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田野︱当人们说“命”时，人们在说什么

久远的“宿命”

中国老百姓信“命”，年纪越大越信“命”。宿命论是一种历时久远的意识，比如孔子曾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宿命论不只是中国现象，Sheila Fitzpatrick对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研究发现，当政权可以经常地对民众实施惩处时，也会催生民众的宿命论倾向。

对中国农民而言，没有什么观念比“命”更持久坚韧了。20世纪初期，出于对全球世俗化潮流的响应，知识分子提出中国社会“非宗教”与“理性化”的假设，宿命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淡化，但在草根民众心中依然存在。比如1931年，赛珍珠写出小说《大地》，描述了她眼中的中国农民形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命不好啊！别人地里长出来好米好麦，我们家的地里净长草呀；别人家的房子能住一百年，我们家房子底下的地都动，墙都裂了；别人生的是男孩子，可我除了一个儿子外，生的净是女的——唉！真是命不好呀！”

类似的话语出现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小说写于1948年，是周立波根据自己在东北参加土改工作创作的。开场赶马车的老农对刚进村的工作队长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流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

周立波参加的土改运动，有一项重要活动被称作“诉苦”，即为自己的苦难寻找阶级层面的根源。很难说诉苦在多大程度上动摇了农民的宿命观。实际上，“命”的意识很难从头脑中根除，即便在集体化年代，这种意识处在相对压抑的状态，但随着集体化时代结束，“命”的意识又重新萌生在社会里。比如莫言1988年创作《天堂蒜薹之歌》，取材山东民间真实事件，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里面这段话就生动反映了民众宿命观的持久：

“他大嫂子，快别这样啦，看开了就好了。这个世界，本不是咱这号人活的，人都是命，没下生就定好了的，该着你当官当将，该着你为奴为婢，都是改不了的……咱老姐妹们关在这里，也是天老爷早就安排好了。”

那么，如何理解宿命论呢？本文关注一个山东家族（笔者家族）中四位子女对家族史的不同记忆，包括他们被历史塑造的不同个性。考虑到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对家族史的记忆和各自性格千差万别，我会很自然地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但这个解释并不全面。它偏重于对结果的解释，却没有解释何以形成决定命运的性格。从这个家族历史可以发现，性格与命运是互为因果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后半生是由性格组成，那么性格的形成与变化却需要从前半生中寻找解释。

吕寿亭子女的回忆集中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父亲吕寿亭的人生经历为主，穿插了兄弟姐妹的不同成长经历：吕寿亭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市的一个村庄。1940年代初期，在中日战争期间，吕寿亭做乡村保长，受当地一位伪军管辖。19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他是村里的民兵，为共产党抬过担架。1950年代初，吕寿亭的第一位妻子去世，他与第二位妻子重组了家庭。这段时间他做个体马车运输，后来公私合营，他的马车归公，他成了马车合作社的一名员工。很显然，他对合营的生活不太满意，大概剥夺了他自己赶马车的自由。于是，在莱阳市的档案中，记载着他打伤牲口的事情。1958年，家庭再遭变故，吕寿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发配到青海接受劳动改造。他的第二位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生病去世。吕寿亭实际在青海待了十四年，到1972年才重新返回家乡，并于1977年去世。

吕寿亭，约摄于1970年，青海

记忆研究关注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张力，当然，其前提是尽可能还原史实。这个家族史的书写，是基于对若干材料的考证完成的，包括吕寿亭子女的不同记忆、关于吕寿亭的审判记录、其他市政档案、地方文献、以及中共宏大的政策史。正是在探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历史和记忆的张力才呈现出来。需要说明，这个研究着手于2017至2020年，分析的重点集中于吕寿亭的大女儿、四女儿、唯一的儿子和最小的女儿。

吕寿亭的儿女们，约摄于1959年

多元记忆与宿命阐释

吕丕凤是吕寿亭的大女儿，出生于1938年。她是所有子女中受苦最多的人，她经历了1940年代的战争，并对此记忆清晰。另外，1958年家庭遇到变故时——父亲改造，继母病逝——作为年龄最大的孩子，吕丕凤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尽管受苦最多，但吕丕凤在晚年回忆时，流露出很大的满足感，她把一生分成战争时代、大集体时代、单干时代。

第一个阶段指1949年以前。吕丕凤年幼时期经历了战争和革命的动荡，她在回忆家族史时，不时提及这个阶段给她带来的恐惧。第二阶段指1949至1982年，经过最初不到十年的过渡，在农村推行了集体化道路，直到1982年，农村土地重新分配给个体农民，集体化道路终结。这个阶段不再有战争动荡，但吕丕凤的家庭在这个时期遭遇坎坷，比如父亲劳改、两个母亲病逝等。尽管小家庭遭受了苦难，但回忆这个阶段时，吕丕凤却将这种苦稀释在对集体化热闹、公平的怀念中。因为集体出工干活，因为集体化时期相对平均的物质生活，吕丕凤感觉受苦的不只是自己。第三阶段则指1982年之后，农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吕丕凤平衡感的建构，既依赖于忆苦思甜的情感本能，也无意间做着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换。一方面，她比姊妹们拥有更多可以对比的记忆，从战争到集体化的过渡，为她创造了足够的知足理由。后一种过渡虽然让她经历了重新确定身份的不适，却以“生活两次变好”的体验做了补偿。另一方面，她个人经历的苦难主要集中在集体化时期，于是她把个人的苦过渡到一代人，甚至整个国家层面。除了极个别的苦是个人的，只能用笼统的“命”来解释，多数的苦都成了群体共享的。苦难被稀释，甚至被升华，赋予了一种历史意义。

吕丕凤信命，她用一段算命故事概括了自己走过的一生。大概是1960年，村里来了几个说书的盲人，据说其中有个年老的会算命。当时，吕丕凤的父亲已经去青海劳改了，继母也病逝了。村里人让她去算算命，吕丕凤不愿意，说知道自己命不好，不用算了。但她的长辈亲戚私下把她的生辰八字给算命的说了一下。算命的说：“这个小闺宁啊，命上带的姊妹真多，命真苦，她妈母还不在了，又有个后妈，后妈这歇儿也不在了，后妈还不是正儿八经张（娶）的，是夹个包袱去的（意思是穷得没啥可带）。这个小闺宁好比墙头上的一块砖，不能出门子太早，太早的话，就好比墙头的砖掉下去了，把下面水洼里的一群蛤蟆狗（蝌蚪）打散了，这群蛤蟆狗就是她的姊妹……小闺宁别看现在命这么苦，等她老了，能吃小锅饭（享福）。”当吕丕凤在晚年讲述这个算命故事时，当初的这些预言几乎是对她多难一生的概括。

吕丕凤2019年接受访谈画面

与吕丕凤的知足不同，四嫚吕明花的记忆充满痛苦，她不愿提及往事，即便提及，也多是充满怨愤的细节。吕明花出生于1946年，她并不是吕寿亭的亲生女儿，而是第二位妻子改嫁带过来的孩子。她的原生家庭被1947年农村的“土改运动”冲散，亲生父亲去向不知。她或许并不记得这次运动，但事后仍可以从其他人记忆中了解这次家庭变故。除此之外，吕明花遭遇的另一个变故是1958年亲生母亲的去世。这个变故对她格外有影响，因为当她随母亲来到一个新家庭时，环境的变化使母亲成了她最值得依靠的人。

对吕明花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经历的第三个家庭，也就是1969年出嫁之后的家庭。因为出生前的指腹为婚，吕明花嫁给了邻村自己的表哥。丈夫人很瘦弱，吕明花感觉自己在新家庭和村子必须强悍起来，才能不被外人欺负。用她的话说：“自从到了这个新家之后，我就变雄了。”吕明花的丈夫自己研习中医，晚年之后在当地颇有影响。他研习中医很重视对阴阳五行的解释，这种家庭环境也影响了吕明花对宿命论这种超自然理念的看法。

吕明花厌恶乡村世界的风言风语。但她对命、风水、鬼神等超自然理念充满敬畏，她是所有子女中最信命的人。当身体不舒服时，她更愿意求助巫术，当村里其他人遭遇苦难时，她更愿意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解释。

吕明花并不依托记忆来建构内心平衡，她依靠超自然灵验寻求“命”的解释。吕明花并没有系统讲述她的理念，它可能很零散，也可能构成了联结完整的体系。无论如何，它独立于被外界称作科学的体系，排斥被外界视作理性的世界。正像列维-斯特劳斯总结的“野性思维”，类似吕明花头脑中的这种理念，或许从未远离人类生活。对于吕明花而言，信“命”锤炼了一个不轻易折断的自我，这个自我耐久，经受得住惨淡的现实，这种自我只有在不去寻根问底地干预命运安排时才能如此。

与吕明花相比，吕明湖则对宿命很不以为然。吕明湖是吕寿亭唯一的儿子，出生于1952年。与四姐吕明花相似，吕明湖性格显得倔强、洒脱。他们心里都有“气”，这股“气”像是虚无的存在，但它指向人的隐忍，以及对自我尊严的捍卫。吕明湖和四姐吕明花的区别在于，四姐不在乎把这股“气”呈现出来，甚至故意呈现给外人看，而吕明湖则把这股气闷在心里，暗暗跟人较劲。所以，虽然他力图给人豁达洒脱的印象，但在回忆过去时，却经常忍不住流泪。他俩的性格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欧文·戈夫曼的观察，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总有自我呈现的意识，试图控制他人关于自己的印象。

吕明湖洒脱的一个体现是他从不信鬼神，不信命，他是家里唯一不信命的人，他把那一切称作“迷信”、“牛鬼蛇神”。他更喜欢提“科学”这个字眼，尽管他可能说不清到底什么是“科学”。他说跳大神、风水这些东西是个精神疗法，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多了，只能说明人的能力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一个家庭长大的人，对鬼神和命的态度差别这么大。吕明湖说，他之所以不信这些，是受小学一篇课文影响，课文名字叫“鲁迅踢鬼”。鲁迅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吕明湖只是“四类分子”子女、落魄的农村少年，前者的文字竟影响后者一生的精神观念，听起来匪夷所思，却也不无真实。鲁迅1936年去世，当他的影响力在1960年代走向巅峰时，全国中小学课本里，大概最多的就是毛泽东、鲁迅两个响当当的名字。吕明湖小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斗“牛鬼蛇神”，他对封建迷信就更不以为然了。

吕明湖坚决抵制“命”的意识，拒绝把自己的一切都悬在“命”这个概念上，这意味着他排斥了一种建构内在平衡的渠道。按社会学家解释，“科学”的意识让人接受了以风险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现实。但似乎不足以以此解决生存危机，进而建构内在平衡。在内心隐忍、怨愤与对外洒脱、豁达之间，吕明湖努力维系着平衡状态，他的内心自然承受了矛盾与煎熬。

吕明湖劳动画面，约摄于2000年

吕丕玉出生在1957年，是吕寿亭子女中年纪最小的。她极其内向、倔强，因此也是所有子女中最难交流的人。吕丕玉的表述能力挺差，她甚至很难一口气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提供的记忆细节并不多，常常用这样的话应付场面：“我哪能记得”，“我那时候还小，不理会这些营生，再说现在脑子也不好使了”。

吕丕玉出生第二年，家庭就遭遇了巨大变故，父亲改造，母亲去世。吕丕玉从小就长在没有爹妈的家庭里，因为排行最小，姐姐、哥哥总是护着她，有吃的先给她，出门也常常抱着或背着她。即便当年日子艰难，因为在家庭内部的特殊角色，她并没有太多衣食忧虑，但不经意间却形成了对家庭安全感的依赖，这自然不利于她在外部环境中建构身份认同。

对吕丕玉影响很大的是上小学的经历。那是1965至1970年，正赶上 “文化大革命”前半段。村里强调阶级斗争，家庭背景成了确定个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上学时候被区别对待，加上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使吕丕玉意识到了一种不由己的身份，加上她过于依赖家庭内部的安全感，这都加深了她的内向和胆怯。

到了晚年，吕丕玉似乎很难建构内在平衡，她不无忧郁的气质就是一个证据。姐姐、哥哥都认为她命好，从小不用操心，没遭什么罪，但他们只是说了表象。吕丕玉的性格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的老话，她很难像大姐吕丕凤那样知足，那样内心平静。

吕丕玉也在逐渐尝试建构自己的平衡。她也从记忆中寻找知足感觉，虽然不像大姐一样，可以获得“生活两次变好”的体验，但她也说过：“现在就再怎么不好，我也试着比以前强。”她步入晚年时，也逐渐开始信“命”，但只是处在不完全信，也不完全不信的状态中，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意味。比如，有时身体不舒服，她也会在四姐吕明花鼓动下，尝试求助神婆。她儿子连续几年升学不顺，她也私下怀疑茔盘风水不好，询问四姐需不需要找人看看。这都多多少少让她找到了点平衡感，但似乎极不稳定，随时又会动摇。如果说她有获得满足感的来源，那要数她儿子在教育上取得的成绩。虽然中间有些波折，但吕丕玉的儿子从小成绩突出，后来成了村里第一个博士，第一个公费出国的人。吕丕玉从这里获得了很大安慰，也仿佛看到自己当年无力获取的机会，如今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补偿。

人的境况与宿命论

米尔斯认为，“命”是历史上一定类型社会结构的体现。但在农民“命”的意识中，自我与外部结构的关联像是歪打正着的解释。也就是说，农民认“命”时，实际包含了一种视野局限。他们不是根据历史变迁和制度冲突来理解自己的遭遇，他们对自身生活和外在结构的联系知之甚少。他们只是笼统模糊地意识到，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在决定自己的“命”，并把对“命”的解释置于视野可及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命”的意识更多是对个体生命轨迹的解读，很少涉及集体的“命”，而且这种解读往往依赖与周边人的对比。

要理解“命”的逻辑，不妨借助于对“荒谬”这个概念的解释。加缪说荒谬是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对抗。荒谬在于人，也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吕寿亭子女的不同记忆里，每个人都透着矛盾荒谬，大嫚吕丕凤受苦最多，但晚年的幸福感似乎最明显，但忆及当年仍禁不住哭泣。四嫚吕明花兼具外表刚强与内心柔弱，既幽默达观又忧郁伤感。吕明湖继续呈现着外在洒脱，却在私下里默默忍受生活的苦。六嫚吕丕玉在兄姐眼里没受苦，命不错，但却始终带着一种忧郁气质。

个体记忆之外的集体记忆，也不时透着荒谬。比如农民为什么既满足于当下，又怀念过去。怀旧本身就是充满诱惑，却也不无荒谬的意识过程。比如对农民怀念集体时代的热闹、公平、治安稳定、没有贪腐。一定程度上说，集体化时代的人口与年龄结构使农村更富活力，与后来的老龄化乡村对比明显。同时，集体化尽管带来农业生产的怠工，但在其他公共生活中调动了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比如文化俱乐部、农民学校、赤脚医生等。

但细想来，集体记忆仍有潜在的意识创造。当农民强调集体化是个“公平”时代时，他们指向干部贪腐的有限。但农民强调经济上的平均，却无意间忽略了政治身份的差异，尽管土改划成分仍是基于经济基础，但随着此后政治运动增多，“四类分子”的标签则更多强调了个体、家庭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异。当这些家族后人也参与了对公平的集体怀念时，他们无意间优先强调了经济方面，这很可能是受到后集体化时代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风气影响。

另一方面，即便大队干部多吃多占有限，他们毕竟掌握了自由处置部分资源的权力，比如粮食、农具、子女教育、社办厂矿的工作机会等。这些资源从事后来看可能有限，但由于当时农民整体贫穷，它们仍包含着可观价值。在集体时期，农民甚至天天为多拿一个工分而争执，而对于村庄事情，或者更大层面上的国家事情，他们尽管也会关心，但总不如自己身上这些鸡毛蒜皮来得透彻、实在。

进一步思考，农民怀念“公平”，回避了户籍与配给上的城乡差异。农民似乎暗含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公平就是他们和自己的邻居一样，和自己认识的人一样，当一个人生活糟糕时，因为自己认识的人生活同样糟糕，也就没什么可以抱怨了。

农民认“命”自有道理。人生下来，没人问他愿不愿意，他就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投进一个无力改变的时代、地域。他将面临特殊的可能与不可能，这些无法左右的因素，恰恰很大地影响了个体生命轨迹、家族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命”接近于出身解释，包含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比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农民，很难不受城乡户籍制度约束，它将一个群体的身份定义成单一的农民，影响深远。以至直到当下，当城市户籍者可以多元地认定自己身份时——比如公务员、医生、科研人员、企业工作人员——农民却很难将“农民”的身份再做细分。

没有对比就难有苦乐体验，也很难激起人“命”的意识，于是，“命”成了个体对其有限的外在社会关系的认知。郭于华认为，农民的常规生活方式，集中体现在获取和积累财富的方式上。对于财富的获得和积累，对于个人和家庭境遇的变故，农民常做宿命解释，但这种解释不一定体现农民对实际生活的态度。比如一个富有的家族，家道中衰，人们会斥之为祖上没有积德。但与其说这是一种解释，不如说是一种包含着复杂认知的幸灾乐祸式的情绪表达。反之，对一个值得同情对象遭到的厄运，人们也常常解释成“命中注定”，与其说这是归纳原因，不如说是为自己或他人寻找一种心理平衡。就此而言，“命”的意识往往不体现事实判断，而更像是处理人际关系或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与技巧。

当然，基于对外在社会关系的认知，“命”的意识终究要回到对自我经历的解释上。此时，“命”的意识更多带有人至晚年的自我慰藉。“命”的意识偶尔关乎颜面，尤其晚年才开始信命的人，不只在寻找一个自我慰藉，也在制造一个在外人面前解释自我境遇的理由。如果这种意识出现在较早年龄，随着时间推移，“命”的意识很可能带来“自验成真”的可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过早接受“命”的意识时，便会安于“命”的现成解释，以至错失了更好发展机会，终至造成不利于己的后果。而此时不好的后果，又似乎恰恰证明了最初命定的解释。

农民“命”的意识不无矛盾。一方面，虽然它更多是对个体生命轨迹的解读，但有时又在无意间默许了集体命定的局面。典型的体现是他们几乎不拿自己跟城里人做比，对于农村诸多福利的缺失，农民会说这就是他们的命，这种解释包含了他们对农民这个集体身份的默许。于是，农民把对比的范围放在目光可及的乡村范围里。城市人的生活比农民好十倍，也很难激起他们心里的不平衡，相比之下，一个农民可能因为邻居生活比自己好一丁点，就感觉心里不平衡。

除了横向对比中的矛盾，农民“命”的意识也包含了纵向解释的矛盾。农民往往是到晚年，才用“命”解释人生经历。也就是说，“命”是基于当下状况对过往的追溯。但在解释中，“命”却往往被说成基于出生之际，对此后路途的决定。正如一位农民告诉我：“人一下生，身后就有三千六百的小鬼跟着，一个人是什么命，在一下生的时候就定了。”在当下状况与生命之初的往复穿梭中，“命”产生了一种难以察觉的逻辑混淆。在这种混淆中，偶然性变成了农民口中的“命”，其对个人历史、集体历史的影响被抹去，代之以一种必然倾向。实际上，偶然性在另一方面意味着可能性，这本身就否定了生命是先定的、不可改变的存在。农民用宿命论解释往事，可能是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安慰，因为当他们想到可以避免一些不幸时，这种想象比遭遇不幸本身更令人痛苦。“命”是农民基于人世荒谬产生的人生解释，但这种解释的确定性，却恰恰否定了不可解释的荒谬。

结论

吕寿亭的子女用各有侧重的方式——记忆、超自然灵验、科学、寄托下一代——建构内在平衡，建构观念世界的一种秩序。他们家庭角色的差异，影响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晚年建构平衡的方式、达成平衡的效果有所不同。当然，他们也有相似的意识呈现，比如，他们多多少少都有忆苦思甜的倾向，即便四嫚吕明花不愿提及过去，她也承认现在变好了。再比如，他们都把对“命”的理解延续到对下一代的期望上，从后人的变好中感受到了“命”的延续与完善。

吕寿亭子女的意识建构带有一定普遍性。农民忆苦思甜时，满足于当下对过去的改进，此时农民默认了自己的“农民”身份。而当把“命”的理解寄托在下一代时，农民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却源于后代的身份转换：下一代摆脱了农村，在城里有了稳当工作，不用再吃农民的苦了。此时，“农民”身份又成了苦难的一个原因。过去是满足的来源，却又是一种负担。农民在这种身份认同的摇摆中，完成了对个体与家族苦难的调适。这种调适无意间呈现出一种时间秩序，建立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已经超出了农民随口所说的有关“命”的解释，即人一出生时生命轨迹早已注定。实际上，农民即便在晚年形成了宿命意识，但他们不会轻易用这种意识影响自己的后人。农民信命，但他们仍相信奋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运”。从这个角度来看，“命”的意识里也包含着一种潜意识，即对超越命定的期待。

彼得·伯克的身份理论认为，自尊感取决于一个人的获取与预期之间的比值，源于一个人顺利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这意味着，一个人有意无意间呈现的内容，其间的矛盾可以消解，记住还是忘记之间的紧张状态可以消解，尽管有时非常困难。一旦创伤性经验可以作叙事处理，可以成功归入一个人的生活史，它就会弱化威胁性。创伤经验适应了身份，身份也适应了创伤经验，或者说，经验和身份实现了和解，这一和解既尊重经验，也尊重身份。的确，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只有在最痛苦地坠入个人或集体性的过去时，新平衡的形成才有可能。“命”的逻辑正在于从不同意识中寻找平衡，在虚幻与现实间周而复始。

如果用抽象的话语解释“命”的意识，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命”是一种自我建构，是人对无可避免的荒谬困境的应对。人无法完全摆脱外在束缚，但从某个时刻开始，他意识到需要内在地为自己寻找一个位置。人在偶然的瞬间体会到荒谬和悲剧，自此开始寻求自我建构，这些常常是并不明晰的意识。一个人内在地顺应自己的“命”，虽谈不上有了精神世界的信仰，但它在世界的混沌中建构了一种明确性。自我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记忆，着眼过去，也以当下的意识指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命并不是简单地顺从荒谬困境，它内含了对荒谬的反抗。

当然，自我建构不会凭空产生，个体内在平衡始终与外部结构交互影响，个体在努力建构人际关系平衡，也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努力完成各个生命阶段的任务。杨庆堃认为中国传统宗教是分散性而非制度性的宗教，其特质是宗教与世俗生活、制度混为一体。这种分散性及与世俗的融合性，也体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宿命意识中，“命”同样不是独立完整的体系，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建构一个并不条理清晰的解释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自我建构与外在结构平衡共同构建了个体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