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法官杨兆龙留在大陆，期待依法兴国，却难逃浩劫洗礼

杨兆龙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大家，他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选择了向左走，让这位法学家最终吞下难咽的苦涩果实。

二十八岁时，杨兆龙受恩师推荐出任上海租界法院推事。专门审理华洋诉讼，他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在司法界内名声鹊起，

此后杨兆龙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想通过钻研英美的律法，以在中国实现依法治国，1936年，他在德国继续学习时，中国境内狼烟四起，为了抗日救国，杨兆龙选择了回到大陆，担任行政部司法专员，此后十年间他一直投身法律界，他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一直是国民政府内的翘楚。

1945年日本战败，杨兆龙又被特派出任刑事司司长，专门负责搜集日本侵华所犯罪行之证据，并将所有人证物证全部送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国际法学界的认可，荷兰海牙法学院将杨兆龙评选为全球最杰出的五十名法学专家，这是他的人生巅峰，也是走向低谷的开始。

这时已经是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是强弩之末，代理大总统李宗仁力邀杨兆龙出任政府最高检察长，早已经看清形势的杨兆龙根本不想搅入国共之争，打算拒绝这份任命，

这时地下党员也是他妻子的妹妹沙轶因找到了他，劝杨兆龙接受任职，以方便营救在监狱的政治犯，可杨兆龙认为，如此行事风险太大，如果救了这些人也就等于自己选择了投共，沙轶因看到姐夫顾虑重重，又请出了自己的上级刘峰和杨兆龙会面，刘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杨兆龙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并答应统一全国后，党和国家绝不会忘记他这份大功劳，这彻底动摇了杨兆龙的意志，他答应尽力帮忙，

此后杨兆龙先出面找到司法部长张知本，两人就释放政治犯达成共识，并在行政院获得通过，随后又南下找到总统李宗仁，表示南京监狱关押的政治犯都是左翼青年，他们只是爱国，并非祸国，所以希望李总统能下令将他们释放，李宗仁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人都是老蒋下令抓捕的，现在放了正好也能缓解和共产党的关系，所以立即痛快答应，

1949年4月5日，总统令下发，释放全国政治犯，关在南京的犯人随后被释放一空，全国则有一万多名政治犯被释放。

可立了大功的杨兆龙却十分忧愁，此时所有的国民政府高官都面临着选择，留在大陆还是远走他乡，而杨兆龙的选择则更多，蒋介石早已派人劝他们夫妇去台湾，荷兰海牙法学院也送来了聘书，希望他能来这里任职，

他在美国的老师庞德也给他送来了哈佛大学邀请函，想让杨兆龙来美国任教，面对这些选择杨兆龙犹豫不决，他的妻子沙溯因则劝丈夫留在大陆，她说：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已经亲自拜访你了，并承诺你的待遇不变，新中国百废待兴，很缺少法律方面的人才，到时你一定会受到重用，到时你依法治国，以法兴国的理念肯定会得到施展，听到妻子的建议，加之杨兆龙认为自己也算帮过共产党的忙，所以决定留在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杨兆龙被任命为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但他所期待备受重用却并没有到来，反而在1952年，法学院被裁撤，直到一年后，他才被组织再一次安排工作，到复旦大学任俄语教员，巨大的失落感让杨兆龙灰心丧气，可这并不是他厄运的结束而是开始，

1955年3月，上海开展肃清运动，杨兆龙被举报，说他在解放前杀害革命同志，并奉命潜伏大陆，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特务，被管制的杨兆龙开始不停的被批斗，要求交代问题，面对工作组的追问，你作为国民党高官，为什么留在大陆，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杨兆龙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在历经了一年多的调查，最后组织上得出了结论，杨兆龙没有问题，是可以信得过的同志，逃过一劫的杨兆龙庆幸国家还是能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可没过多久，他又一次被打倒。

1957年，大鸣大放，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杨兆龙又拿出了直谏的劲头，他直陈：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司法系统有大问题，把真正懂法律的党外人士全部调离司法系统，让这些人去搞环卫，去火葬场工作，是浪费人才，而调入司法系统的全是一些大老粗，这些人不知道法律为何物，对案件是葫芦僧断葫芦案，完全不具有法律的公正性，同时国家还取消了大学里的法学系，或者将他们和政法系合并，这显示对律法的轻视，

他的意见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杨兆龙刮倒，他被定性为“极右派”，取消行政待遇，不可以在担任教学岗位，工资从三百元降到三十五元，并限期迁居，

他的二儿子杨定亚此时正在上海交大读书，也被株连，在学校被定性为右派，终止学业下放新疆劳动，1963年，因为忍受不了农场的劳作，这个小伙子联系了杨兆龙家的朋友。希望能去香港读书，很快他就被出卖，这父子二人都被以“反革命罪”抓捕，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儿子则被判十年徒刑。

1975年，最后一批国民党被关押官员被特赦，杨兆龙终于走出蹲了十二年的大狱，此时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不知道的是，在1966年，劝他留在大陆施展才华的妻子已经自杀。被安排到文史馆上班的杨兆龙已经百病缠身，四年后这位壮志难酬的法学家与世长辞，空留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