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朱苑清：用文学补偿遗憾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庄周梦蝶，总是代表着一种极致的风流，因为一晌贪欢，所以天空地阔。可庄子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至少对于作家朱苑清来说，一场物我两忘的梦境，总会因相伴相生的怪诞、夸张，令自己难以忘却。

“基于如此觉察，我便想尝试用一种较之惯常不同的方式去描摹梦境，是否可以将梦境做实了写，但又能使人迷而不觉。”朱苑清说，这是她的新书《黑镜森林》的缘起。在这本书里，她制造了一场交织血色和迷雾的“谋杀之旅”。

当然，这场“谋杀”仅仅存在于拟真的梦中世界，它既勾连着人性的异化，亦照见了灵魂的重构。翻开扉页，小说的第一页用白底黑字写着，“人性是夜黑镜下的一座森林”，第二页则是黑底白字，“致所有被框束的灵魂。”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文

晓梦迷蝴蝶

了解朱苑清的读者，可能未必会想到，在上一本小说发表的6年之后，她会拿出《黑镜森林》这样一部作品。纵观前作，无论是小说处女作《活着真好》，感动众多读者的《贝贝》，还是反映创业维艰的《被太阳晒热》，几乎循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路子。

但这部《黑镜森林》气质全然不同，它足够实验，自始至终充斥着超现实的元素。小说的架构很像是数学模型，“莫比乌斯带”，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界，却可以在转折中遇见无限：主人公刘顺不断出现认知混沌，死亡的预感、出门的迷路、旅途的怪谈……假作真时真亦假，现实与梦境拧成曲面。

朱苑清认为，这样的转变，亦是自己写作的一条“必经之路”：“我觉得‘文学’是和‘人’密切相关的。小说没有人情味，就不好看。从最初写作到我上一本小说《被太阳晒热》，我都还沿袭着较为传统的写作方式。”

“而之所以会在这本书上实现向超现实方向的转变，首先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做到一些原来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可能也是常年写作带来的能力的提升。”朱苑清表示，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前辈作家的“点化”，以及行业现状的“倒逼”。

“创新是各行各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学也不例外。创作者不应该重复自己，而应该勇于尝试新形式，哪怕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尝试过就值得。”朱苑清说。

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那样简单，创作这部小说，朱苑清林林总总花费了四年的时间。“由于写作过程比较漫长，中间常常会遭遇到进行不下去的情况。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不会很死板地和自己较劲。”

她说，只要等一段时间，把小说拿出来重读，就会觉得自己和作品又回到了一种陌生的状态。“这种陌生感有助于我找回灵感。我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想办法去完成它……久而久之，心态就被磨炼好了。”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创作者太着急了，功利主义倾向太重。过分去追求效率有时是不对的，尤其对于文学这一行，这本来就是一项需要沉淀的‘慢’事业，太着急的人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无论写作的形式如何变化，朱苑清自始至终都认为，文学的核心始终应该关注现实和现实中的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黑镜森林》书中人物不多，却个个立体丰满，让人印象深刻。如，书中描写了一位在小区拾荒的老太太：

“从垃圾桶旁路过，眼皮子底下的废品不能捡，就好像田间的‘稻谷’生长到了成熟的季节不能收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在‘地’里，这令她十分难受。”

“我一直信奉，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写作是生活的慰藉。”朱苑清坦言，自己和许多专业作家不同，她有和文学并不相关的其他工作，在工作中她会接触到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相信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他们。我平时是个比较心细的人，没事就喜欢观察他们，有时候还会主动找他们聊天，我觉得人是这个世界最有意思的存在。”

影孤怜夜永

在朱苑清笔下，你会发现一类比较固定的角色，孤独的女孩。早在19年前出版的小说《贝贝》里，她写道：“屋门前杂草丛生，土堆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女孩低着头，轻轻哼着歌，‘小燕子，穿花衣’……女孩一下子就哭了，她说屋里没有人。”

在这本《黑镜森林》里，也有一个叫“小丸子”的女孩，父母离异，跟着爷爷生活，在学校时时刻刻受到来自身边人的霸凌。这些角色，可能在有意无意间，都指向作者自己的童年经历。

朱苑清的父亲，作家朱国鼎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她（朱苑清）常常一个人坐在地上和泥巴，有时能跟一群小蚂蚁玩几个小时。我们买不起玩具。她一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我要几分钱买个棒棒糖，捏在手里却舍不得吃。有好多次我傍晚下班回来，看见她站在巷头的风口里等我，手里总还捏着那个棒棒糖，我就忍不住鼻根发酸……”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比较独立孤单的人。小时候，父母因为工作比较忙，我基本上是被保姆带大的。到了十三岁那年，上初中，就离开南京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再后来就是出国留学。”朱苑清说。

早年的经历，不仅影响了她笔下的人物，也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于她的遣词造句间。比如，整部小说多次出现了一些医学元素，关于“肘部肌肉”，关于“大脑皮层”，关于“肾上腺素”，以及一种名为“慢性肾衰竭”的病。

事实上，上初中之后，朱苑清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十七岁那年，我经历了两次濒死体验，医院甚至给我母亲下达过病危通知书。”几年间，她病得很重，大半的时光都是在病床度过的，浑身也肿得厉害，最严重的时候，她体内的积水有40多斤，相当于“两个孕妇怀了四个孩子”。

好在，朱苑清终于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她也一边求医，一边学画，并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作为南艺附中美术专业毕业生，我曾赴北京进修备考更高学府，可惜因健康问题未能继续深造，这始终是个遗憾。有时我会想，若没有走上写作之路，或许我会在绘画领域继续耕耘，说不定正努力成为画家呢。”她打趣道。

不过朱苑清终究没有继续作画，后来她去了韩国，并读到了东国大学电影剧本创作系的硕士。在韩国的日子里，她获得了电影文学创作人才基金，并改编原著小说《活着的和死去的》成中、韩文版长篇电影剧本。

虽然是电影出身，但现在的朱苑清似乎并没有过多考虑自己小说作品影视化的问题。“我认为一切顺其自然即可，若有幸获得导演或制片人的青睐，相信他们自有能力完成改编，无须我过多操心。我需要做的，就是持续深耕属于自己的领域。”

出生在南京，但耽于早年治病以及留学的经历，朱苑清和这片故土亲密接触的时间，始终有限。反倒是回国之后，她开始逐渐适应这座城市的气候饮食、人间烟火。在这个过程中，她以自己的创业经历为原型，写下了《被太阳晒热》。

如她所言，整部小说中，没有光鲜闪耀的大咖，没有智商超群的IT精英，没有庞大绚丽的A轮B轮融资，只有一个个盘踞在各个层次生存边缘为每天而活的小人物，“他们是芸芸众生，他们是被生活洪流紧紧裹挟的——我们自己。”

昔人黄鹤去

“不得不说，这部作品从创作到完稿始终伴随着两件憾事。”朱苑清形容这本《黑镜森林》，注定成为一部“遗憾的迟到之书”：遗憾它未能遇见本该遇见的人，遗憾它必然伴随的种种缺憾。

第一件源自于自己的父亲。在采访过程中，她多次谈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父亲年轻时酷爱文学，笔耕不辍，后来虽下海经商，搁笔多年，仍坚持资助文学事业。我记得父亲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福楼拜曾教学生莫泊桑，‘对于你要写的东西，你要努力去发现它们的独特之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有读者反映朱苑清“文风老派”“有50、60后老作家的风貌”，她也不恼，倒是平添几分骄傲。她认为，这大概是受了父亲的熏陶，或者就是父亲的基因所致。正因为如此，她更希望能承载这份意志，将父亲年轻时未完成的文学梦想走得更远一些，再远一些。

朱苑清回忆，“前作问世时，父亲见我取得些许成绩倍感欣慰，屡屡叮嘱我当加倍努力。可我还是照旧摸鱼度日，直到某日得知父亲罹患晚期癌症。自此暗下决心定要让他亲眼见证新书问世。”

然而，焦灼赶稿加上心绪郁结，自己在陪护时始终难以专注，为此还遭到病榻上的父亲的训斥：“事事敷衍，何事能成？”那个时候，朱苑清只能低头沉默，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令人遗憾的是，直至父亲离世，自己的这部作品仅完成过半，终究未能让他见到成书。

第二件源自作家黄孝阳。朱苑清讲述自己与这位文坛前辈相识的经过：多年前的一场饭局，一位衣着中年老款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有点凌乱，鼻梁上架着一副款式陈旧的眼镜的“老编辑”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只和他一样看上去素朴又结实的白色塑料袋。

两人相谈甚欢，席间还谈到了关于“量子文学”的先锋构想，后来，她特意在黄孝阳的公众号留言探讨，试图深入理解其内涵，以至在往后的日子里萌生出了创作实践的想法。“现在回忆起来，他对于我的影响其实蛮大的。他的思想好像有人在漆黑的房间中，为你推开了一扇窗户。”

“在我的理解中，量子文学是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简而言之就是追求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方位突破。近年来随着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出现，实际上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锐意进取，终将被机器取代。”

可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某个冬日的清晨，传来了黄孝阳猝然离世的噩耗……朱苑清说，如今这部《黑镜森林》正是秉承“量子文学”的精神脉络，在叙事结构、时空维度和人物关系上践行这一理念。原计划在新书面世时再与前辈探讨，却未曾想竟永远错失了机缘。

“所幸，文学亦是遗憾的补偿。”这是朱苑清最近写在朋友圈的话。

【对话】

读品周刊：这部《黑镜森林》您前前后后写了差不多四年，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这四年来的创作经历。

朱苑清：其实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我认为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再动笔。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笼统模糊的想法，如同我在《创作小述》里说的——因为做了个梦，感觉非常真切。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都将梦境描摹成混乱或无逻辑的状态，所以我就想试着做些不一样的处理尝试，这是最初的一个灵感来源。

由于写作过程中比较漫长，中间常常会遭遇到进行不下去的情况。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不会很死板地和自己较劲。我可能会尝试做些别的事情，比如阅读、工作……等等，反正不去想小说。等过一段时间后，我才会把小说拿出来重读，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和作品又回到了一种陌生的状态。这种陌生感有助于我找回灵感。我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想办法去完成它。

我是个进入状态较慢的人。当小说里需要处理某些细节或人物对话时，第一天想不明白，或者感觉不对劲，第二天就会接着想，第二天如果还是觉得不对，第三天继续想。我是那种一定要把问题想明白的人……久而久之，心态就被磨炼好了。

另外，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创作者太着急了，功利主义倾向太重。过分去追求效率有时是不对的，尤其对于文学这一行，这本来就是一项需要沉淀的“慢”事业，太着急的人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读品周刊：您文字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对一些城市里较为边缘群体的心理揣度。比如留守孩子的自尊心，比如拾荒老人的行为惯性，您是如何把握这些人物心理的？

朱苑清：我和许多专业作家不同，我有和文学并不相关的其他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会接触到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平时，我会和他们聊天，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方方面面以及内心想法。因为了解，所以写他们的时候我就比较有把握。我一直信奉：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写作是生活的慰藉。举个例子，比如小区里捡废品的老人，我相信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他们。我平时是个比较心细的人，没事就喜欢观察他们。有时候还会主动找他们聊天，我觉得人是这个世界最有意思的存在。

读品周刊：您也是电影科班出身，是否想过把您的小说影像化的问题，如果把这些作品改编剧本，您觉得潜力在哪儿?

朱苑清：一直以来在我的认知中，影视作品是追求戏剧化冲突的。我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电影的影响，属于情节性较强的类型。但即便情节再强，也比不过网络小说。我可能和一些作家的想法不同——早前我还会考虑影视化改编，但如今看到海量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网剧、短剧已将情节推至极致，纯文学作品已经很难与这些作品争夺市场，因此我现在也不太考虑影视化的问题。我认为一切顺其自然即可，若有幸获得导演或制片人的青睐，相信他们自有能力完成改编，无须我过多操心。我需要做的，就是持续深耕属于自己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