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理性，但不要确信不疑

夜读 vol.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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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通过各种事实来认知世界，但进入信息爆炸的当代，周围充斥着不计其数的信息和事实，我们难以取舍，无法判断应该选择相信什么，更加无法做出明智理性的判断。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用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来认识世界、做判断和决策，本书恰恰就为你提供了方法。罗振宇说：“过去，我们相信认知源于事实；现在，认知本身就是事实。”

本文摘录自《做出明智判断的10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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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6月28日，在写给约翰·泰勒·华盛顿（John Tyler Washington）法官的一封信中，时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表达了他对自己在美国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验”的期待：“我们相信，结果终将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理性和真理的支配。”在这封信发表的212年之后，“post-truth”（后真相）这个词当选《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年度词汇，这似乎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事实：美国的这场政策实验失败了。

当实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科学家通常不会完全放弃正在测试的理论假设。相反，他们会回过头来检查使用的方法或预设的前提，找出所犯的错误，调整实验思路，然后继续实验。同样，那些对将理性和真理置于政府中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人也不应该就此放弃，因为之前的失败可能只是因为测试的对象是错误的。

有一种理性模式认为，经验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放弃。这一传统在西方哲学中历史悠久，认为理性是绝对真理的潜在孕育者，就像一台逻辑机器，只要输入不容置疑的事实和基本原则，这台机器就会输出一种彻底的解释。

在现代哲学中，这种乐观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贝内迪克特斯·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这两位哲学家都因数学和几何学中的证明方式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们进而认为，通过适当的谨慎与努力，可以把数学和几何学中的这种精确性复制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笛卡尔在《谈谈方法》（The Discourse on Method）中写道：“几何学家通常运用简单易懂的推理步骤构成很长的推理链条，以此来完成最困难的证明，这让我意识到，人类知识范围内的所有东西实际上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相互关联的。”

笛卡尔试图模仿数学方法，而斯宾诺莎走得更远，他明确地试图完全复制数学中的方法。在其巨著《伦理学》（The Ethics）中，斯宾诺莎把自己的论点分解为定义、公理、命题、推论和证明等元素，并试图使每一个步骤都可以从上一步无可辩驳地推导出来。他不依靠经验观察，也不使用任何粒子加速器或电子显微镜，仅仅使用这种论证方法，斯宾诺莎在该书的第3页就信心十足地得出了结论：“所有物质都必然是无限的。”他的证明完全是先验的，来自纯粹的理性，不需要以任何实验性的证据为依据。

对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优于观察，因为通过理性，人们可以透过世界给予感官的表象，确实地看到事实的本来面目。“理性能真切地捕捉到事物的必然性，也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斯宾诺莎曾这样写道。对斯宾诺莎而言，理性带来的回报不亚于用上帝的视角打量世界，因为“理性的本质就在于把事物置于永恒之中”。

虽然现在还有一些理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大多不再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样过于雄心勃勃地鼓吹理性的价值。大多数哲学家认同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在《物理学和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中所说的：“某些绝对的真理是纯粹的理性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探索出了理性的根本缺陷：纯粹的理性只能被用来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对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在世界中的关系却无能为力。例如，“1 + 1 = 2”是一个关于数字概念的真理，但它无法告诉我们，当把两个实在的物体放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相互湮灭，可能会合并成一个，也可能会增殖为更多。

尽管理性主义已经衰落，但人们依然认为理性的最高形式是逻辑的结构，就像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一样。越接近这种形式，推理就越缜密和稳固。心理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理性之谜》（The Enigma of Reason）中简洁有力地描述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为了使论证合乎逻辑，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简化，消除所有的隐晦、模糊和复杂多元之处，以便能够以逻辑形式表达，比如“如果x，那么y”。

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揭示出假设之间的实际关系，反而夸大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造成了一种确定性的假象，掩盖了事实。这就是梅西耶和斯珀伯在《理性之谜》中所说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纯粹的理性并没有给人以有效的指导。”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纯粹的理性并没有给人以有效的指导。

这不是最好的理性，而是纯粹的理性。就像酒精一样，如果太纯，它就会让喝的人感到极其不快甚至可能中毒。理性只有在综合运用时才能发挥最佳效果，而这样的运用不仅需要逻辑，还需要经验、证据、判断、微妙的思想，以及对隐晦的感知。从更广泛和最实际的意义上看，理性基本上就是基于合理的理由进行推理的能力。但这里所说的推理包含多种方式，绝不仅仅是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演绎推理这一种形式。

对理性本身以及理性的价值保持谨慎的态度，将有助于防止我们对自身信念的合理性和真理性过于自信。在生活中，尽管很多有识之士不赞同我们的观点，但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理性的，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则是被偏见、无知或愚蠢蒙蔽了。如同笛卡尔一样，我们总是自信满满，认为自己看到的都是通过“纯粹理性之光”看到的，总是真的。但实际上，即便理性之光一直闪亮着，它也从来不是纯粹的。我们经常会判断失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理性之光直接照耀的东西，而忽略了黑暗中的其他事实。

不过，在批判理性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矫枉过正。在谈及理性的局限性时，人们经常会混淆“揭露”（expose）与“揭穿”（debunk）的含义。根据心理学的证据可以看出，人的大多数思想都是当下热烈的情绪加载过程自动而又迅速地产生的，而非经由冷静的智慧有意识且缓慢地产生的。因此，人们在决策时往往无暇顾及理性，而总是在事后将其当作评判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是在追求理性，而是在追求合理性；人们不是出于正当理由去行事，而是在事后追溯性地寻找理由。

对于理性，最合理的看法应该是既不把它拔得太高，也不把它降得太低。理性是不完美的人使用的不完美的工具。我们的确应该努力做到尽可能的理性，并且不断提高对自己信念的真理性的信心，但这也要求我们对自己能有多自信有一个切实的看法。如果只是臣服于理性，那么理性本身并不会引导我们走向真相。相反，理性更像是一个导航工具，如果知道如何使用它，以及自己在探求什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理。

很多证据既证明了人确实有足够的理性，同时又证明了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正是通过理性的科学调查，我们才发现了热烈、自动的情绪过程与平稳、冷静的理性之间的差异，并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只有运用理性，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认知障碍。只有聪明的物种才能了解自己本性中愚蠢的一面，而只有了解自己容易陷入的非理性陷阱，我们才可以更好地避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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