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必须在新的大国体系内运作

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

伦道夫·伯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主张强化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同时探索建立基于势力范围的大国体系。其成功取决于如何在不破坏东亚稳定的情况下界定这些势力范围，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势力范围。

在第二任期的最初几周，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强调了其外交政策的两大主题：一是公然宣称美国在西半球拥有全面霸权，二是暗示华盛顿愿意将国际体系转变为一种由少数大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新安排。不言而喻的是，这些挑选出的大国将对彼此的势力范围至少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特朗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美国在西半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目标。他的一系列演讲都表明这种愿望是不容置疑的。特朗普誓言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即使必须对哥本哈根施加巨大压力——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随意谈论加拿大统一的脆弱性以及华盛顿愿意将该国的部分省份纳入美国，就更能说明问题。他声称要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并重提第一任期内发出的威胁，即考虑使用美国军队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这进一步体现出他的外交政策基础将是西半球的霸权。

▲美国副总统万斯25日下午表示，他28日将和夫人乌莎·万斯一起去看望驻扎在格陵兰岛的美军人员并视察格陵兰岛的安全状况。

强调美国在地缘战略周边地区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特朗普也在向被美国视为主要全球大国的其他国家发出和解信息。重返白宫后，他最早从椭圆形办公室打出的电话通向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这并非偶然。这些举动暗示华盛顿的整体外交政策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特朗普没有坚持强调与欧洲和东亚传统盟友建立密切关系的惯常策略，而是似乎在暗示他设想建立一个以大国协调和尊重势力范围概念为基础的新体系。这种体系的模型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欧洲大国采用和维持的体系。

现在判断特朗普是否真的有此打算还为时过早，但其政府已经发出了一些有趣的信号。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小国盟友也开始对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的持久性进行权衡。台湾地区当局的官员悄悄表达出对华盛顿安全承诺可靠性的担忧——这种承诺是非正式的，也是含蓄的。韩国领导人似乎也怀疑现有双边联盟下美国安全屏障的稳固性。那些认为韩国应该建立自身核威慑力量的支持者声音日益高涨。

华盛顿与北约盟国关系的动荡更加明显和公开。特朗普如今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至少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相比他此前要求盟国履行的承诺（至少GDP的2%）增幅不小。然而，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似乎倾向于接受特朗普的挑战，她提出一项“重新武装欧洲法案”，将欧盟的军事支出增加到每年8000亿美元，几乎与预估的美国预算相当。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愿意考虑将法国的核威慑范围扩大到欧洲邻国。

届时，欧盟加上英国将有能力让欧洲在任何新的大国协调中成为独立的参与方。鉴于华盛顿与其主要欧洲盟友之间的政策分歧日益加深，特朗普似乎并不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一个更强大而独立的欧洲与基于少数大国合作的新国际秩序将非常一致。

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复苏的欧洲无疑将构成这种新的大国协调的可靠核心。然而，一个主要的潜在障碍是如何划定势力范围，其中，东亚可能是这一过程中最困难的区域。例如，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位置接近，如何才能划定两国之间的明确控制线？日本似乎也不太可能永远满足于成为该地区唯一没有核武器的大国。如果中国本已相当庞大的核武库继续增长，这种不满情绪将更加明显。

▲2月26日，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被问及“是否承诺协防台湾”时表示，他不发表评论，他与中方关系很好。

最大的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大国势力范围为基础的体系内，美国打算（并且能够）在东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美国领导人坚持在西半球的霸权，却不接受中国在东亚至少是主导大国（如果不是霸权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然而，降低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要求和期望必然会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对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对台湾尤其如此。如果美国在东亚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就很难想象大国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如果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捍卫台湾事实上的独立，那么这项政策更难维系。就台湾的未来地位，中美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谅解，而这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似乎对基于尊重少数大国及其不同势力范围的和平概念感兴趣，这略微令人鼓舞。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正在消逝，目前尚不清楚什么将取而代之。然而，敏锐的国际事务专家明白，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明智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名为“单极时刻”（着重号是我加上的）。这一时刻即将结束。特朗普表现出一些做出必要调整的合理直觉，但这些调整似乎还只是直觉。为了让所需改革更有实质意义，首要工作是更好地界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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