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集体恐惧、寻求神灵庇护，中世纪狂欢文化的发展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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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起“狂欢节”，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巴西或西班牙的烈日，会想到盛大的花车游行和艳丽夸张的羽毛装扮，以及流水一般取之不尽的美食和美酒。

总之，对狂欢节的印象都是快乐、奢侈、热情洋溢的。

但其实，狂欢节在历史上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一个寒冷、压抑甚至被后世评价为“黑暗”的时代。

二者看似毫无关系，然而只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就会发现，狂欢文化在中世纪的诞生实属必然。狂欢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也都与中世纪欧洲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

狂欢文化的起源

“狂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由来已久。在基督教的日历上，狂欢节是一个与封斋期相对的日子。

按照基督教的传说，教会将耶稣复活前的那天定为封斋期，禁止一切娱乐与欢宴活动。人们常常在封斋期之前举行狂欢节，在这个节日里尽情享乐与欢庆。

但实际上狂欢现象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酒神节。

在古希腊传说中，酒神是一个天性敏感，极易冲动的欢乐之神。由于被认为是栽培植物，尤其是葡萄树种植的始祖，所以被称作酒神。

他一方面使人们陶醉在佳酿里，如痴如狂。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将其崇拜者从痴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他同时也是“解救者”。

酒神主管丰收，所以每年丰收季来临，人们都要杀猪宰羊，来到神庙中敬献祈祷、表演歌舞。之后，人们还要戴上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到大街上狂欢游行，载歌载舞，开怀畅饮。

基督教诞生后，希腊神话和狂欢文化逐渐渗透到基督教节日中，基督教的民间节日都披上了狂欢色彩，如谢肉节、愚人节、复活节等。这些狂欢节型的庆典活动，不管是在古希腊广大民众的生活中，还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著名的文艺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狂欢具有全民性、颠覆性的特点，且主要由狂欢节、狂欢式组成。

具体来说，他认为人们在狂欢式中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且通过自由、亲昵的接触，人们对制度、等级的恐惧得到消解。

在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后，人们有了崇尚自由、追求平等的勇气，并在嬉笑怒骂的活动中体验生与死，逐渐领悟了生命的本质。

中世纪“全民”的狂欢文化

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一套类似帝国的组织结构，具有巨大的组织力量控制着整个欧洲社会。每到圣诞节期间，为纪念耶稣的诞生和洗礼，基督教会内部都会举行一些节庆活动。

早期的狂欢节，仍然保留有酒神节和农神节的影子，只是以纪念耶稣诞生的新姿态出现了。《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将自己比作葡萄树，而葡萄树本身就是酒神的化身。其次，耶稣经历了死亡到复活的过程，也与酒神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统治者更多的将狂欢节视为一种社会手段，相当于“安全阀”的作用，承担释放人的紧张情绪和生活压力的功能。这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狂欢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教会的社会控制。

但与巴赫金宣扬的，狂欢文化具有颠覆性的特点并不完全相符合的是，在中世纪的整个西欧，上层社会对狂欢文化并没有特别的排斥。

甚至可以说，中世纪的上层社会不仅不排斥狂欢文化，他们还积极参与其中，狂欢文化原本就是他们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法国宫廷，历来就有举行和参加各种狂欢游戏的传统。1393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和若干高级贵族在一场宫廷婚礼中举行了一场吵闹游戏：他们化装成浑身是毛的野蛮人，一边不知所云地嚎叫，一边挥舞着狼牙棒，“像魔鬼一样”疯狂地舞蹈，还做各种粗野的动作。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国王和贵族们的游戏与普通民众并无多大区别。

中世纪的上层贵族不仅十分钟爱并支持各种狂欢游戏，还不惮于公开参与大众的狂欢，而丝毫没有１７世纪以后的那种“矜持”。我们可以把这种所有阶层的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现象称作“文化共同体”。

那么某个地区上具体的狂欢节活动又是怎样的呢？一份史料里完整地记录了1497年在梅斯举行的狂欢节巨人游行。

节日当天，贵族和贵妇、男女市民、教士和其他人分门别类地乔装打扮，敲锣打鼓，把盛装打扮的男巨人领到女巨人家中，让他们订婚、举行婚礼并跳舞。随后人们在市内举行盛大的凯旋游行，男巨人领着女巨人，后面跟着几位法官。

到了某个地方，一大群“街坊”迎过来，领头的是一位“修道院院长”。他们领着男女巨人到大教堂前面，由一位愚人“神父”给他们念祝辞，并给众人讲与巨人结婚有关的笑话。

返回时，人们在女巨人家的院子里表演一出滑稽剧。最后女巨人被送到男巨人家中，两个巨人躺在一起，正式结为夫妻。

从这详细的流程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当地所有阶层、性别和年龄的人共同参与的公共仪式，它主要的活动是大家一起簇拥着群体的守护神巡视共同的空间，为群体的安康和繁衍祈求宗教上的保护。同时，这样的仪式显然也具有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意义。

中世纪人对狂欢文化的态度，其实与当时人们特定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中世纪法国乃至欧洲的狂欢文化，实质上是在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里诞生的。

这些危险既包括疫病、饥饿、战争、死亡，也包括对黑森林等未知事物的恐惧，且当权的统治阶级无法为他们彻底根除危险。

在这种条件下，人的一切生活都必须依赖身边的群体。孤立的个人不仅安全得不到保障，还被社会所厌弃，甚至被视作危险的来源。

因此，地域共同体构成了当时最基本的生存单位。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共同体必然需要通过某些特殊的活动把全体成员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无所不在的恐惧和威胁。

因而，狂欢文化在中世纪的共同体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时，颠覆性并不是狂欢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恰恰相反，当时的狂欢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建构功能：它们既是地方社群进行自我管理的手段，也是驱逐群体恐惧和寻求神灵保护的宗教仪式。

近代分裂的狂欢文化共同体

大约从16世纪开始，西欧各地开始出现了许多“处死”或驱逐“狂欢节”的案例。宗教改革家带人把“扎成丑陋和可憎的怪兽模样”的“狂欢节”投入火堆；“狂欢节”在诗歌中被描绘成一个丑陋、贪婪却无耳无目的野人，并被投入河里淹死。

综合狂欢节的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意识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基督教世界兴起一股信仰“纯化”的潮流。

15世纪前后，“愚 人节”这种由教会主导，但却带有非基督教色彩的狂欢节庆被逐出教会的空间。

16世纪，这股潮流已经由教会内部迅速扩散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令整体宗教氛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583年狂欢日，法国国王像往年一样，戴着面具到大街上彻夜狂欢到凌晨。第二天，就被听闻消息的神父们，在布道时公开批评。

国王固然十分不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是做出了改变。后来连续几年都没有参与游行，甚至还明令禁止所有的假面舞会和假面活动。到了1589年，狂欢日“放荡、污秽”的假面狂欢，已经变成了“有序、虔诚”的游行。

不过，“狂欢节”式微的最根本原因，还要归结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中世纪的狂欢文化是欧洲的地域共同体，应对各种危险的方式。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民族国家的形成，原先支离破碎的封建割据状态逐渐被统一的王权所取代，国家的行政保护也更加有效地渗透到地方社群当中。

在经济发展、边疆开拓和近代城市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地域共同体的封闭边界逐渐被打破，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使得狂欢文化所表达的驱逐恐惧和寻求宗教保护的功能失去了意义。

狂欢游戏宗教性的丧失，导致人们对狂欢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之相伴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世纪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分裂。

游戏社团甚至不再按地域，而是按社会阶层划分。不同阶层的狂欢活动完全是分开的，上层社会甚至不愿意观看下层的狂欢游戏，下层民众可以去观看上层的游戏，但普通民众绝无参与上层狂欢的机会。

狂欢文化的作用和价值

中世纪的狂欢文化是地方社群自治的重要载体，它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建构功能，并为所有阶层、性别和年龄的人所共享。

当上层社会进行狂欢游戏时，他们并非认为这“只是游戏”。相反，狂欢文化是全民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把中世纪的狂欢文化看作大众阶层对官方秩序的反抗，或简单地把它们描述成大众情绪的“减压阀”，是十分片面的。

即便到了近代，狂欢变成了游戏社团的特权，普通民众成为被动的看客。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那些对狂欢文化的攻击，都仍然会在不经意之间采用狂欢文化的形式。它再次证明中世纪的狂欢文化是所有人的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民间或大众阶层。

在现代，狂欢文化的社群管理功能仍在一直延续，只是具体形式和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的狂欢主题总是与时代的热点议题密切相关，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氛围也在狂欢文化的演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即使是在狂欢文化的颠覆性和反抗性被急剧放大的时期，它也只是呈现社会冲突的一个窗口，本身并不具备冲突性。

固然颠覆日常秩序确实是狂欢文化的一个固有特征，因为狂欢节庆原本就是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状态。但这种颠倒的形式并非颠覆，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强调正常的社会秩序。

其实，我们中国从古至今的节庆文化，比如元宵灯会、中秋晚会中，也同样具备狂欢色彩。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聚集在一起纵情享乐，驱散黑暗与恐惧，发泄积攒的压力，以迎接更好的未来，仿佛是人类心照不宣下达成的文化共识，更是一种质朴而美好的愿望。

参考文献

《法国文化史》

《罗曼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