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语言的力量

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因此语言的传播影响，就是文化的传播影响，也即所谓“软实力”最重要的体现。

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形成许许多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实力”是强还是弱。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流动，实际上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

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法语也曾经有过这种光荣地位。例如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要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旧俄小说中许多故事都有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以安娜的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高贵的一个标志。

中国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刚好反了过来，“吴侬软语”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而河南话在电视中更多被“小品”来表现“乡土气息”。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成为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词汇，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这种语言的“势利”，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但千百年来语言现象就是如此。

语言传播、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词”的引进。新词的引进实际上就是一种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之下孕育一种新概念、新观念、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话语体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近代中国与日本都产生了许多源自西方的新词汇，而中日两国又互相影响，彼此关系，很能说明“软实力”的消与长。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从中国引进了一批新词，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日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然而，日本经过“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后，综合国力开始超过中国。但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大多数仍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日本翻译西方的词汇被留学生大量地带回中国，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当时清朝的大员中，张之洞以开明著称，创办了许多新式企业、学校。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了回去。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道：“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端方，却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近代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大量日本新词的引进。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非常饥饿的时候突然有大吃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流亡日本回国后就渐渐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并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地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经济、逻辑、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美术、美学、图案等等。现在我们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新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中国社会在近代开始时，对“新学”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而日本则采取开放的态度。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而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一个国家、民族的“软实力”才能强大。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