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不辍的文心

□陆远

在20世纪文化史上，丰子恺的名字是与漫画这种艺术形式高度关联的，甚至可以说，丰子恺就是漫画的代名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漫画家的作品，像他的那样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特征鲜明。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丰子恺的作品简洁生动，幽默风趣，富于诗意，就像他的后人说的那样，“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艺术的逃难》作者白杰明是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曾担任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白杰明就在上海、北京、沈阳等地求学，对中国社会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并结识了钱钟书、杨宪益、黄苗子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前辈，他的中文字正腔圆，甚至用中文撰写了不少作品。多年来，白杰明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杰明接触到丰子恺的作品，被其深深吸引，同时也为其冲淡平和的文化形象背后曲折的生命际遇唏嘘不已，他穷数十年之力，搜集文献资料，拜访丰氏后人，请教资深学者，最终完成这部近400页的丰子恺传记。

对叙事主线的考量，白杰明有过深思熟虑。在20世纪的历史大潮中，丰子恺的人生历程并不怎么“波澜壮阔”，甚至多少显得“平淡”，他只在年轻时出过一次国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作为艺术家的“逃难”，是真实而尖锐的。这并不仅仅指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苦难），更指的是作为思想者的独特性、疏离感和由此带来的内心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子恺当时未尝不是他自己国家里的“异乡人”。

丰子恺那一代人，出生于物质与文化都错位的时代，注定一生在矛盾中游走。他生在传统社会末期，通过父亲的命运（经过多年煎熬终于考中举人后不久，科举制度即被废除）目睹了旧式儒家教育和科举体制无可挽回的衰败，也见证了新的教育、文化和大众政治的产生，丰子恺漫画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填鸭式僵硬教育的反思和批评，就来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

青年时代，丰子恺主要在杭州度过。在这座被历代诗歌、绘画和散文描述过无数次的美丽古城，他遇到了李叔同、夏丏尊等老师，他们的人生观、教育观和美学观对其产生了终身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丰子恺的艺术追求也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究竟是拥抱西方价值，还是坚持中国传统，这也是那一代知识人共同的精神危机。最终，他发展出富有个性、融合中外的文化感受力，并建立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审美旨趣。在这一时期，远离儿时稳定的世界、温暖的家庭和江南水乡世外桃源般简单愉悦的生活，日益沉重的家庭负担乃至亲人的离丧，对丰子恺来说都是难言的隐痛。不过也正是在这种心灵放逐中，他找到了抒情漫画的灵感——对童心的崇拜和追求。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同代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变得更加激进，而丰子恺却选择部分地“退回到童年”，这个决定让他创作出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丰子恺能超越时代的变迁。对儿童和童真之心的迷恋，恰恰是他对周遭紧张混乱的现实世界的回应。政治和社会变革，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带来的动荡，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都能在丰子恺的绘画和散文中寻出踪迹。在内心世界被时代危机所占据的时候，他能够服从局势的要求，坚持追求适应于大众的民族文化形式，就像抗战中他和学者马一浮交谈时所说的那样，他们都相信中国人民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不单单依靠武装力量，更要倚重中华文明精神的传承。即便在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丰子恺依然坚持自己。在洪涛汹涌中，他从来不彷徨呐喊，也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极，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许多读者都从丰子恺的作品中寻找超脱于政治变幻和经济盛衰之外的精神力量，通往这种状态的心灵之路，就在他用艺术和文字构建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