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挑战（孙志伟、殷浩铖）

大外交青年智库·深圳

Glory Diplomacy

让中国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

01

今日语录

（2025年3月23日）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自己，就需要跟自己的情绪做联结，并理解这些情绪。

——〔英〕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02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挑战

孙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殷浩铖，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

一、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新议题

虽然人工智能已被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版图，但是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多起始于对主权国家的习惯性关注，所偏重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主要大国或在该领域内占优势的发达国家，将技术安全统合进大国竞争与国际格局等宏大议题之下。随着该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推广，“全球南方”在经济发展与安全治理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也将注意力转向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南方”的相对地位。首先，部分研究从国际经贸和价值链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削弱“全球南方”的比较优势。其次，一些学者从现实政治的视角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大了“全球南方”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数字与发展鸿沟。再次，相关研究也指出，“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代表权与话语权受到较大制约，呼吁建立更为有效的治理体系。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南方”虽然已被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版图，但是现有研究在探讨“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安全困境时，依然试图构建一种较为宏观的政治叙事，倾向于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视角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不论是聚焦发达国家的研究范式，还是对于“全球南方”的具体研究，大多沿用了大国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忽视了公司、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微观权力互动以及相关国家面临的现实安全挑战。这也成为技术与国际安全研究亟待拓展的新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权力格局。技术不仅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关键变量，也对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和安全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着技术安全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南方”的技术处境和安全困境进一步体现了全球权力格局中的不平等性。这些国家既需要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与治理机遇，又必须应对由技术扩散和权力失衡所引发的现实安全威胁。此类安全困境不仅是国家间技术竞争的延续，更是数字巨头等非国家行为体依托技术的垄断优势实现权力扩张的直接后果。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需要平衡技术发展的经济红利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南方”可通过国际合作和区域协调争取更多话语权，以确保在技术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另一方面，它们也应加强技术自主能力建设，提升对核心技术和数据资源的掌控力，以减少对外部力量的技术依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推进，“全球南方”面临的安全挑战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这要求学界超越大国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更为深入地剖析数字巨头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全球南方”在安全领域所展开的微观权力互动。这种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关系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还可为“全球南方”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安全治理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技术公平分配、加强全球技术治理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二、结构性权力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内涵

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权力形式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但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运行方式越来越依赖于对关键结构性资源和规则的控制。可以说，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更是塑造国家、企业乃至社会发展路径的关键变量。而结构性权力则是理解此类影响过程的钥匙。因此，从人工智能的技术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并发展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内涵，探索技术如何重塑安全格局，成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重要课题。

（一）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启发性借鉴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是理解国际权力关系和权力分布的重要理论框架。她将结构性权力具体化为知识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及安全结构四个核心维度。不同结构维度的权力之间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了一个多维度且深层次的互动网络。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结构不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还对国际政治中的其他权力结构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使得知识结构与安全结构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且复杂，导致安全问题与知识问题成为各国际行为体普遍关注并开展博弈的关键领域。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根植于人类既往的知识体系之上，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对全球知识结构的迭代更新。因此，深入剖析知识结构在既往技术演进过程中存在的恒常性，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本质及知识结构的演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知识结构中的权力源自知识本身的稀缺性，并受到大国竞争叙事的影响。斯特兰奇认为，行为体在知识结构中的权力源自其对信息、技术和思想的掌控。对技术权力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正是在于解答相关知识与技术是由谁引领且如何生成的。尽管不同类型的技术快速发展，但主权国家依然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着对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相关国家通过限制知识精英的国际流动，遏制核心科技知识的全球传播，刻意营造知识资源的稀缺性，以此强化自身技术权力的基础。20世纪中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便是知识权力化的典型例证。此外，科学知识的流通与应用往往深陷国际竞争的桎梏之中。尽管部分科学界人士致力于推动科学知识的跨国界流通，但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与技术扩散仍然深受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利益竞争的制约。这种局限性致使知识与技术极易成为干预他国利益的新路径，持续影响着国际安全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结构的动态演变正持续性地影响着国际权力的分布格局。随着技术发展模式的不断革新，知识与技术的掌握及对其的垄断地位已不再为国家行为体所独享。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中的大型企业凭借技术特征的迅速变革，正逐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探讨知识生成与技术权力这一议题时，必须密切关注技术发展模式的演变趋势，将相关企业及其掌握的技术权力纳入分析范围。

其次，知识结构对安全结构的影响主要建立在相关知识及信息的传播与运用之上。在既往研究中，知识结构对安全结构的塑造作用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随着侦察卫星、高性能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手段的涌现，信息系统的构建与信息的战略运用在军事较量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指挥人员由此能够利用相关信息辅助进行决策。这一转变意味着，相较于传统的人力密集型军队与机械化军事力量，知识与信息在决定国家军事实力方面存在着显著优势。诚然，上述分析存在着一定局限性，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启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安全结构，根源在于相关行为体积极采纳并有效运用此类技术所生成的信息，并将其融入维护国家安全的互动实践中。随着知识结构和技术形态不断升级迭代，虽然知识结构对于安全结构的影响不再仅限于传统安全领域，但是将相关知识与信息的应用视为中介影响机制的研究逻辑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再次，伴随技术发展的多维度影响，知识结构的理论应用空间也在不断拓展。传统上，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普遍追求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中获取最大限度的竞争自由，以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追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型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策略性博弈。斯特兰奇所处的时代见证了主权国家利用国内法律体系、行政监管手段与大型跨国企业展开的互动与较量，双方的力量对比与策略选择深刻影响着国内行业治理结构的演变。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与发展，这些国内层面的博弈对全球行业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的浪潮即是如此。斯特兰奇的研究基于国内视角和市场竞争，为研究大型企业在知识结构内部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全球互联网的建立，相关公司与主权国家在知识结构与技术治理领域的安全博弈变得更加激烈。各类行为体博弈所涉及的领域也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的国内立法，更是涉及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展开竞争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公司试图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影响治理机制，将自身的安全利益与发展需求融入全球技术治理中。

（二）知识结构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三重影响路径

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对知识结构实现掌控被视为国际权力互动中的关键要素之一。行为体通过主导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分配规则，在知识结构中行使技术权力，最终影响其他行为体的信息获取与发展路径。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结构中的技术权力不仅延续了传统意义上对稀缺资源的依赖，还进一步形成了工具性权力、话语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三种权力维度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复杂内涵，并通过多重路径对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参见图1）。

其一，工具性权力是人工智能技术权力的基础维度，特指行为体依托在知识框架与配套资源方面的优势，直接对知识的生成实现控制的能力。工具性权力围绕技术的稀缺性展开。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成既依赖于深厚的科学理论基础，也依赖于关键的、稀缺的配套资源。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建立在前沿科学的理论进展之上，涵盖基础数学、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形成了较高的知识壁垒。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人工智能相关论文与专利上的领先地位为其工具性权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成熟有赖于大规模的训练和学习，需要充足的算力配套、丰富的数据占有作为支撑。以OpenAI训练GPT-3模型为例，该过程动用了数千枚特制的高性能计算芯片，并依托高达45TB的原始文本数据集，历经3 640万小时的复杂运算。这一实例凸显了充沛的算力资源与巨量的数据占有在构建人工智能技术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出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资源的稀缺性质。因此，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其配套资源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利用其工具性权力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一种对外施加影响的技术工具，进而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其二，话语性权力是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在国内治理维度上的反映，表现为行为体对知识信息及其传播路径的技术性调控，进而影响话语体系和认知框架的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升级有赖于大量数据资源的标定与推送算法的应用。在人工智能话语性权力的运作过程中，相关行为体依托技术优势能够通过蓄意甚至恶意的数据灌输，使人工智能系统生成带有偏差且难以辨别的错误叙事或知识内容。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部署中，技术控制者巧妙地将本国的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融入全球知识体系，并借助所谓“透明性”与“公平性”等治理理念推广其技术模型，使得这些技术的海外受众在无形中接受并内化来自外部的话语叙事。此外，算法在人工智能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相关行为体通过话语性权力主导公众舆论的能力。社交媒体平台凭借人工智能算法系统控制信息分发的逻辑，不仅影响公众对社会事实的认知，还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曝光信息来塑造社会议程。由此，知识结构的面貌受到重塑，技术接受者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更是会受到潜在影响。

其三，制度性权力是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在全球治理维度上的反映，指行为体通过影响和嵌入国际规则和治理框架，巩固技术支配地位的能力。从场域互动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跨国运营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建了新的空间，亟待建立起恰当的标准与规范。在这个新兴的互动空间内，各行为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参与制度塑造，试图使治理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就技术标准层面而言，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原则、数据安全规范和技术评估框架逐步成为国际治理中的核心议题。这一过程往往由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与行业领先企业所引领。一旦技术标准得以确立并被广泛采纳，就将对全球技术应用的格局与发展轨迹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例如，在自动驾驶、社交媒体和数据隐私领域的技术规范方面，领先企业和先发国家可通过技术标准的制度化巩固对技术市场的控制能力。而在伦理软法的构建层面，相关行为体能够利用技术与影响力上的优势，将其立场与偏好转化为对治理伦理框架的影响力，并将自身利益深度融入这些伦理准则之中。然而，技术规则与伦理软法的制定权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领先企业，从而在实质上构成了制度性权力的不对称。这也导致相对弱势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技术主导者设定的治理框架。

（三）技术权力成为联系数字巨头与“全球南方”的关键力量

在知识结构中，占据资源优势的行为体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分配规则，影响其他行为体的经济利益、认知框架与决策空间。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核心内容已从传统的教育体系等领域转向以算力算法、数据积累和技术规范为主导的智能知识体系。大型数字企业作为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凭借对关键算法、海量数据资源以及技术平台的深度垄断，已然成为影响知识结构的主导力量。它们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南方”的技术能力和治理模式，还可对其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施加隐性影响。

不同于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发展和运用模式，人工智能的开发与运营更侧重于由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大型企业完成。相关企业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自动驾驶等方面拥有领先的技术能力和广泛的市场份额，本文将这类大型企业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巨头。同时，此类数字巨头还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计算资源，能够支持人工智能模型的大规模训练与部署。目前，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谷歌（Google）公司开发的Gemini、元公司（Meta）公司运营的脸书（Facebook）等均是该技术驱动下的典型模型。持有并运营此类模型的大型企业符合数字巨头的普遍特质。在人工智能的跨国应用过程中，数字巨头能够依托技术优势对“全球南方”施加技术权力，并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数字巨头在技术资源上对“全球南方”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自互联网时代以来，这些企业在计算能力和即时响应方面就占据领先地位。凭借此类优势，数字巨头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有充足的算力调用更大规模的模型，并实现更为精准的实时推理。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在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资本积累方面与发达国家及其数字巨头存在显著差距。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全球南方”在数字接入率方面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在发展人工智能时严重缺乏技术沉淀，面临更为严峻的发展障碍。此外，数字巨头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取海量、优质的数据资源，进一步扩大了对“全球南方”的技术权力优势。由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和数据环境相对完善，巨头企业可以高效地积累和获取数据资源，在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上形成压倒性优势。北美和欧洲2020年在全球互联网数据流量中分别占据29%和23%，远超发展中国家。与之形成对比，“全球南方”通常面临数据资源匮乏、技术手段不足以及监管法规不健全等多重挑战，难以在数据积累和技术应用方面与数字巨头抗衡。

数字巨头依托发达国家的配套资源能够更为便利地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硬件基础为增进数字巨头技术权力提供了产业环境。目前，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能够匹配人工智能运行所需的算力空间和存储容量等需求。强大的硬件支持确保了相关技术得以充分发展，并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因看重人工智能行业在未来具有的广阔空间而竞相布局投资。这大幅降低了数字巨头的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帮助它们以较低的代价进行持续的研发投入。例如，在2023年美国风险投资市场中，超过1/4的资金流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相较而言，“全球南方”在产业和金融环境上存在明显不足。在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实力排行榜》中，“全球南方”中仅有中国、印度和阿联酋等少数国家能够在人工智能经济竞争力的分项排名中跻身前十，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则相对有限。

因此，从知识结构的视角看，数字巨头的崛起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主体的深刻转型。与以往国家主导的技术权力不同，数字巨头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对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资源与配套产业的控制，显著强化了其在知识结构中的影响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种隐性而广泛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的影响远超技术发展本身，对“全球南方”的经济结构、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安全领域构成了长期挑战。

三、权力扩张与数字巨头对“全球南方”的安全影响

通过工具性权力、话语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等途径，数字巨头不仅给“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及全球治理地位等方面带来安全挑战，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技术权力格局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参见图2）。

（一）工具性权力的扩张影响“全球南方”的经济安全

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数字巨头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和控制关键资源，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构建起强大的工具性权力。在商业盈利的驱使下，巨头企业拥有更强的动力进行产业扩张和追求垄断地位。这一过程也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安全产生威胁。相关国家不仅在硬件技术方面对数字巨头形成依赖，还在数据积累与技术创新方面面临新的安全挑战。

人工智能的硬件垄断造成“全球南方”的技术依赖。无论是用于数据处理的高性能计算设备，还是用于边缘计算和物联网的智能终端，硬件设备都是人工智能在应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巨头通过研发和应用高性能的专用硬件，如人工智能芯片、服务器集群、智能传感器等，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凭借在硬件研发中的技术积累和强大的供应链控制能力，数字巨头不仅能够联合其他科技公司快速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还能通过控制关键部件的生产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使其他企业难以在硬件层面的竞争中与之抗衡。这种硬件垄断迫使“全球南方”在寻求提升生产效率的过程中，不得不转向数字巨头及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以获取完善的硬件基础。这也使得“全球南方”对相关企业的技术依赖在这一过程中同步加深。以生产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的英伟达公司（NVIDIA）为例，2024年，该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和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占有率约为90%，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同时，超微半导体公司（AMD）则几乎占据了剩余的市场份额。这一市场格局凸显了来自发达国家的数字巨头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上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因此，“全球南方”在提升生产效率的过程中，被迫依赖全球领先的数字巨头所提供的先进硬件设备。这不仅对“全球南方”的技术自主形成限制，还加深了对数字巨头的持续依赖，从而对自身经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人工智能的数据兼并遏制了“全球南方”的创新能力。对人工智能平台而言，大量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是其模型迭代升级的重要“燃料”。数字巨头若要持续发展并保持竞争优势，必须通过扩大技术和服务的市场覆盖面来掌控大量的数据资源，确保模型在各种应用场景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南方”的市场代表着巨大的数据资源潜力，能够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和用户数据。同时，相关国家的市场也为数字巨头提供了测试和部署新技术的试验场，使其可以在当地的实际应用中验证和完善其技术产品。因此，相关数字巨头热衷于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公司开展并购以扩充海外市场。例如，美国科技公司条纹（Stripe）曾收购尼日利亚的Paystack公司以扩大其全球支付网络的覆盖范围，同时获取当地的技术和客户资源。此类并购行为对“全球南方”的创新能力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些国家优秀的科技公司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数字巨头的收购目标，沦为它们的研发资产与扩张跳板，最终不利于“全球南方”实现科技创新与技术赶超。

（二）话语性权力的渗透威胁“全球南方”的社会政治安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智能平台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开辟了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些多元化平台的训练与应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大众的作用范围和影响效能远超传统技术。通过影响“全球南方”的话语叙事和政治文化，数字巨头及其技术权力对此类国家带来了更为显著的社会政治安全威胁。

“全球南方”的社会安全受到数字巨头与平台所产生的信息偏见的威胁。社会安全面临的威胁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强触达性之上，即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门槛极低，民众在无需深入掌握复杂专业知识或编程技能的前提下，就可以有效、快速地运用该技术。在面向广大群众的消费领域中，人工智能平台能够通过“母国中心”式的概念解构或算法偏见等方面形成话语性权力，快速影响当地的社会文化。“全球南方”的用户所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数字巨头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与知识体系训练而成。这不仅意味着信息的传递受制于发达国家既有知识框架，还可能导致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出现简化、筛选甚至是刻意扭曲等现象。例如，在向ChatGPT询问“什么是西非文化？”的问题时，其回复多将西非文化从土著宗教和部落结构等方面进行界定和分类。这一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发达国家和数字巨头以西方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认识来解读区域文化的固有逻辑。随着人工智能的强触达性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此类信息偏差更容易、更快速地被“全球南方”的民众获悉。这不仅削弱了其国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还可能引发误导性的社会叙事，扭曲公众对本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状的理解，加剧社会安全挑战。

“全球南方”的政治安全同样受到人工智能平台构建的错误政治信息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巨头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有可能成为一些意图不良者的操纵对象，进而加剧政治动荡与不稳定性。一方面，政府公信力可能面临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所制造的虚假话语叙事挑战。一直以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建立在真实、透明和负责任的基础之上。然而，深度伪造技术能够生成高度逼真但内容虚假的涉政媒体信息，直接破坏了这一信任基础。随着伪造技术的迭代发展与平台的快速普及，别有用心者能够利用大数据和相应算法生成误导性的政治信息。例如，2019年年初，加蓬部分反政府人士通过伪造总统阿里·邦戈（Ali-Ben Bongo）的新年致辞，质疑官方发布的总统健康信息的可信度。这一行为不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信息真实性的怀疑，还导致了抗议活动和小规模暴力冲突，挑战了政府的权威性，造成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生成的“信息茧房”现象（Information Cocoons），可能对“全球南方”的政治稳定构成严重挑战。政治制度的稳定依赖于社会群体对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形成共识。然而，部分行为体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量用户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此深入洞察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并为其生成高度个性化、符合认知偏好的政治话语叙事，最终导致国家的政治稳定面临严峻挑战。例如，在2016年菲律宾大选中，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竞选团队就曾利用数字平台上的智能机器人来扩大影响力、定向聚合本党支持者。此举使得杜特尔特家族与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家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时，棉兰老岛独立问题、禁毒行动和“挺杜”媒体等争议也借助人工智能平台进一步扩散。当前，菲律宾国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矛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信息茧房”所引发的认同缺失与族群对抗的表现。

（三）制度性权力的垄断削弱“全球南方”的治理话语权

当下，数字巨头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显著优势，致使制度性权力为其所垄断，导致“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技术和制度不对称不仅削弱了它们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能力，还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

数字巨头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标准制定上占据优势。有效的技术治理要求深入理解技术的基础原理和运作机制。一方面，数字巨头在人工智能架构和算法开发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其能够在技术标准制定上发挥领导作用。例如，谷歌的TensorFlow、自动机器学习（AutoML）以及元公司的PyTorch等框架是当前全球最流行的深度学习工具与技术基础。基础性的技术框架赋予了相关企业在治理对策咨询与规则制定上的技术优势。以谷歌为代表的数字巨头依托其技术框架优势主动参与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推动算法与治理的协同与统一。另一方面，数字巨头在伦理规则制定上的先发优势使之更容易在治理的价值议题上占据舆论高地。数字巨头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伦理议题上的先行地位，进而在伦理规则制定上占据主导权。谷歌在2018年公布了其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表明其人工智能的开发将遵循“安全、公平、透明”的技术取向。上述理念在当下人工智能的治理中被反复提及，并内嵌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之中。由此可见，数字巨头在人工智能伦理规则制定方面的先导地位，为全球治理框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一过程也会将数字巨头的治理理念内嵌入全球治理的标准之中，导致相关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更符合其利益，进一步强化了巨头企业的制度性权力。

同时，治理议题的地缘化正持续削弱“全球南方”的发展空间与话语权。当前的人工智能治理已成为各科技大国展开技术博弈的新空间。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集团（G7）等平台展开治理合作。相关国家协同发布了《首尔宣言》（Seoul Declaration for Safe, Innovative and Inclusive AI），并将“全球南方”排除在外。此类“小集团化”的治理取向同前期由28个国家共同发布的《布莱切利宣言》（The Bletchley Declaration）存在显著差异，凸显了发达国家将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持续地缘对抗化的演变趋势，“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已然面临危机。除此之外，数字巨头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技术竞争与规则制定中的垄断优势。许多国家正谋求与这些巨头合作，以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逐步接受了由数字巨头主导的技术标准和治理规范，从而在规范议题上形成了对后者的依赖。例如，在与谷歌的技术合作中，肯尼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欧主导的治理标准。治理规则的依赖叠加全球技术竞争的加剧，限制了“全球南方”与来自美欧以外国家的数字企业在技术和治理上实现合作的多样化机会，也禁锢了相关国家的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地缘对抗化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沦为技术规则竞争的牺牲品。这不仅使其难以自主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和技术治理主权，还意味着数字巨头的制度性权力进一步扩大。

最终，“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劣势转变为其安全治理上的风险隐患。数字巨头在工具性权力上的优势将转化为制度性权力上的垄断。由于技术发展和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对数字巨头的依赖，“全球南方”在技术治理问题地缘对抗化背景下面临技术权力不对等和合作选项受限的双重挑战。这些国家在国际治理谈判中往往无法提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和声音，导致其安全利益被忽视或埋没。

四、安全挑战与“全球南方”对技术权力的政策应对

面对数字巨头和人工智能技术权力的扩张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全球南方”不得不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试图在追求产业红利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实现微妙平衡。

（一）以自主多元的产业发展政策确保经济安全

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红利促使“全球南方”希望引入和发展该项技术，加速推动本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技术的引进以及由此引发的依赖同样也是数字巨头发挥工具性权力的过程，这无疑会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对此，相关国家积极地制定发展战略、展开多元合作，旨在应对此类挑战。

“全球南方”主动地制定一系列战略与政策，通过推动人工智能在本地区的运用与发展来提升维护经济安全的技术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福利、扩大劳动内涵等途径促进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全球南方”的经济实力。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巨头与此类国家之间的合作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例如，在国家发展规划方面，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均已发布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战略。其中，沙特阿拉伯计划设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卓越中心等，加强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能力；马来西亚发布诸如《人工智能政策框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admap 2021—2025）的政策文件。在产业配套方面，部分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配套设备以换取数字巨头在当地的技术研发与商业运营。例如，印尼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并通过承诺提供税收优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吸引数字巨头的技术转移。正是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谷歌公司与印尼政府在数字和智能领域达成了合作，该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能够得到提升。相关举措表明，“全球南方”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试图通过与数字巨头展开合作来确保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安全。

同时，“全球南方”也积极展开更为多元的技术交流，旨在对冲对单一数字巨头的技术依赖。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南方”对来自数字巨头的数据和硬件依赖显著上升，有限的技术来源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数字巨头的控制与胁迫。为应对这一挑战，部分国家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展开广泛合作，以丰富技术来源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全球南方”积极引入来自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数字技术，丰富其国内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来源的多元化。例如，非洲各国在数字技术应用上逐步拓展合作对象，除了传统的西方技术供应商外，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企业与技术也逐渐进入非洲市场。巴西同中国及俄罗斯的技术合作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依托其相关区域性国际组织加强域内的技术合作。例如，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在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领域展开深入的技术交流。相关国家努力推动共同研发计划，促进区域内技术交流和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降低对数字巨头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全球南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产业发展政策，推进本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这既体现在主动制定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上，又反映在基于本国利益构建多元化合作模式的实践中。相关国家的目标不仅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更是为了减少对单一外部技术来源的过度依赖，降低数字巨头通过工具性权力影响本国经济安全和技术主权的风险。

（二）以复合多层的社会治理政策维护社会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虽然能够提高“全球南方”的发展水平，但也给当地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带来风险挑战。如何通过本国的治理手段消弭技术权力扩张带来的社会政治安全威胁是它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全球南方”的社会治理政策既需面向数据与网络等基础要素，也要直接应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挑战，逐步构建起复合多层的治理体系。

“全球南方”已经对数字巨头带来的数据隐私问题和网络中立问题表现出担忧，并尝试通过严格的行政或立法手段进行治理。数字巨头的话语性权力植根于数据与网络等基础要素，“全球南方”对于此类要素进行管制有助于减轻相应安全风险。如在数据安全议题上，巴西等国对包括元公司在内的数字巨头在数据存储及跨境传输方面的敏感行为表示了严重关切。相关政府部门要求这些公司停止向美国总部传输本国用户的个人数据，以此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和信息安全。在网络中立的议题上，印度政府也因担心元公司旗下Free Basics项目在本国的区别推送会妨碍国内用户的信息获取，最终决定暂停Free Basics项目的实施。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南方”对技术层面的担忧将不只限于数据安全和网络中立等领域，技术层面的权力扩张将可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对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自主性构成更广泛和深刻的挑战。

面对数字巨头话语性权力的直接挑战，“全球南方”开始以复合多层的社会治理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一方面，部分国家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限制数字巨头及其技术平台在本地的业务运营，以确保国家安全。例如，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已对ChatGPT的使用场景进行了严格限制，防止其潜在风险影响国内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另一方面，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采用技术和商务双重手段，试图降低人工智能生成的错误信息对社会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在技术手段上，坦桑尼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展开技术与人员合作，强化人工智能生成信息的可解释性。在商务手段上，巴西政府与元公司、谷歌等数字巨头展开一系列商务谈判，要求相关方制定平台责任协议，以减少假新闻和自动生成的误导性内容对政治选举和社会舆论的干扰。严格的监管措施和本地技术创新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面对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时保持自主性，进一步保障社会政治安全。

（三）以广泛多维的国际合作策略增强全球治理地位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技术权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全球南方”面临的安全风险愈演愈烈，它们也更需要在追求发展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作出权衡。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通过丰富多维的国际合作，探索有效的应对策略，维护本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安全利益。

首先，“全球南方”借助多层次的发声机会，呼吁全球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平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生产效率与经济财富的不平等，导致大量“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发展窘境。对此，相关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技术专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会议和技术论坛，利用各种机会强调“全球南方”对数字技术的普惠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曾在2024年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数字鸿沟问题，并提出将数字技术纳入普惠性发展的核心议程。尼日利亚科技公司Flutterwave的首席执行官奥卢本加·阿布拉（Olugbenga Agboola）也在2024年呼吁，来自发达国家的数字巨头应以更公平的方式投资和支持非洲的数字经济生态，构建普惠性的发展框架。

其次，建立人工智能的区域治理规范是“全球南方”应对数字巨头与发达国家制度性权力的关键路径。由于区域性国际组织或相关合作机制在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上存在相似性，“全球南方”国家可通过这些机制协同制定更符合本地区的治理法规和技术标准。当前，东盟成员国已经推出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以期实现技术标准在区域内的对齐。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引领下，智利与巴西等国通过协同合作尝试制定人工智能地区治理的指导原则。上述监管规则使得人工智能治理同本地区的社会文化更为契合。相关治理合作既有助于提高治理规则的有效性，提升对数字巨头的监管效率，又能够从区域的整体视角增强相关地区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

再次，“全球南方”通过同数字巨头和发达国家开展对话，力求在充分借鉴基础上构建维护本国利益的治理机制。“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审慎态度，以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现状为基础，通过交流和借鉴吸收数字巨头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框架。如东盟在制定《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的过程中，广泛借鉴了包括欧盟发布的《人工智能领域监管沙盒报告》（Regulatory Sandbox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内的技术治理实践，并在结合区域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东南亚多样性需求的应用方案。

（四）案例分析：印度与谷歌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安全博弈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印度在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方面起步较早，但同样面临着来自数字巨头及发达国家的技术权力扩张和安全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技术主权，印度政府采取了包括产业支持、规则制定与国际合作在内的多重手段，力求将技术发展及其安全影响掌控在本国手中。

印度面临的硬件垄断与数据兼并问题挑战着其经济安全，促使印度采取更为自主的产业政策壮大自身实力。在硬件设备方面，谷歌公司的张量处理单元（tensor processing units）在全球运算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印度企业和研究机构极度依赖租用这些资源进行运算。在数据领域，谷歌大幅度投资和收购人工智能驱动的初创企业，如2017年和2018年的Halli Labs与Sigmoid Labs并购案，旨在加强公司在新兴市场的技术能力和用户覆盖。这种跨国并购不仅对本地创新产生消极影响，还加剧了人才外流和创新乏力的问题，极大地威胁着印度的经济安全。面对上述问题，印度制定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印度以“印度制造倡议”（Made-in-India Initiative）为牵引，努力布局半导体的本土化来源。印度政府推出了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并与美光（Micron）、三星（Samsung）等硬件制造商展开谈判，鼓励多元的外国公司在印度本土投资设厂。另一方面，印度加强数字巨头对科创公司并购的管理，以保护本地区的技术创新生态。在谷歌试图收购印度数字经济领域的初创公司时，印度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India）就曾明确要求该并购不能损害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印度在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迫使其采取更为完善的社会治理政策。人工智能对印度社会的影响不仅限于网络与数据安全，还包括技术平台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数据隐私与网络安全方面，印度政府曾质疑谷歌的数据采集模式，担心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创设不利于印度的话语叙事。对此，印度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案》（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和《数字印度法案》（Proposed Digital India Act 2023），要求跨国公司在印度境内存储与运用关键数据时需要接受审核，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时，谷歌旗下的油管平台（YouTube）曾在2019年印度大选期间推出大量未经验证的信息视频，引发社会的紧张与对立。针对这一问题，印度相关部门多次要求谷歌等数字巨头加强对人工智能算法及伪造内容的审核，并通过引入相关监管法律对平台算法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数字鸿沟加剧和治理代表权不足的现状，印度力求提升本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地位，并以此保障自身国家安全。一是依托国际论坛等发声平台发出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呼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二是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合作。印度与巴西、非洲国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开展合作，并与东盟就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政策进行对话，共同支持地区性数字治理框架的开发。三是同谷歌等数字巨头开展技术研发与社会治理对话。在印度教育部的支持下，谷歌与印度政府合作推出了一项面向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人工智能培训项目，旨在提高本地人才的技术治理能力。同时，在印度国内治理机制的制定过程中，谷歌参与了政府有关部门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的政策讨论，以确保该技术的应用更具公平性和透明度。

结论与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进步，技术权力的概念内涵正经历深刻的重塑与扩展。回顾技术发展与知识结构演变的历史，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权力主要体现为行为体对关键技术和稀缺资源的垄断与掌控，并通过知识信息的应用对国家传统安全领域造成影响。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范畴已远远超越资源垄断的单一维度，演化出了工具性权力、话语性权力以及制度性权力等多重内涵。此外，与以往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同，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及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数字巨头手中。这些巨头从发达国家的国内环境中汲取竞争优势。它们在“全球南方”的商业活动实质上构成了技术权力的施加过程，进而对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为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全球南方”面临日益严峻的“数字殖民”和技术依赖现象，对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与治理话语权构成了严重挑战。随着数字巨头逐步扩展全球业务，其在“全球南方”的技术权力愈发凸显。当前，仅少数几家跨国企业主导了关键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不仅使得相关国家在技术上受制于人，还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大型科技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和产品，对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这种依赖不仅限制了“全球南方”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削弱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失语”。由此，技术与制度的依赖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转变为一种持续的“数字殖民”形式。长远来看，这将会形成一种“锁定效应”，严重制约国家的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数字巨头依托技术权力对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集中化，使少数巨头掌握影响全球信息流动、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工具。它们掌控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对市场社会与国际制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有别于主权国家的另一类权力中心。同时，数字巨头能够通过话语性权力威胁“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安全，影响各国的公共政策、社会舆论，甚至是选举等政治议程。一系列变化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受到冲击，也导致主权国家与数字巨头的权力博弈更加复杂。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和平台仍然将快速发展，数字巨头对“全球南方”的技术竞争与安全影响也将更加凸显。“全球南方”、数字巨头乃至发达国家等多元行为体更应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在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多元行为体应深刻认识到“人”作为核心价值的地位，倡导以“全人类福祉”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融入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框架之中。总的来看，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应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其目标不仅仅是提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更应推动全球生产力的整体跃升，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国际秩序。

03

广而告之

（2025年3月23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3个月精读15本书”挑战报名通知

挑战时间：2025年4月1日-6月30日

挑战内容：精读15本20万字（或单词）及以上书籍（教材、工具书等除外），按计划完成阅读并提交千字原创读书心得。

押金规则：300元/人，成功者全额退还押金并共享图书奖励基金（押金池40%）；未完成者淘汰且押金不退。

报名方式：

1、时间：2025年3月19日-31日23:59

2、联系：添加王盖盖（微信号：GDYT-2017），备注“阅读挑战-实名姓名-单位/院校-学历”，审核后支付押金并提交书单。

3、入群：加入挑战社群，熟悉打卡规则。

4、主办：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

04

东盟观察

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会见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新任执行主任佩德罗萨

2025年3月18日，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会见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书处新任执行主任佩德罗萨。曹大使祝贺其就职，强调中国高度重视APEC作用并支持秘书处工作。中方将于2026年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愿与各方加强合作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推进亚太共同体和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佩德罗萨表示APEC是亚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承诺为各层次活动提供支持，并高度肯定中方2001年、2014年两次办会成果，对2026年会议成功充满信心。

05

《非暴力沟通》

作者：〔美国〕马歇尔·卢森堡

译者：阮胤华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06

盖观定论

07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院，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院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院、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该部门于2023年创办《中华内参》内刊）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该共同体于2024年创办《全球统战》内刊），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创办“湾山友（WSY）”户外爬山徒步读书研讨国际精英俱乐部；2024年，成立新型智库研究院、企业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创业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体）、“荔林读书会（LOC）”（整合“国关读书会”“华湾读书会”“湾山友读书会”“全球4%读书会”等四大读书会于一体）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思想交流、政策分析与企业出海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湾山友俱乐部粤港澳国际精英户外实践交流”系列活动、“荔林读书会”国际前沿思想沙龙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内参、为企业国内外发展提供商业咨询、为国际问题智库建设提供调研路径、为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