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的“狠人”转型，为何难救冯小刚的“臆想”女性叙事？

文/解手电影

2025年清明档，冯小刚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向阳花》以“刑释女性困境求生”的尖锐议题高调登场，却在首映后遭遇票房与口碑的双重冰火两重天：豆瓣开分6.6，票房首日仅3200万，次日排片骤降至20.4%。这部标榜“女性互助”“向阳而生”的影片，究竟是现实主义力作，还是男性视角下的“苦难奇观”？

一、从“母爱救赎”到“符号堆砌”的割裂叙事

影片以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为核心，铺陈了一场“为女犯罪”的极端困境：女儿因失聪需20万人工耳蜗费用，迫使她铤而走险锒铛入狱。这一设定本可成为叩问社会结构性压迫的切口，却在后续叙事中沦为“苦难展览”——残疾亲属、代孕勒索、暴力催债等标签化事件被密集堆砌，底层女性的挣扎被简化为“奇观化”的戏剧冲突。

更致命的是，影片试图以“姐妹互助”对冲个体悲剧，但女性情谊的构建却充满男性臆想：聋哑黑妹与高月香的羁绊源于手语技能，狱警邓虹的援助被塑造成“圣母式救赎”，高潮的“结拜关公”桥段更被诟病为“水浒式江湖义气移植”。当苦难沦为猎奇符号，互助沦为形式口号，影片标榜的“真实”便成了空中楼阁。

二、赵丽颖的“狠”与“裂”

赵丽颖为塑造高月香这一角色可谓倾尽全力：提前三个月体验生活，指甲缝留污渍、暴雨中撕毁歧视通知书等细节被观众盛赞“毁容式演技”。然而，角色的行为逻辑却频频“自打脸”：前一秒为钱擦边，下一秒因“善良”放弃交易；穷到买不起卫生巾却斥资假扮警察行骗。这种矛盾暴露了创作者对底层生存逻辑的误读——将“挣扎”简化为“疯爽”桥段，用暴力反抗掩盖结构性困境。

此外，赵丽颖甜美的外形与角色所需的“江湖风尘气”存在天然割裂，方言台词的生硬更放大了表演的悬浮感。尽管她贡献了“撕碎偶像包袱”的突破，但剧本的先天缺陷让这份努力显得悲壮而徒劳。

三、冯小刚的“傲慢与偏见”

作为导演兼编剧，冯小刚对《向阳花》的崩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影片前半段以冷色调手持摄影营造现实质感，后半段却突转为广告级光鲜画面，价值观从“关切底层”滑向“谄媚成功学”。这种割裂暴露了导演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偏差：将苦难堆砌等同于深刻，将戏剧冲突等同于社会批判。

更引发争议的是，冯小刚对女性互助的刻画充满男性凝视。片中女性角色的联盟本质是生存策略，却被包装成“江湖义气”的性转版本；高潮的“拜关公”仪式，彻底暴露了导演对女性情谊内核的误读。当一位以《芳华》闻名的导演试图诠释女性觉醒，却只交出这份“何不食肉糜”的答卷时，观众的不买账早已注定。

四、现实题材的勇气与投机

尽管存在硬伤，《向阳花》的探索仍值得肯定。影片撕开“刑释人员再就业难”的社会伤疤，推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全国237个“高月香合作社”联名求加映。其“不完美真实”击穿了观众心理防线：高月香们“站直了别趴下”的生存哲学，比主旋律的“伟光正”更具冲击力。

然而，影片对结构性压迫的简化处理（如靠个人奋斗逆袭）、对苦难的消费化呈现（如代孕勒索桥段），也让其陷入“用鸡汤掩盖现实裂缝”的批评。当艺术表达与社会认知存在鸿沟时，《向阳花》注定成为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现实题材电影的困境与希望。

6.6分的背后，是现实主义的未竟之路

《向阳花》的豆瓣6.6分，恰如其分地映照出其“半成品”状态：它既有撕开社会伤疤的勇气，也有堆砌苦难的投机；既有赵丽颖的破釜沉舟，也有冯小刚的力不从心。对于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讲好了什么”，而在于它“试图讲什么”——当“女性互助”“刑释困境”等议题被搬上银幕，讨论本身已是一种进步。

正如片尾所言：“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若中国电影人能真正扎根现实土壤，而非臆造温棚，《向阳花》或将成为下一朵真正向阳而生的希望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