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确保农村集体“三资”颗粒归仓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的背后，是制度执行刚性不足、监督机制可操作性不强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短缺，应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提升基层监督质效，给农民亮出“明白账”，确保农村集体“三资”颗粒归仓

　　在农村集体“三资”问题违纪违法案件的背后，不按规定公开村务，不正确履行职责，私自决定集体重大事项，是共性问题

　　在管好村干部、严惩“蝇贪蚁腐”的同时，通过纳入上一级监管平台、“纪巡审”联动等方式进一步扎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防护栏，守好村集体“钱袋子”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赖星 朱雨诺

　　黑龙江五常市民乐乡新乐村，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将村小学对外出卖且未收到出售钱款；青海玉树州杂多县苏鲁乡多晓村村委会原主任加肖丁群，先后三次将本应返还群众的90万元草原补偿款转至个人名下，用于日常消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点多面广，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地通报的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典型案例涉及错登漏登、违规占用、插手项目等问题。

　　2024年以来，全国多地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追回一批集体资金，查清一批遗漏资产，纠治一批“蝇贪蚁腐”，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更加规范有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专项治理。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的背后，是制度执行刚性不足、监督机制可操作性不强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短板，应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提升基层监督质效，给农民亮出“明白账”，确保农村集体“三资”颗粒归仓。

护好群众“钱袋子” 商海春图/本刊

　　“三资”管理问题频现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集体资金往来多元化、资产利用多样化、资源开发产业化趋势明显。从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看，一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制度不完善、运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交易不公开、收入不记账等问题。

　　——“家底”不清不楚。个别村庄账目多年未彻底梳理清算，漏登错记严重，村集体资产底数不清。比如，中部某地一乡财政所2024年披露，该乡各村资产12961万元，其中漏记资产2699.5万元，毁损、报废资产长期挂账，未及时处理核销的资产达1241.88万元。

　　南方某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集体“三资”清查的干部介绍，2024年开展的排查发现，全县共有13个村（社区）存在集体资产家底不清情况，其中包括未对毁坏和损耗的扶贫项目资产重新统计及价值评估，未查清村集体山林实际数据，产权置换房屋验收后未计入集体资产账目，等等。

　　——“家产”遭贱租贱卖。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是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个别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松散混乱，尤其是资源发包不透明，在林地、耕地流转以及山塘水库等资源处置方面出现贱租贱卖，存在超长期、超低价合同等情况，村集体资产资源收益流失。

　　比如，江西永修县纪委监委针对合同违规、集体利益受损问题，组织农林水等职能部门和法律专业人员，对全县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租赁文书逐一筛查，共纠治问题合同967份，挽回损失2000余万元。

　　——“家财”被冒领挪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当前基层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个别基层干部在村级财务管理、集体资产处置、集体资源开发和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侵犯群众利益，成为部分县区的重要信访源。

　　南方地区某县纪委监委介绍，过去三年来，该县纪委监委受理的信访举报47%来自村一级，其中45%涉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查处的村干部中涉及农村集体“三资”问题的占44.6%。

　　深挖“三资”管理漏洞

　　记者采访发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个别村干部纪法意识淡薄，“一把手”违纪问题凸显。多名受访纪检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干部对经济类违纪行为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只要不进自己腰包”就行。

　　“从违纪违法主体看，村级‘一把手’、村‘两委’成员涉案较多。”江西某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当地进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不正之风和腐败专项整治以来，截至2024年7月底，收集到的各类问题线索中有关村级“一把手”的占比超过1/2。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超过2023年的6.1万人。

　　二是，一些地方“四议两公开”等制度落实不到位。受访干部认为，在农村集体“三资”问题违纪违法案件的背后，不按规定公开村务，不正确履行职责，私自决定集体重大事项，是共性问题。

　　比如，江西上栗县长平乡平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某利用职务便利，未经村“两委”集体决策和招投标程序，将饮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交其亲属承揽，造成不良影响。2024年6月，彭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些地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存在“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愿监督”等问题。2024年以来，陕西、江西、湖北等地纪检监察机关和基层财政部门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怕得罪人”不敢履职。比如，陕西延安市洛川县纪委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村支书比较强势，村监委会主任连最基本的知情权也没有；有的村监委会主任为图省事，直接将监委会公章交予村支书代管，主动放弃监督。

　　三是，专业人员流动性强，财会监督力量不足。湖南、江西、甘肃等地基层财政部门2024年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基层财政工作人员流动性大、业务水平偏低是不少乡镇面临的共性问题。

　　比如，中部某县23个乡镇和1个街道办共有80名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员，其中有半数不是财务专业出身，部分为临时聘用人员，流动性较强，专业技术能力不足。受此影响，村集体资产处置、资源发包、集体资产资源入股等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监管。

　　江西吉安市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集体经营资产的积极性。有的行政村存在“政经”不分问题，以村“两委”代替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经营职能。有的村集体资产产权相对模糊，影响资产的使用、投资和开发，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规范运转。

　　扎紧“三资”管理防护栏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受访基层干部建议，在管好村干部、严惩“蝇贪蚁腐”的同时，通过纳入上一级监管平台、“纪巡审”联动等方式进一步扎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防护栏，守好村集体“钱袋子”。

　　严管村级“一把手”，提升纪法意识。受访干部认为，应加强对村（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定期开展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和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纪法观念和综合素养。

　　比如，乡党委、政府和监管职能部门每年定期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财会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律法规培训；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纳入村干部年终工作目标考核内容等，建立“权有所限、钱有人管、事有人监”的管理机制。

　　江西上栗县东源乡三资审计办主任李冬梅建议，进一步组织乡镇代理记账财务人员围绕最新财经纪律、财务制度、报账程序等内容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专业素质，规范账务处理，确保数据真实完整。

　　提升对村巡察质效，推动监督直抵“末梢”。2024年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首次把村（社区）党组织纳入县级党委巡察范围，明确规定在一届任期内，县级党委要对所管理的村（社区）党组织实现巡察全覆盖。

　　“县委巡察机构深入基层，能充分借助社情民意这一源头活水，让巡察监督的触角精准延伸至基层‘神经末梢’。”江西抚州市南丰县纪委书记尧国强认为，应强化“纪巡审”联动，提升对村巡察质效，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让群众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看到变化。

　　比如，通过调取海量数据以及广泛走访群众，南丰县委巡察办发现梓和村原党支部书记曾某某利用其儿媳账户套取资金。巡察办随即启动“边巡边移”机制，及时将该问题移交县纪委监委优先查办。曾某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科技赋能基层监督，扎紧“三资”防护栏。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建议，可运用大数据平台，在条件成熟时将村级资产情况纳入上一级政府的统一资产监管平台，对农村“三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式监督，防止可能出现的腐败风险。

　　李冬梅告诉记者，2024年，江西省“三资”治理大数据监管平台上线后，各村“三资”数据都录入平台之中，有效防止“三资”脱管漏管，在外务工的群众也能随时查询详情。

　　针对彻底纠治村集体收入不入账、“白条”入账、公款私存等问题，江西新余市加强数据赋能，打破信息壁垒，用好大数据监管平台，415个行政村实现村集体产权合同全录入、村级财务记账全覆盖，市县乡三级可对每一笔资金的流向使用、每一项合同的签订实时监管。

　　新余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易爱平介绍，目前，全市共录入村集体合同4000多份，村集体资金线上审批支付申请5000多笔，有效提升了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效能。

　　多部门联动，提升协同监管能力。江西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会国建议，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健全长效机制。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督促各乡镇制定分工科学、职责明确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定人定岗负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工作。在县市级层面，还可建立农业农村、组织、发改、司法、财政、自然资源、水利、审计、林业等多部门参与的协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常态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