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个证人都搞错了，只有警方没错

文｜李宇琛

要不是接连两通电话，恐怕谁也不会料到，一位名叫王昊宸的律师会跟南阳冀廷梅案结下三年的缘分。

时间回到2022年6月，彼时全国多地还在疫情阴影下，街上看似一切如常，却处处关卡。正是在那时，王昊宸先是接到所里前辈王飞的来电，随后又是业界名律师张锦宏的提醒：南阳有个石佛寺，是据说全亚洲最大的玉器市场，可现在搞出一个冀廷梅涉黑案，十几口家人都被抓，公告贴满了街头，似乎要奔着黑社会方向去定。

王昊宸听完前后脚的两通电话，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听来离奇，亚洲第一玉器集散地的名头他也头回听说。

数日后，王昊宸赶到南阳，一下车便与其他几位参与辩护的律师碰头。此时，他才知道案件背后牵扯了一个颇为传奇的家族：冀廷梅及其丈夫毕炜炜、亲属冀晓永等，共有十几位至亲全被带走，甚至连年逾古稀的外公也难逃羁押。再问案情——官方三番五次贴违法犯罪线索征集公告，要把冀家说成涉黑。然而，家属毕奇奇却是个正儿八经的刑庭法官，这就让事情更添一分魔幻气质，法官的母亲，竟会被自家当地的公安指称是黑老大？

就这样，一行律师赶到淅川，想按照合法程序与专案组沟通。可专案组偏不在公安局里办公，而是住进了政府招待风格的裕隆花园酒店。到了现场，一栋2号别墅门紧闭，律师们在日头下“咚咚咚”敲门，好不容易门缝开一条，露出几个便装人士，第一句话却是：

“你有病毒没有？离远点！”

那态度之强硬，堪比古时候城门守卫的喝令。律师们想递交手续，想谈谈侦查中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都被一句“这里是我们办案场所，不接待”的冷言挡了回来。

这大门的忽然关闭，也似乎预示着之后的侦查阶段：不管律师如何表明来意，真正掌握案件一线信息的侦查人员，都保持高冷姿态。几天后，冀廷梅等人真的被正式立为涉黑案。

侦查阶段向来有限，律师们除了会见当事人、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就只能等待。可偏偏等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2022年8月，冀廷梅、毕炜炜和冀晓永三人突然从南阳市看守所：

人间蒸发。

最先发现的是他们的儿子（外孙）毕奇奇，他好心想给母亲和家人送几件夏衣，却被值班人员告知：“人已经不在本所。”

要把人转到哪里，没人正面回答。

情急之下，律师们挨个打电话问省内各看守所，才辗转得知，三人被送到了郑州第三看守所。那里号称“亚洲最大”，不过其管理也堪称：

亚洲级神秘。

等律师千里迢迢赶到，系统居然查无此人。驻所检察室解释说，不得安排律师会见是：

公安来函的要求。

就这样，王昊宸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场近似蹲大狱门口的漫长等待：每天冒着酷暑去排队，登记系统里却永远是几个理由：

提讯还没完、文件还没签、系统没更新。

总之你就是见不到她。

有人试图找监管支队领导，对方则冷冷道：

你爱去哪告就去哪告！

如今，这位领导因为他案已落马，但当时的僵持，小半年的光阴白白消磨。当事人真正重见律师，已是2023年2月他们被悄悄转回南阳市看守所之后。

这场会见之难，已足以让人慨叹：原本依照律师法规定的“48小时内应当安排会见”，在这里完全被抛诸脑后。你想看见人，但程序黑洞在前，想都别想。

若放在话剧舞台上，大概是反派端着红酒盏邪魅一笑：

要么忍，要么滚。

另一边厢，案件在移交审查起诉后，律师按规定到淅川县检察院阅卷，可案管部门又接连十来天不让看，理由是“卷宗还在公安”。期间，内部有人透出实情：其实卷宗就在检察院，只不过检察长亲自放过话：

此案不宜让律师过早接触。

王昊宸等律师四处联系，一位检察官、两位检察长助理……电话能打的都打了，最后纷纷被检察官们：

拉黑。

在持续反映情况之后，河南省检有一位石姓检察官终于出现，地方的案管部门这才把卷给律师。

谁曾想，整整一个月法定审查起诉期过去了：

一半。

检方也没有迟疑，就把“冀廷梅涉黑集团”起诉到了法院。换言之，还没等律师对里面的事实进行充分核对，一切就被顺势板上钉钉。这让人怎么不怀疑，是不是有人有意要让程序走走过场就：

完事。

审查起诉阶段结束后，案件进入一审审判环节，可定性却丝毫没松动：仍是“强迫交易”和“黑社会”的组合拳。王昊宸与其他律师沟通后，觉得单靠卷宗辩护很难。既然案发地在石佛寺，那不如去做增量辩护——自行调查商户，看他们对“强迫交易”到底怎么说。

岂料，此举立刻炸开锅。庞大的石佛寺市场，本来就汇聚无数摊主，结果不少人听说律师要了解“冀廷梅一家是不是逼迫收钱”，纷纷主动上门，说：

“我们当初都是自愿的，市面上摊位还供不应求呢，凭啥叫黑社会？”

短短两三个月，律师团队就拿到近七百份左右的证言。有人回忆冀廷梅帮人治病垫钱，有人说她对商户和外地打工者都很照顾；总之，硬要说她是“黑老大”，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这些证言一旦提交给法院，理应成为案件定性的重要参考。

律师们兴冲冲地将这些证言搬上庭前会议，但迎来的却是检方一招：

乾坤大挪移。

让公安部门赶紧再收集一波新证据——律师问过相同的商户：

警方再问一遍。

只是这次可能要带点“威慑力”。甚至有人表示，办案人员在询问证人时出言不逊，收手机、拍桌子已是常规操作：

这不是办案，这是办人啊。

公安又进行补充侦查，再次找同样的证人挨个谈话，有的还据称拍桌子、强行让对方改口。律师们大呼荒唐：此时案件都到审判阶段了，怎么能让此前疑似非法取证的侦查单位：

回锅再炒。

一群被指控人去调查指控自己的证人，让人啼笑皆非。实际上，咱们的刑事诉讼法从来不鼓励这种“一边审判、一边又回到侦查”的“单兵突进”。更何况，当事人已反映数次涉嫌刑讯、威胁的公安人员，再度对相同证人“补充取证”？

这比让罪犯自己调查案情还荒唐。

2023年中，为了保护商户不再受逼迫，王昊宸他们索性在石佛寺市场租了房间，集中接待愿意再作证或提供进一步线索的人。谁知那边公安也来：

包围律师。

同一楼层隔壁房间就坐着几个办案人员，随后又有人出面说：

这里是危楼，律师不能办公。

有位大姐被叫去隔壁房间一趟，回来后抹着眼泪找律师复述：“他们要我收回先前对冀廷梅说的好话，可我没办法昧良心。”

有人向证人们散布消息说，不要接受调查，这些律师是：

假律师。

几番波折，律师们被迫转移到户外，在市场某个大垃圾桶旁支起伞，下几把小板凳。商户一旦被叫去问话，就能先来找律师求助，或事后再来二次说明。

这种对峙一度持续二十多天。好多商户见到他们坐在垃圾桶旁遮阳伞下，可就这一坐，其实就起到了保护作用，让不少想强行逼口供的举动有所收敛。还有摊主每天给他们送水、送吃的，聊聊天儿，让整个市场在风声鹤唳之余多出几分温暖。

真正的法治保障，有时就靠这么几把小板凳和律师守望。

眼看七百份证言不敌官方定性，律师们继续寻找救济途径。意外得知案件的检察长，居然跟同案一名嫌疑人是亲属关系：那嫌疑人单独分案到别的地方，但和冀廷梅有千丝万缕交叉。

如此一来，“避嫌”根本形同虚设。

王昊宸等人当即在庭前会议上要求“改变管辖”，控辩审三方一度认同。然而接下来几个月，他们跑南阳中院、南阳市检、省检、省高院几十趟，始终得不到一个明确说法。

到了2025年元宵节，事情骤然爆发：淅川法院突然以“分案处理”的方式，把冀廷梅案再次：

拆分。

此举在法律圈里引起更多质疑。冀廷梅的儿子毕奇奇，本就是一名刑庭法官，这下彻底被逼到绝境：坐上辩护席，为母亲据理力争。

“法官儿子辩护母亲”，这一幕瞬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谁能想到，一个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士，居然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抗自家的不公？

纵览这三年，南阳冀廷梅案早已跳出普通刑事纠纷的范畴：它囊括了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审查阶段的“阅卷难”、审判阶段的“取证难”，再到“管辖不公”的困境，无不体现了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巨大被动。

可是，当我们渐渐剥离表面的喧嚣，透过一份份真正的证言与走访调查会发现，那些自愿站出来的石佛寺商户并非盲目袒护，反倒提供了大量朴素、具体的细节：他们说市场管理费是自愿缴的，摊位供不应求，“要是被强迫，怎么还纷纷抢着交？”

更有人叙述冀廷梅曾几次解囊相助、为贫病者提供经济周转，不像什么霸道黑老大。

何谓黑白颠倒？何谓以讹传讹？不就是要把那些异口同声的“自愿交费”全部抹去，只留下官方认定的“强迫”？

被害人不同意自己被害，警方表示，一定要害。

当真是应了古语：一人之口，胜似千人之言。

有警察带着当地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被害人的店铺，威胁称，如果继续委托律师出庭帮助冀廷梅说话，就会被：

没收店铺。

过程中，一位被害人用手机录下了一位办案人员对他说：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找律师有用？

难免有人会追问：若此案最终真被定成“黑社会”，那七百张证人证言，难道全是杜撰？当事人的儿子毕奇奇来辩护，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象征：一个原本身穿法袍、捍卫法律的年轻人，居然要跟自己熟悉的系统同僚对簿公堂。

时至今日，南阳冀廷梅案的管辖权悬而未决，关于“涉黑”的定性争议也尚未终结。可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围绕这三年的离奇经历，已足以令每一个关心法治的人震惊与思考：当证人作证变得步履维艰，当律师会见如同闯关游戏，当家属一夜间被冠以“黑社会”的标签，这种种违背常识与正义的现象，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偌大的石佛寺，七百人张嘴说真相，却不如几个文件里的一句涉黑来得有力。或许当下的暗流汹涌，只是在淬炼那一簇真正的火光。

当警方认定没错，需要更多人站出来追问——是真的没错，还是不让人说有错？七百张证言，千百份证据，不该被无声吞没。当事实置于阳光之下，它自然会找到真相的位置。可要是阳光被层层阴影挡住，就需要有人穷尽气力去拨开重重迷雾。

愿这一切荒诞，终能迎来一个阳光下的回答。

写于202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