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皖 南 事 变 亲 历 记

皖南事变之前，已经有不少迹象，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要对我们下毒手了，最明显的是蒋介石嫡系五十二师。他们的师部设在泾县马头镇。马头镇朝日寇方向不筑工事，反朝我新四军方向筑了四个工事。

此外，早在一九四〇年秋天，第三战区就命令新四军北撤，并指定从皖南过江。而皖北的李品仙却派重兵在江北拦截，声言新四军一过江便打，并把我军准备过江的船只扣住。

军首长电请三战区另指北撤路线，结果顾祝同回电说“也可以从马头走”。

他们想干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当时军部决定分三批北撤。第一批于一九四0年十二月四日出发；不久，第二批也走了。我们政治部等单位是第三批， 一直等到春节才走。军部当时还请老百姓吃饭、看戏，向他们告别。

我所住的李村，穷苦得很，但房东李老头还是把他所喂养的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宰了为我们饯行。我拦住他不叫宰，他很坦率地说：“你们走了，国民党军队开来，这只鸡反正也活不了，不如现在请你们，我还可以陪你吃它几块。”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出发前夕，我在路上碰到国民党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陈淡如，他问我： “新四军什么时候走呀?”

这明明是在搞情报，我故意说： “早哩。”

他以为捞到了情报，赶快跑到泾县打电报向顾祝同报告去了。到了四日，陈淡如又跑回来了。正好那天夜里要出发，军部怕泄密，就把他扣留起来了。

那一日上午，军部命令全体人员不准到处乱跑，我知道要走了，便通知日本同志后藤勇，准备出发。他本来是第一批走的，因临时生病耽搁下来，几乎吃了大亏，幸而他长得又黑又壮，又会说中国话，皖南事变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被收容在战士中，最后逃出了虎口，到江北去了。

军部决定一月四日夜十二点出发。政治部的行军序列在军部秘书处之后。陈淡如也来了。军部给了他一顶轿子。我走过去同他打招呼，他很害怕。我告诉他，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到时候会放他的。但他仍然很害怕，我也只好随他去了。

大队人马从我面前经过，我看见叶军长骑着马走过去了，《渔光曲》的作者任光也骑着一匹马很神气地从我面前走过去了。军部一走完，我们便跟着走了。

不久，前面亮起了灯笼、火把。当时我很不赞成，因为按夜行军纪律一律不准明火，既然明火行军，那不如白天行军好了。走近章家渡时，更是灯火通明了。浮桥没有搭好，大家只得涉水过江，速度很慢。走到茂林，天已大亮，这时已经是一月五日了。

五日在茂林，政治部派我去招待陈淡如，我仍然很耐心地和他谈话。他身上长着疥疮，我到军医处找人替他治疗，还陪他下象棋。

不知何时他写好了一份给三战区的电报稿，内容是主张团结，反对同新四军搞摩擦。他要求我把这份电报发出去。我知道他这是怕我们杀他，故意写这份电报来讨好的。我实在看不起他这种手腕，但仍把电报稿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看毕一笑，便搁入衣袋中去了。

自然这份电报是不会发出去的。我想即使发出去，到时候陈淡如也不会认账的，反而会说是新四军假借他的名义发出去的。这种人怕死，此时要他通电反对蒋介石，为了保命，他也会照办的。

五日在茂林休整一天，大作宣传工作，散发了大量传单，说新四军要到苏南，沿途受到拦截。我想这大概是示威罢。不过我当时心里不同意，要走，那就大摇大摆地走好了，谁敢拦截就不客气地打谁；现在既然作夜行军，目的在于避免冲突，那就悄悄地走掉算了，又何必作这些示威性的宣传呢?

说到底是项英同志不想打，他一直犹豫不定，但是蒋介石却布好了天罗地网，要消灭新四军。当初，三战区指示从马头走，军部曾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叶挺军长的意见是，他自己先到五十二师师部去，拉住师长刘秉哲不放，让我们队伍从他门口过，如果发生问题，找他负责。

但项英害怕，不听叶军长意见，决定从丕岭走。但丕岭口有七十九师把守，做了四个工事准备拦截。这里离军部不到一百里路，却没有将此事调查清楚，真是遗憾。

六日晚饭后，袁国平集合政治部各部处长，报告行军方针。

他拿出参谋部所发的行军路线图，指给我们看。上面用红笔划出三条线：军部走中央，三团走前头，五团后卫，特务团右翼， 一团左翼。

袁国平一面指示一面说明，最后补充说： “现在他们说我们要进攻黄山，因此军部决定必要时派一个营故意向太平方向前进，把他们部队吸引到那方面去，我们好从这方面撤走，只要走到他们屁股后面，那么我们随便怎么走都没有危险了。”

报告完毕，传达命令：夜间十二时出发。

我在袁国平的报告中始终听不出有一点要袭击国民党军的企图，后来这一张地图竟给叛徒赵凌波拿去作为新四军三路袭击国民党军的一大证据，而被附在赵凌波的“供词”中，真是岂有此理!

赵凌波这个人，据我所知，他本来是四川军阀队伍中的一个兵痞，后来被共产党俘虏过来，参加了红军，混进了党。新四军成立时，由延安来皖南，起初在三支队当参谋长，后被军部调回后方任参谋处长，他因此不满，乘皖南事变投降了五十二师。

后来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说：“对他要客气一点，他是自动过来的啊!”

他大概想捞点什么,才替他们写了什么赵凌波供词，给他们作一个新四军袭击国民党军的证据。后来大约因为三战区没有满足他个人的欲望，所以又准备逃跑，结果被打死了。

袁国平报告后，我们都去睡了一觉，这时大家都替组织部长李子芳担心，因为他在出发前得了盲肠炎，刚开刀一个星期。夜十二时我们准时出发。

七日天明走到高坦，听说前面被拦截了，军长便赶到前头去，我们就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前进。走下山坡，经过一个纸厂，便折向左手的丕岭爬去，这岭山势陡峻，连马都爬不上去，李子芳从担架上下来，由人扶着走，十一点才爬上岭顶，只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坐在岩石上休息。岭那边的机枪声和手榴弹声不时传来。

我们下了岭，在一个小山村弄午饭吃。

这个山村穷苦异常，有钱买不到东西。老百姓很欢迎我们，给我们一丝腌菜下饭。我在村中找到了军长，他同项英、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几个人都在老百姓的院子中坐着。

我问军长情况如何?他只简单地答道： “七十九师把口子堵住了，有四个工事通不过。”

后来听说他们几个人开了一个最高军事会议，军长主张向后转，从皖南过江，或者准备一个营牺牲，硬冲出去。项英不赞成，要等等看。

我们就地一直等到天黑，命令下来了，向后退，退至岭下再等。不凑巧，又下起细雨来了，西北风刮得厉害。我在茂林出发时马从桥上跌入小河双脚被浸湿，此时更冻得厉害。同时瞌睡也来了，大家都挤在一起，撑着雨伞打瞌睡。

一直到半夜十一点，命令才下来，这一下却是完全向后退。于是又从丕岭脚攀上丕岭顶，再翻下去，回到那间小纸厂。此时天已快亮了，我在纸厂中寻了一个角落坐下打瞌睡，直到天亮才走了出来。这时已经是一月八日了。

八日上午在纸厂休息，实际是因为军部的方针未定的缘故。

但军部却决定先把陈淡如放回去，派几个人把他送到蒋军附近让他走过去。后来听说他对三战区报告说是逃回去的，并且谎说是花了多少钱收买了新四军的哨兵才逃了回去的。他这样说不但是为了面子，也是为了钱，他报了谎账，因此可以发一笔小小的洋财。

下午出发，从丕岭右面向下游方向走。 一直走到天快黑，才到了一个山口，等了许久，又命令回头，说这个山口就是一团冲出去的口子， 一团冲过去后，口子又被蒋军卡住了。项英不想硬冲，又回头走，等到他决定从皖南过江，但已经迟了。

走回纸厂，天已大黑了。军部命令就地休息，到十二时再出发。大家又累又饿，后藤勇有日本饭盒，煮了一盒米粥请我吃。刚想睡觉，朱镜我口吐鲜血，倒下去不能动了。

九点多又接到出发命令，这时雨下大了，大家摸着走。 一直摸到十二点左右，才摸到了高坦，还未过河，前面枪声大作，现在连回茂林都成问题了。大家张伞立在雨中等候命令，但命令没有下来。因此李子芳要大家索性再向后退，找个避雨的地方。正巧不远处有座破庙，里面住着一户老百姓，听说新四军来了，忙把炭拿出来烧了一盆火让我们烤，又把欢团从箱子里拿出来请我们吃。大家得到饱暖，就围着火盆倒下睡着了 。

九日天刚亮，政治部的几个部长便商量推我去军部联络。这时高坦附近流弹象蝗虫一样满天乱飞。我刚到河岸， 一颗流弹从我头顶嘶的一声穿过，我旁边的一位同志赶忙就地卧倒，我把军帽取下来一看：上面打了两个穿心洞，出于心理作用，不觉又用手去摸摸头，不痛，看看手，没有血；但还不放心，又摸了一下，还是不痛，没有血，这才放心往前走。

冲上河岸，就见军长迎面走来，我报告了情况，军长说，通知政治部赶上来，说不定一会能冲出去。我布置了任务又回到军长身边，跟他一道去观察地势。

原来圩口蒋军已有了纵深配备，机关枪火力非常强。这时三团来了一个报告，说他们夺得了一个山头，但大部队还是无法冲出去。

遇到三支队司令张正坤，他对我说： “如果早从皖南过江，是不至于吃这个亏的。”

我问他：“不是说船被李品仙扣住了吗?”

他说： “我们又准备了。”

我们在这里跟军长一起吃了早饭，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教导队调上来的迫击炮，一炮弹就打中了川军的机枪阵地，把机关枪打哑了，真是痛快!可惜我们只有这么两门迫击炮，而且炮弹也不多。

这一天，我们在高坦逗留了一天。蒋军七十九师一个传令兵，拿着他们师部对某营所发的进攻新四军的命令跑了过来，我把这个命令送给军长，他看过后又交给我，要我保存好。可惜后来这份命令连同我的日记本都给三战区长官部的副官处没收掉了。如果不被没收，这是蒋军进攻新四军的铁证，叛徒赵凌波就不能利用那张地图作伪证了。

国民党新七军一四四师也有一个士兵逃了过来，报告他们要进攻我们的消息。这些人，军部都交给我去招待。但敌工部的人早已撤走，只剩下我和日本同志后藤勇二人，无法应付，于是我同李子芳商量，改由秘书处管理科负责招待他们。

在这里还遇见了段洛夫科长、陈子谷科长，他们两人都是做敌军工作的，战场上相遇，没来得及多谈，只匆忙交换了一下情况，就各自执行任务去了。

后来又忽然遇见了三团团长黄火星，他说： “林部长，真可惜，丕岭口七十九师的四个工事，已经给我们夺了两个过来，剩下那两个机关枪已不叫了，想来他们机关枪的子弹也打光了，如果我们不退， 一定可以全部夺过来。”

我说： “那你为什么撤呢?”

他说： “是军部命令的。”

我说：“你过于机械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撤，而把剩下的两个工事也夺过来，再报告军部请示，那时军部就一定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方针了。只要冲出三溪，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苏南了。”他听了我的话懊丧之极。

十日，双方对峙了一天。军长命令大家吃过晚饭再走。上半夜有月色，还好走，下半夜月色没有了，很不好走，折腾了一夜。

十一日天快亮时，我们摸进了石井坑，听见前面枪声很急。

教导队的政治处主任余立金首先抢上前去，我也跟着他往上冲，昏暗中有人喊：“林部长!”一问才知是参谋处的同志，我问他：“看见军长没有?”

他说： “就在前面山上。”

我刚冲上去，就见军长下来了。跟军长一起来的还有冯达飞、梁朴(即饶漱石)、钱俊瑞、任光等。

军长说：“现在我们四面八方都给敌人包围住了，要放弃从苏南过江的计划，先要想办法冲出重围，只要冲得出去，就是从皖南过江也好。现在我先从政治上想想法子看。”

他要我替他找无线电台。不久，电台找来了，立即架线。军长打了两份电报，一份给蒋介石，一份给顾祝同，要他另外指定一条路给我们过江。同时军长又同梁朴一道打电报给延安，报告一切情 况 。

军长决定在石井坑等候外面回电。于是便命令各团把守山头、岭口。军长又怕士兵没有肉食，没有力气突围，命令把马宰了吃，并命令先宰他的马。

下午，梁朴同钱俊瑞两人来政治部传达中央复电： “命令全军在叶希夷军长领导下向苏南分散游击出去。”

大家决心跟着军长走。不过事后我独自思索，我们政治部当时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中央复电作详尽的讨论，认真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真是该死。

中央明明白白叫我们“分散”,叫我们“游击出去”。

我们当时如果详细地讨论就会领会中央复电的精神实质，把政治部的负责人分散出去，分配到各个战斗部队中去。即使有些牺牲，政治部的负责人也不至于全部被俘。

这天上午，日军的飞机来了，他们在云端里看着中国人民自相残杀，看见蒋介石的这些兵力不拿去打他们而来对付共产党，一定会感到很高兴。我不愿躲避敌机，我恨不得让敌人的炸弹把我炸死，也落个死在敌人手下的烈士的美名，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多难受啊。

十二日一早抬来一个一四四师丢下的伤兵，我去招呼他，看他伤势虽不致命，却也不轻，赶紧跑到军医处叫人替他治疗。我们虽不知道何时出发，但清楚知道不能把他抬着走，所以只好送了他二十元法币， 一面安慰他，叫他放心，说我们就是走了也会委托老百姓好好照顾他的。我同他说着话，心里却难过起来。为什么这些血肉之躯不去同敌寇厮拚，却来和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

军长打给蒋介石、顾祝同的电报，始终没有得到回电，到了中午，顾祝同却用发动总攻来答复我们了。机关枪从十二点以后一直大量地向我们发射着罪恶的子弹，水机关：嘟嘟嘟；捷克机关：哒哒哒。耳朵都快震聋了。

可惜我们没有子弹，枪响几声，就要停一会。事后听说，单五十二师这一天光机枪子弹就打了二十几万发!

五十二师真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怪不得他们守泾县城、守三里店时，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一枪不发，就把两地拱手让出去了，原来是把子弹留着打我们新四军啊!

到了夜间，机关枪发射起指示方向的发光弹来了。我望着那些前后追逐的发光弹，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想。最奇怪的是，此时连一点恐惧心理都没有了，完全不觉得什么是危险。我望着大地，望着这一切，思索着怎样能把战争消灭，怎样才能给大地以和平，给人民以幸福。

正在凝神沉思的时候，政治部那里突然火光冲天，我这才从幻梦中惊醒。军长跑来嚷着：任光腰部中弹倒下了!

接着大家跟着军长向后面鹿角大山爬去。不一会，项英、周子昆从后面赶上了我们，并很快冲到我们前头去了。我在日本时曾爬过剑刃峰，鹿角大山此时似乎就如剑刃峰一样峻峭。爬着爬着，不知谁失足落下悬崖，只听“哎呀!”一声便无声息了。

我真疲乏到了极点，瞌睡得不得了，走到一处稍微避风的地方，坐下稍息便立刻睡着了， 一会儿醒来，军长和政治部的队伍都不知去向了。

此刻我才觉得自己年纪老了，跟不上青年人了。只好跟着其他单位的队伍向前走，走着走着，就下山了。下半夜没有月色，路特别难走。有的是冲下去的，有的是滑下去的，还有的是滚下去的。我是连滚带滑，才到了山脚下，口干得要命，听见有流水声，就借着星光向前寻去，找到了一条小溪，不管三七二十一蹲下去用两手掬起来就喝。连喝了几口，我这颗心才安静了些。

人是实在走不动了，不知怎么又睡着了。朦胧中被人声惊醒，走近一看，又是教导队的队伍。我这个人跟教导队真有缘，掉了队总是遇到他们，但是这次教导队的队伍也已零乱不堪了。

有部分同志跑到山口又嚷着退回来说： “山口又被人家堵住了，出不去!”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操着北方口音的蒋军排长手举着白旗从山口跑过来， 一面跑一面喊： “新四军的同志，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啊!我们是一O 八师啊!请你们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啊!”

我刚刚走到面前，教导队的同志很多认识我，大家便喊道： “请林部长做代表去接头。”

我问大家： “ 军 长 在 哪里。”谁都不知道。

又问大家教导队有哪位负责同志在这里?他们说： “余主任在上面。”我要他们把余立金同志找来商量。不一会，余立金同志下来了，他手持一柄大马刀，神态还是威风凛凛的。

见他下来后，大家又喊： “请余主任同林部长两位做代表。”

我当时一来对一〇八师还抱有幻想，二来感到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我更应该利用自己的无党无派的身份出来做一番统战工作，而且一0八师过去同我们关系有一段相处得较好，他们可能会让一条路给我们走。因此就决定出去试试。

我同余立金同志向前走了一段，他考虑到教育长冯达飞不在，他有指挥队伍的必要，急要留下来。于是我就同他商量好，在约定的时间内大家不要行动，以免冲突。接着就随同一〇八师派来的那个排长一道走出山口。

我一边走一边注意到一〇八师的队伍布置在山口两边，都作着纵深的配置，看来大白天是冲不出去的，必须有很多的大炮或比对方更多的重机枪把他们的火力压下去，才有可能突围。在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想法子使他们让一条路。

走着、看着、想着，不觉走进了一个村子，有几个国民党士兵立刻走上来把我的警卫员的驳壳枪缴掉了。我觉得不好，上当了。过了一会，又把我的特务员给绑架走了。这不是对待代表的态度，这是骗我们出来当俘虏!

但现在我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这位排长走。他把我引进一间民房，有一位自称姓刘的营长在那里等着。见面后刘营长招呼我坐下，他很客气地请我抽烟喝茶，还说了不少真话。

他说： “东北军同新四军一样，都是被压迫阶级，大家应该合作。”

我听了之后，发现有一线希望，也坦白告诉他：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想能够让我们开过江去，并问他这里该同谁谈判?

他说： “朱副师长。”

但是他又说：“不过他现在已经脱离我们东北军的团体了，投向蒋介石一边去了。”

我说： “ 那么还是同他接头么?”

他说： “是的，我们已经请他去了。”

不久，这个朱副师长来了；是个矮个子， 一进门就大骂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又说，中国只应该有一个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七拉八扯地说了一大套。这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请我们来谈判，而是叫我们来听他训人了。

当时我就火了，连忙打断他的话说：“朱副师长，请你少说空话，要眼看事实。中国目前摆着两个党，自然有两个领袖，因此才要合作，才要团结抗战。我们北撤是经过三战区同意的，李品仙在江北阻住我们，扣着我们过江船只不放；三战区指示我们从马头走，但五十二师在那里又朝我们筑了四个工事，声称要消灭我们，现在你们又重兵围歼，反说我们新四军不服扶命令，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你们要我们派代表来商量，我现在已经代表新四军来到这里了，希望你把具体意见告诉我。”

他说： “没有别的，要你们新四军全体缴械。”

我一听更火了，立即怒斥道： “我们抗战三年，错在哪里?为什么要缴抗日部队的械?”

他说： “那么你的意思怎样?”

我说：“军长对我说过，只要能够有一条路走就行。请你们让一条路。”

他说： “这个，我得请示。”

我说： “那也好，不过我来时同大家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为避免冲突，请你派人替我送一张字条过去。”

他说：“好吧，你写。”

我便拿出一张名片，上写：“交涉还未妥，请大家再等一小时，没有消息再自由行动。”

他拿着我的名片就走出去了。此时又只剩下我和刘营长二人。

刘营长对我说： “东北军上了当。现在快给蒋介石消灭掉了。又凑着东北军有人不争气，丢掉团体，只顾一己私利，所以就更加坏了。”他很希望新四军能够存在。

我告诉他说，新四军是不会被消灭的，我们这一次是不想自家人打自家人，才吃了这个苦头。如果想打，那是谁也阻拦不住的。

他很希望我这一趟能够有个圆满的解决，但又顾虑这位朱副师长靠不住。说着说着，外面突然枪声大作。

我请他出去看看情况，不久他跑回来说：“糟了，你们的人从里面冲出来了!”

我说：“我的名片没有送进去?”

他说： “朱副师长给搁下来了。”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找我们团长商量商量看。”

于是我又同他走出去，走到一个山坡下面，他要我等一等，他跑上山坡去了。过了好一阵他下来了，同时跟来几个士兵，这些士兵走到我面前立刻就把我抱住，我问：“干什么?”

他们说： “请你把手枪缴下来。”

刘营长这时很抱歉地说： “我们团长请你到收容所去。”

当时，我后悔万分，但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们走。沿途流弹横飞，那几个蒋军士兵猫着腰，连滚带爬，要我也跟着他们这样跑。这时我心已横，任它流弹横飞，我挺着身子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走动。我想让流弹打死最好。 一个革命者，如此遭遇，何颜再见父老兄弟姊妹!走了不远，看见黄诚也被他们捉来了。他的衣服给他们快撕完了，身上的东西都给他们拿光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难受极了。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几年，竟落得如此下场。蒋介石啊，蒋介石!你这个卖国贼真是历史的罪人!

我们一前一后走着。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村庄的客堂里，拉一条板凳请我坐，还端来一碗茶给我喝，很客气地对我说：“请长官把皮包打开检查一下，这是上头的命令。”

我把皮包打开给他们看。里面装着一大包公款，这是临撤走时，组织上交给各人分散携带的。他们一见这满满一包的钞票，高兴得不得了。大家抢着你一把我一把地往自己衣袋里塞。我看他们那副穷样子不禁笑出声来。

他们经我一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有一个士兵期期艾艾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要上缴的。”

我说： “东北军的弟兄们家乡沦陷了十多年，也够苦的了，应该发点洋财才好。你们放心吧。就是你们不上缴，我也绝对不会对你们官长说的。我现在连命都不要了，还要这点钞票干什么?”

可是他们把皮包中的钞票抢光之后又来搜查我的衣袋，连我私人的一百余元法币也全被抢光了。还有一个士兵要拿我的手表和自来水笔，被另一个士兵止住了。这也许是我前面几句话起了作用，也可说是“盗亦有道”吧。

他们所谓的检查完毕后，又把我送进一间屋里，我一看呆住了，不但黄诚在这里，连李子芳也给捉来了。此外还有不少男男女女，大都是熟人。

当晚又把我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困为走路热出了汗，我把大衣脱下来放在茶几上，又给他们拿走了。我这才更深地体会到我们新四军的纪律多么严明，不打人，不骂人，不搜俘虏腰包，多么好的一支抗日队伍啊!可是现在 ……

这是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一天，这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 日 。

皖南事变，对我个人来说，算是结束了!

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老三团、新三团大部分都冲出去了，老一团、新一团也冲出去了不少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刘少奇、陈毅同志重整旗鼓，扩大组织，在江淮大地再显军威。

在中国革命史上，皖南事变的一页，是惨痛的一页，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每个革命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可忘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