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强奸案，不能纵容“诬告者”

正义的刻度在于细节。

大同阳高县席某某的新房里，木柜表面的焦痕仍在。2023年5月2日的混乱，被监控镜头定格在14:37:22——未婚妻赤足冲出房门，旋即被未婚夫拖入房中。

婚房，一张婚床成为关键战场。法医物证箱里封存着更矛盾的证物—— “女方外/阴：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送检的女方内裤、阴/道擦拭物卫生纸上，可疑斑迹中均未检出人精斑及 STR 分型。”

但席某某很快因涉嫌强奸而失去自由。

检方指控的核心证据是一段通话录音：席某某对“你是否强暴她”的提问回应“嗯”。

2023年12月25日，该案一审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席某某有期徒刑3年。昨日上午，二审不公开庭审，让这桩罗生门案件再度登上热搜榜。

舆论更倾向于支持席某某，有些人直指女方基于财产利益 未满足涉嫌诬告，但她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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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前夕，大同市中院委托阳高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委托调查函》称：“我院审理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席某某强奸一案，根据上诉人席某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拟对其适用缓刑，进行社区矫正。”

但事实上，上诉人席某某一直宣称无罪。

媒体报道称：

席某某的母亲郑女士表示，当地司法部门有找到席某某，询问是否接受缓刑，“我儿子坚称无罪，不需要缓刑。”“三四天前，司法部门也找到我，让我签社区矫正判缓刑。”郑女士说，“司法部门问我，如果我儿子缓刑回来，是否可以监护他。”“儿子回来，我随时迎接，但要判他缓刑，这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坚持无罪。”

熟悉中国司法显示的人都清楚，法院要给恶性刑案嫌疑人缓刑时，通常意味着这个案子证据不足或此前遭遇错判，法院急于找一个让当事人可以接受的方案就坡下驴。

如果席某某一直坚称无罪属实，请问大同市中院，你们可以伪造当事人“有悔罪表现”的事实？这是不是涉嫌犯罪了？还有什么你们不能够黑白颠倒的？

席某某已经收到了最高法批准第四次延长审限的通知，“3月18日，我儿子接到了延期通知，审限延期至6月7日。”——席某某已经关了快700天了，为什么还延期？别告诉公众这不是为了补充证据。

第二天，中午，女方一方按照当地习俗宴请席某某。宴后，两人来到婚房休息。就发生了上述罗生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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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郑女士的说法：

席某某未强奸吴某某，而是双方发生亲密接触后，就“房本加名”问题未谈拢，女方情绪失控。席某某将其反锁屋内，取车准备送吴某某回家，“大概10分钟左右，我儿子回家发现吴某某点燃了客厅窗帘，并将卧室门反锁。踹开房门后，发现吴某某在用打火机点燃纸团，烧柜子。”郑女士说，吴某某情绪失控跑出房间“呼救”，席某某将她追回，“我儿子是怕她出意外，把她追回来的，不是为了强奸。”

没有强奸的客观证据，对席某某的一审定罪，主要依靠口供。

席某某母亲邓女士说，事后女方妈给她电话商量房本加名的事情，不然就报警。后来又电话席某某进行了录音。

女方母亲此前对媒体表示：

5月2日与席某某协商后，至当晚10时许未能得到男方回应，遂联系席某某方，对方称不同意她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打算解决此事，“我问人家怎么办，登记结婚，把后部分彩礼给了，人家答复说那是明年。我说那说的是明年，你孩子现在把事情做了，那有了孩子咋办呢？人家说已经付10万了，我说是是是，非是非，既然把我女儿怎么了，就应该承担起责任。我说你们有钱，就钱说话，没钱了就把房本上添个名字也行。不管怎么样，总得给她个名分，我这要求不算过分吧，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说那怎么办呢？人家最后说法院见。他们结果是把人强暴了，把人欺骗了，啥也不管了”。

5月2日22时50分许，女方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警。

席某某母亲和女方母亲的表述，客观上都强化了“财产纠纷诱发诬告”的合理怀疑。

女方焦虑或许来自：婚后一年房产加名的承诺能否兑现，其实并不确定。所以并不排除女方借男方想强行发生关系（未果）之机，大肆吵闹（烧纸、剪窗帘等），以此要挟谋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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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核心证据不足以证明性行为发生。

根据多份司法鉴定报告，在缺乏直接生物学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排除“未发生插｜入性性｜行为”的合理怀疑。

若按女方所述性行为系暴力强迫，其事后协商房产加名等行为与强奸受害者的常见反应存在逻辑冲突。而案发现场燃烧卫生纸、剪裁窗帘等痕迹，辩护方解释为财产纠纷引发的情绪失控，与性侵暴力行为无直接关联。

双方已订婚并举办仪式，婚房内监控显示电梯搂抱等亲密动作，可能形成对性行为的默示同意预期。尽管法律上婚约不影响性同意独立性，但社会观念中“订婚即夫妻”的认知可能影响双方行为判断，需结合具体情境综合评估。

检方依赖的电话录音中，男方仅以“嗯”回应“强暴”指控，且录音系女方家属单方录制，存在诱导性提问可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此类证据未经交叉质证（女方未出庭）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本案引发传统婚俗与现代权利观的舆论争议，但司法裁判应严格遵循证据规则。一审过度依赖女方单方陈述，忽视客观证据矛盾，有违《刑事诉讼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应作无罪判决。本案中：

性行为是否发生存疑（医学证据缺失）；

是否违背意志存疑（情境证据矛盾）；

社会危害性存疑（协商继续婚约、财产诉求突出）。

若强行定罪，将导致“口供定罪”的恶劣示范，加剧男女互信危机。法律不应成为道德焦虑的宣泄口，而应是理性裁量的标尺。本案证据瑕疵与逻辑断裂已构成“合理怀疑”，唯有坚守疑罪从无，方能维护法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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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结合案件证据与法律逻辑，需警惕诬告的潜在风险。司法系统在平衡“保护受害者”与“防范诬陷”之间，负有责任。

若司法程序仅依赖单方陈述而忽视物证，可能助长利用性侵指控实现其他目的（如财产纠纷）的行为。

案件二审前，法院曾通过《委托调查函》释放“拟适用缓刑”信号。此举看似折中，实则暗含双重危机：

1. 对诬告的变相纵容：若被告确实无罪，缓刑虽减轻刑罚，却仍使其背负“罪犯”标签，变相承认指控的合理性，可能鼓励诬告者利用司法系统施压。

2. 对法治原则的侵蚀：法律裁判应基于事实而非舆情压力。妥协性判决模糊了“有罪”与“无罪”的界限，损害司法权威。

缓刑不应成为证据不足案件的遮羞布，否则将动摇‘疑罪从无’的根基。

本案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症结。双方将房产加名与彩礼绑定，为矛盾埋下伏笔。若性侵指控成为财产博弈的工具，不仅扭曲刑法功能，更可能引发公众对女性维权动机的普遍怀疑。

封闭空间性侵案件中，在物证、医学报告等客观证据均不支持指控的前提下，对单方陈述要足够警惕。对于证据明显矛盾或存在利益动机的指控，司法机关应主动启动诬告调查程序，而非等待被告方自证清白。

正义的刻度在于细节。

大同案件警示我们：纵容诬告与冤判无辜同样是对正义的践踏。司法系统既保护性自主权，也需捍卫“无罪推定”底线。

回到燃烧的起点，所有客观证据都在讲述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没有体液交换的性接触、未被完全压制的反抗、未被及时阻止的纵火……这些物理痕迹既无法拼合成强奸罪的完整证据链，亦不能反证性同意的存在，但刑法的精髓不就在“疑罪从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