过了50年，在这期间，它们拯救的生命数量堪称天文数字，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浪潮中。

有人质疑相关企业因之获取了巨额利益。但其实，这完全无可厚非。毕竟在商业世界里，利益本就是推动企业前行的重要引擎。世界上，正是因为有利益的存在，才让我们对产品更有信心。利益越大，企业反而越会谨慎对待。因为企业和科研工作者若想心安理得地收获名与利，就必须本本分分把科研工作做扎实，一丝不苟地把控好产品安全质量关，绝用不着去干那种投毒般的勾当，把自己送进监狱。

放眼全球，几十亿双如血淋淋般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些企业。哪怕产品出现一丝一毫安全上的瑕疵，在舆论场上都必然会掀起惊涛骇浪。就拿国外那些生物育种企业来说，很多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为全球股东谋取利益。本着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需求，它们更是不敢有任何大意，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因为它们深知，只有产品安全可靠，消费者才会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企业才能持续盈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在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2024年正式推广的国产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全部是公益项目，技术拥有完全自主产权，是实实在在的国产技术。这些转基因品种免费、义务地向农民推广，还允许农民自由留种。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积极种植，还会给予种植户一定的经济补偿。自2005年之后，根据国家规定，我国不允许与境外机构进行转基因方面的合作，2006年又停止向外国进口转基因种子。国内所有的转基因科研项目，都是公益项目，实实在在让农民得到了好处，国家本身并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利益。

即便以后出现民营的企业参与到转基因产业当中，那也无可厚非。试问天下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追求利益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只要老老实实把产品的安全质量搞上去，获利本就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哪怕是国企，同样也需要盈利，这是很正常的情况，盈利才能让企业更好地发展，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有利益是好事，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理应得到广泛支持和推广。一项能够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国家繁荣的技术，无疑是值得我们大力推广的。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股反对力量。对于那些反对转基因的群体来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在转基因技术普及之前，有机农产品市场打着“纯天然、无污染”的旗号，价格高昂。一只普通的有机鸡可能售价高达几百元，某些高端有机农产品俱乐部收取的会员费甚至高达几万一年。这些商家利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获取高额利润。而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使得农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产量增加，市场供应更加充足，价格也更加亲民，这无疑冲击了他们原本高高在上的有机农产品市场，让他们的暴利空间被大大压缩。但这种基于商业利益的反对，显然不能成为阻碍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理由，毕竟，技术的进步和推广，最终是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