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特殊时期结束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命运也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也在持续上演。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关于这一点，每个人都有基于自我认识的观点。而也正是因为独立个体的差异性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让政客们难免唇枪舌战，乃至孤注一掷。
作为历史转折中的主席华国锋在次年2月提出了“两个凡是”——公允的说，它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华老也并非最主要的参与者，可是作为领导人他又显然是难辞其咎的。而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就在特殊时期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就已经重获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接下来的问题就已是大论战。
1977年7月，邓小平已经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相继在中央党校、《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矛头无疑就是“两个凡是”。
汪东兴对此曾公开批评了胡耀邦、《光明日报》，讨论也短暂叫停。但在两个月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为叶剑英等人的反对讨论得以继续，接下来就有了一如《中国青年》等的复刊发表。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华国锋对方向把控上的失效（这也与他出身地方，缺乏基础等无不相关）。很快也就有了我们现在人尽皆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它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华国锋的去留也摆上了前台。1980年，很短时间内北京连续召开了九次高层会议。会议期间气氛相当紧张，讨论的问题很复杂，也很严峻，这不仅关系到一众领导人的去留，也更关系到国家命运。
对于这一轮会议，华国锋无疑是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高尚品德的，他允许大家开诚布公，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因此会上不少人都直接谈了自己的想法。
这些想法里有些肯定了华国锋这几年为了稳定局势而做出的努力，也有很多想法则公开向华国锋表达了不满，认为他已经不太适合再担任国家一把手。
因为争论非常激烈，所以华国锋也感受到了压力，几轮会议结束后，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华国锋已经向组织表达了辞职的想法，但这事并未最终确定下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同意。
看到会议陷入僵局后，陈云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 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担起了责任，稳定住了全国大局，避免社会陷入危机之中，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丰功伟绩。
但现在国家面临新的历史选择，正在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因此领导人需要有更强的综合能力，要有战略眼光和改革魄力。
当下对国家发展制约最大的就是经济领域的僵化模式，只有大刀阔斧改革，打破旧思维和旧做法，才能进一步激发干部队伍活力，推动经济领域的生产建设。
而华国锋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有局限性，因此华国锋要有 “自知之明”，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陈云这番话意思已经十分明确了，那就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已经和当下时代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所以应该主动离职，让更有改革精神的人来领导大局。
当时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讨论过，但具体是否落实，怎么落实，当时工作其实并没有真正展开，毕竟有很多人不太相信先富能带动后富。
面对当时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似乎不改革开放，贫穷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也不可能去引进外资，推动产业发展，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成了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对于华国锋感受到的压力，叶剑英也感同身受，毕竟他曾经和华国锋联手粉碎了“四人帮”，两人也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了。但叶帅也认为国家需要改革，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路走了，最终他决定为华国锋承担一些压力，讲了一些话，倒是让不少人颇感意外——这其实也是政治素养的体现。
当时在谈及华国锋去留问题时，叶帅明确表示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 的艰难斗争中顶住了巨大压力，为国家拨乱反正打开了希望之门，这份功绩名垂史册，但自己作为重要的核心领导，也有责任，况且自己年事已高，也到了考虑退休的时候，也提出了辞职的想法。
叶帅这么说，一方面是避免华国锋成为众矢之的，让华国锋过于尴尬，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华国锋突然去职，引发国内外过多猜测，所以自己也提出了离职的想法，这样的话，能缓解一下紧对立氛围。
最终，华国锋决定离职，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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