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我经历了母亲的整个死亡

哀伤其实是来不及给出的爱。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哀伤？因为我们还想要继续爱这个人。

死亡是不平等的。当一个人在20岁时经历父母离世，他的哀痛会与中年、老年丧亲者不同。如果说预期自然死亡是“好死”，父母的早逝对活着的子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坏死”（援用Abramovitch在2000年的研究）。在“生老病死”的秩序中，他们还没来得及“老”，甚至有时都没有“病”。死亡在轨道外发生。

年轻的丧亲者也因而有更强烈的哀伤和更执着的追问：为何是她/他？为什么不是更老的人，或者是坏人？为何是我？为什么被剥夺亲人的是我？

李昀鋆在21岁时经历了母亲去世。她看似平缓地接受了母亲离世的事实：继续读研究生，考雅思，顺利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外表看起来一如从前。但哀伤却没有一刻“过去”。

在中大读博士时，李昀鋆原本准备专注从前的学术研究。在选择导师时，她看到一位老师的研究列表里出现了一个词：bereavement。她不认识这个单词，搜出来，发现译作“丧亲”。

毫无征兆地，她在办公室大哭。这是母亲离世后她第一次失控地在公共场合哭泣。她的经历原来有名字，而不是身边人支支吾吾的“那件事情”；她的情绪也不是家人和朋友含糊其词的“难过”，而有一个专属的名字，被称为 grief(哀伤)。

李昀鋆改变了博士论文的方向，开始关于哀伤的研究。她访谈了44位经历了父亲或者母亲去世的年轻子女，在经历丧亲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9岁，其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学术研究里有一个概念叫“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指的是大约介于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虽然在生理上已是成年人，但在社会角色上还未完全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的“成人责任”，比如经济独立、婚育稳定等。在这个阶段失去父母，不仅意味着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连结，更失去了他们通往“成为大人”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柱。

我们的社会没有给年轻人哀伤的空间。丧亲的年轻人常被期待“快点走出来”，不该沉浸其中，否则就是“不成熟”“不够坚强”。“隐藏的哀伤”，也由此成为年轻子女哀伤的首要主题。他们不仅主动隐藏自己的哀伤，身边的家人、同辈、传统的丧葬文化和性别观念，也都在对他们的哀伤作出“干涉”，避免哀伤的公开表达。

“这是一个自私的研究。”李昀鋆说。“我想知道死亡、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我的母亲现在究竟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我无法忘记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放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独自一人继续活下去。我也想知道，那些和我一样经历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他们之后的经历是怎样的？”

今年，李昀鋆的博士论文《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出版。以下内容由李昀鋆的自述和论文整理而成：

“为什么好人不长命？”

21岁那年，我妈妈因为中风入院，当我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母亲始终处在昏迷之中，而我每天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被允许守在她的病床旁。我守在医院，晚上就睡在医院的长椅上。

四天后的早晨，妈妈的心跳慢慢停止。

当死亡真的发生时，我很镇定，好像躯体有意志，知道该怎么行动。我默默用木梳子给她梳好头发，绑好辫子。和她说再见，像往常一样在她脸上亲了四下。打印了她的照片，选择了相框和骨灰盒。

医院处理遗体的大叔要帮我把木梳子折断，我不同意，而是把它放进了口袋。同时被我保留的还有护士给妈妈打完针让我帮她止血的棉花、一张她以往写了字的便签。

我自本科开始修读的就是社会工作专业，身边充满了各样的社工资源，但是面对失去妈妈的伤痛，我却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和孤立感。

妈妈过世那晚，我接到辅导员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啜泣着问他：“我做了那么多义工，我的妈妈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这样的发问在丧亲的年轻子女中广泛存在。我们想要理解死亡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中年的父母身上？为什么他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为什么好人不一定会有好报，反而好人有可能会早死？当时，研究临终关怀的辅导员没有回答我。

妈妈去世后的两年，我拼命地想要诉说我的哀伤，想要哪怕多一点了解妈妈。我哭着问舅舅们，问我妈妈的好朋友：在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对我说的话也是翻来覆去的：不要谈了，问这些细节已经没有意义了，人已经走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放下吧。他们劝我更专注在自己身上，读博士，或者赶快结婚。没有人告诉我甘瑞珍（我妈妈的名字），她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感受到那种无形的规则：年轻的我有未来和希望，我不应该沉溺于一个去世了的人，不应该再沉溺于哀伤。

我感到分裂：母亲的离世明明把我推进了爬不出来的痛苦深渊，为什么我的人生在表面上却依然风平浪静? 我的哀伤仿佛把我困在了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里，气球就那样明晃晃地放置在马路中央，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但无论我在里面怎样哀痛、发狂，嘶吼，他们即使看到气球，也看不见我，更没有人会撕破气球来救我。

我的研究参与者大多经历过和我相似的体验。“刻意避开哀伤”，是丧亲家庭的首要规则。家庭在配合、引导、甚至教导着年轻子女将他们的哀伤“锁在柜子里”。尽管许多子女在父母离世时即将或已经成年，但家庭却从一开始就隐瞒消息，甚至有些子女是在葬礼结束后才被突然告知父母已经离世。这样的隐瞒氛围，让很多子女在家里避讳表达负面的情绪，而决定隐藏哀伤，独自面对。

丧亲者也会在无形中内化这一规训。有一位访谈对象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从头到尾没有使用过一次“死”字，只是分别提过两次“去世”和“离开”，却说过77次“事情”。

年轻子女的哀伤是隐藏的，但却从不缺席。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哀伤还在继续，大家往往以为自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节奏了，可其实这场“余震”从未过去，就像其中一位形容的那样：“这是一场永恒发生的余震。”

为什么我们不能共享同一种哀伤？

西方的理论强调，家庭是一个治愈哀伤的资源（healing resources），因为家庭成员共享相同的失去，有相似的记忆与痛感，可以共同讲述逝者的故事，互相支持对方的哀伤表达。有学者指出家庭“共享哀伤”的能力（shared grieving）对个体的情绪调节与长远复原非常重要。愿意一起纪念、一同哭泣、但也一同前行的家庭，是哀伤的“治愈土壤”。

可在我的研究案例里，几乎看不到家庭对年轻子女的哀伤的治愈功能。

我妈妈是七月底去世的，爸爸在十月份左右就开始相亲了，春节时，他迫切地想要把新女友介绍给我。

我感到一种背叛和对妈妈的不公。妈妈去世后，爸爸曾经拍过一些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上，他写了“我想她”。这件事让我从侧面感知到爸爸也在哀伤，原来世界上有人和我在一起怀念妈妈。也因为感念这个时刻，我把原本属于妈妈的那一份爱都给了爸爸，我非常地关照他，关心他，带着他旅行。我并不知道他在10月份后就开始相亲，并且很快确立了新的关系。

这让我意识到家庭里的哀伤如此复杂。明明我们失去了同一个家人，为什么我们的哀伤却不一样？

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也意味着一次家庭危机，甚至某些时候也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死亡。我在研究里发现，当离世的是年轻子女的母亲时，父亲通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相亲，甚至很快再婚；相反，如果去世的是父亲，母亲则很少愿意再次寻找伴侣，或者需要等很长时间才愿意尝试。

当尚存父母进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时，年轻子女需要面对的是被进一步加深的“失去家”的感觉。与我的经历相似，一位访谈对象的父亲也是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快找了新女友。与此同时，她感觉到母亲在家里存在过的痕迹正加速消失：父亲再也没有提到过母亲，也开始计划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还无意间告诉她：不能让买家知道房子里曾经病死过一个人。意识到父亲原来是用“病死的人”来看待母亲，这对她伤害很大，更何况，妈妈并不是在这间房子里去世的。

父亲很快开始相亲后，子女也就被迫经历另一种类型的父母丧失：仅有的父亲成为了另一个阿姨的丈夫、另一个同龄人的叔叔（甚至爸爸），这不仅可能让年轻子女替离世的母亲感到深深的不值得、不公平，也很可能会加深他们生活分崩离析的体验。

年轻人常常不得不孤独地

面对父母死亡和承担家庭责任

当一个人去世，受影响的是整个家庭。处于成人初期的年轻子女身份发展的核心任务原本应当是寻找生命的目的和探索人生意义，但当父母离世成为“人生底色”，他们被动地卷入了家庭责任的再次分工中。一种可能是子女去补位，充当更多的家庭角色。

一个访谈对象很直接地说，自从她高三时父亲因病去世后，她就顶替了父亲，成为母亲和家庭的“主心骨”。家里的事务，母亲事无巨细都要问她，连生活里的牢骚也要向她倾诉；而反过来，她的事情，包括高考填志愿、升学和就业选择，都由她做出决定后再告知母亲。

另一个访谈对象回忆起父亲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时，母亲哭到崩溃，她却没有反应。当看到接到消息的亲戚们陆陆续续赶到医院时，她只是给了自己两分钟哭泣的时间。

在筹办葬礼的过程中，因为担心母亲去到这些地方情绪崩溃，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她办理了选墓地、火化等一系列事情。

一个在18岁经历父亲离世的女儿，在选修了心理学课程后，鼓起勇气和妈妈聊起爸爸逝世的伤痛，“想告诉（母亲），我这些年过得并不好，想把自己千疮百孔的内心给她看”。母亲给她的答复是：“我比你更痛苦。你不苦，因为你有我；而我很苦，我没有男人了。”

当离世的是父亲，则可能会给年轻子女带来另一个被污名化的身份。一位研究对象的母亲因为寡妇的身份，在家乡觉得 “低人一等”“很自卑”。年近三十的哥哥尚未结婚的现实情况，也被母亲解读为是因为父亲去世的缘故：“没有父亲在身边，那他的选择就会少很多，就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家呀。”这再一次加深了母亲低人一等的自我认知。

有的母亲担心其他人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女儿，便告诉女儿，不要在学校里说这件事。女儿认为母亲是在保护自己，“如果在北方的话，可能觉得你们家里的支撑，或家里的依靠不在了，怕我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歧视，或者其他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也有母亲提醒自己的女儿，在认识新的异性的时候，不要主动告知父亲已去世的情况。因为现在的相亲市场常有诸如“不要单亲家庭”的择偶要求，母亲希望她不要因为丧父的身份，在相亲市场被视为劣势。

当年轻子女决定担起更多家庭责任时，他们绝非仅仅把尽责停留在口头言语上，而是付诸行动，把家庭放在人生优先序第一位。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是，考虑到照顾核心家庭的责任，许多人改变了原本的人生选择，包括放弃继续读研究生的机会、选择就业，甚至是暂缓面对家人的“出柜”计划。

一个访谈对象为了照顾母亲，放弃了出国读研究生的计划；同时为了“养这个家”，他选择提前开始实习。他的实习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尽快稳定下来。在我们第一次访谈时，当我问及父亲去世带来的影响时，他回答我：这让他在母亲面前更难“出柜”，更不容易做真实的自己了。

除了增加的家庭责任给年轻子女带来的显性的、直接的适应压力之外，中国年轻子女实际上还在经历着另一重隐性的、本可回避的压力：这些家庭责任，原本不需要他们一个人承担。自从 1979 年大陆推出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在这一政策中长大的年轻子女拥有的亲缘，要远远少于成长于大家庭的父母一辈。他们不得不孤独地面对父母死亡和承担家庭责任这类沉重人生课题。这些不得不独自承担的家庭责任，无疑也会给年轻子女如何与哀伤共处多添加额外压力。

葬礼不再抚慰年轻人

我经历了妈妈的整个死亡，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被处理”的过程。妈妈确认死亡后，很快有类似于护工的人过来，他迅速帮妈妈换掉了病服，我没有机会跟她再说说话，她就被推到停尸房冷冻。第二天，冷冻完送到殡仪馆正式火化前，我匆匆看了她一眼。一切都很迅速，好像人死掉了之后，尸体要赶紧处理掉，要赶紧从这个社会上消失。

日本讲殡葬礼仪的电影《入殓师》里面有很多关于逝者遗体的处理，包括给化妆、给逝者换上喜欢的衣服，一些遗物可以随遗体一起火化等。电影《破·地狱》里一些处理遗体的情节，也让我发现死者其实可以得到更好的对待。每次看到这些电影画面都会让我崩溃，因为我妈妈的遗体没有被好好对待。

葬礼仪式原本是帮助丧亲者更好地适应哀伤、完成哀悼。但葬礼常常无法给予中国年轻子女足够的时间宣泄哀伤。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丧礼所强调的重点并非横向的夫妻关系，而是纵向的父子关系。提到葬礼时，或许最容易联想到的词语就是披麻戴孝，“孝”字恰恰说明了中国丧葬仪节的主要功能在于：报答父母的生养之恩，尽哀报恩之孝。

承担繁杂治丧任务责任，便落在了年轻子女的肩上。拿我的经历来说，我爸爸在筹备葬礼的全程中基本上都没出现，几乎是隐身了，所有的事情也都是我和哥哥在做。这很大程度上促使年轻子女选择压抑自己的哀伤，以更好地“送亲人最后一程”。也就是说，在葬礼上，个体的哀伤让位给了传统文化中“孝”的实践。

我的不少研究对象都在葬礼上听到过“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你要扛起家庭的责任”的劝告，但对于处于哀伤状态的年轻子女来说，这些话会让他们有一些受伤。

许多地区的葬礼习俗，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允许宣泄哀伤，而是保留着抑制哀悼的老旧习俗。一个访谈对象告诉我，当父亲突然离世后，她立刻赶回家奔丧，却被姑姑们拦阻说开棺时不可哭，也不可以摸父亲，甚至直到第二年，仍然说不能在新坟边上哭。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葬礼上的哭泣会让逝者无法放下对生者的牵挂，阻碍他们安心离开和投胎转世。

传统的丧葬文化和性别观念，有时会剥夺女性的哀伤权利。一个来自农村的访谈对象告诉我，当地对女性的要求十分严苛，比如头七不能去祭拜。

在我妈妈的葬礼，有人用乡下的方言唱悼词，我仔细听了悼词的内容，似乎很模式化地套用了模板，说她如何为一个家庭付出，歌颂她作为女性的美好品德。我觉得这个人不是我妈妈。

小时候，外公外婆去世后，他们的墓碑上不能刻外孙女的名字。因为当地的规则是：墓碑上不能刻外孙子和外孙女的名字。我很不解，因为在墓碑上刻字代表着我们的亲密程度，我们感情这么好，他们也很喜欢我。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写我的名字？而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人的名字却被刻在了上面？

披麻戴孝时，我不能走上前去，反倒是舅舅刚出生的小儿子可以走到更前面。别人告诉我，因为我是外人，我妈妈是嫁出去了的人。

妈妈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难过，在她去世后，其他人才告诉我，其实妈妈在那之后一直很伤心。我只记得妈妈对外婆的一些遗物很执着，她希望把外婆的戒指留下，舅舅们却以她是嫁出去的女儿为由，不让她带走，甚至起了冲突，最后妈妈也没能拿到外婆的遗物。回过头来看，我和妈妈的哀伤权利被剥夺了。一旦哀伤权利被剥夺，对我来说，意味着自己跟逝者的情感关系不被认可，痛苦也会加深。

可以成为祥林嫂

当一个人逝世后，我们常说“节哀顺变”。这句话其实包含了我们对哀伤的理解。“节”解释为节制，“顺” 则是顺应的意思，“节哀顺变”的意思是劝丧亲者不要过度哀伤，应当节制哀伤，顺应变化。

这句话拥有着强大的文化权力。年轻的丧亲者会在无形中内化这一规训。我们的高中课本里有收录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我们这一代人对“祥林嫂”特别敏感。我访谈的很多研究对象都提到，他们不想变成别人眼中的“祥林嫂”。

在与他们对话的过程中，不论他们本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论离世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不论具体的死亡方式为何，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叙说了一个极其相似的经验，那就是这份哀伤几乎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过，从未把这份哀伤告知另一位父母或其他家人，面对身边的朋友也是闭口不谈。在访谈结束时，绝大多数子女会告诉我，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

丧亲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地上学、实习、工作。父母逝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强烈的“遗憾感”：“为什么我当时不在？”“我是不是没有尽孝？”“如果我能早点发现，是不是能避免？” 这种遗憾经常会转化成深深的自责，也会让哀伤的处理更加复杂。有些丧亲者无法回到家乡送别亲人，他们更难真正“接受”死亡的事实。

在当下，年轻人面对的社会结构也更复杂，他们要兼顾学业、职业发展，还要面对情绪压抑、社会期待、在社交媒体维持“正常人设”……这些重压下，丧亲者很少有空间真正谈论自己的哀伤。很多人会选择隐藏，假装一切如常。相比之下，从前的年轻人，多数都留在了家乡。他们虽然也经历痛苦，但在相对更稳定的社会关系里，周围的人其实都知道他的丧亲事实，也可能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也有更多表达哀伤的“生活出口”。

社交关系的“轻量化”趋势，也让丧亲的年轻人更难找到可以真正倾诉的对象。在“搭子文化”盛行的环境下，关系更强调即时的情绪价值，而非长期的深度陪伴。当哀伤发生时，身边人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可能只是一句“节哀”，甚至回避话题，让丧亲者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不合群的”。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哀伤的不接纳，以及丧亲身份的污名化。丧亲的年轻人常被期待“快点走出来”，不该沉浸其中，否则就是“不成熟”“不够坚强”。因此，许多人选择隐藏哀伤，担心一旦流露情绪，就会让自己在社交圈里显得“太沉重”，甚至被孤立。

其实分享是好的，丧亲者需要把情绪倾诉出去，需要在一个表现出支持的社会网络里面去讲这些事情。但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相应的资源或者空间不多，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不要去谈，哀伤会自我疗愈，你会慢慢恢复正常，变成一个继续有生产力的人，继续好好工作，成家立业。

在这样的环境下，丧亲者不仅失去了至亲，也失去了诉说哀伤的空间。而哀伤本身并不会因为被压抑就消失，它只是被迫沉默，等待某个时刻再次涌上心头。真正的支持，不是简单的安慰，而是给予丧亲者存在的空间，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哀伤是被允许的

他们失去了更多

在“成人初显期”失去父母，会给年轻人带来极大的冲击。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了一位家人，更是失去了他们在通往“成为大人”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情感支柱。这种失去，往往不仅引发悲伤，也会触动他们对“我是谁”“我该往哪里走”的深层不安。

父母的死亡直接、毫不留情地让年轻的子女变成“没有父/母的孩子”。他们失去了最亲密、最紧密的关系。年轻子女依靠父母的存在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父母离世，他们也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我的一个辅导对象曾经照顾患病的母亲两年。母亲离世后，一个很困住她的问题是：她没有妈妈了。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是婆婆的儿媳妇，是父亲的女儿，但这些身份对她来说都无法获得无条件的爱，这些被建构的关系也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哪怕母亲在病床上无法说话，母亲的存在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有一个人会无条件地呵护她，这个呵护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

中国人常说“生老病死”，这也是我们认同的生命应有的秩序。但是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离世父母还没有来得及“老”，甚至有些时候连“病”都缺少了，就直接跳到“死” 了。根据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当父母将年幼的儿女抚养成人，而后逐渐退出工作，就是年老的父母开始享清福的生命阶段。但父母在孩子尚未成家立业时就猝然离世，甚至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孩子养育下一代，这些父母错过了的身后事， 让年轻子女感到既遗憾又不公平。 “享受不到了。觉得划不来，是一种所有的东西都落空了的感觉。”

一位访谈者这样描述父亲去世对他人生意义感造成的冲击：当他看到父亲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小盒骨灰时，“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 你爱的人也带不走。对，到最后就只剩了一堆灰。那一刻会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什么意义?”

他们还经常承受着一种自我定罪的愧疚感。一位访谈对象告诉我，自五年前父亲在篮球场倒下后，她就不再看篮球了。当她的男朋友热情邀请她来看自己打篮球时，她最开始感受到强烈的身体不适，而当她逐渐发现自己享受看打篮球时，立刻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我应该要做到所有事情都没有忘记他。我感觉自己沉迷自己的生活，想念他的次数比以前少很多……觉得很对不起他。”

丧亲的年轻人会表现出高亲密恐惧，与非丧亲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亲密关系之路会走得更加漫长和辛苦。一位母亲因海难离世的丧亲者告诉我，母亲的离世让她一下子经历了巨大的无助感。这一可怕体验让她恐惧再次经历失去。当我问她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上时，她说她不会找一个她很喜欢的人。她要选择一个更喜欢她多一点的人。这样那个人死掉了的时候，她就不会太难过了。

哀伤是来不及给出的爱

我有很多方法纪念我妈妈，每一年她的忌日那天，我都会发朋友圈去表达我对她的想念，我特意把博士论文开题答辩的那一天选为她去世的那一天，我和我先生在教堂举办婚礼的日子也是那一天。

很多人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要挑她去世的日子办婚礼，因为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我虽然不喜欢她的死亡，但是她的死亡跟我的生命分不开，我想丰富这一天的意义，这也是我去对抗社会不断让丧亲者“放下”的方式。

我一直把妈妈的遗照放在身边，去香港读博士就一直把遗照放在香港，去英国做交换生的时候，也把它背过去，我的家里也放着另外一张妈妈笑眯眯的照片。在婚礼那天，我把遗照拎到了教堂。我的先生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有一天他突然给我说，觉得我的鼻子像妈妈，眼睛像爸爸，我听了还挺开心的。

当经历了一个人的去世，哀伤就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西方的研究理论强调“Living with grief”，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跟哀伤共处。它可能是一份礼物，虽然这份礼物是很痛苦的，但它可能是一个生命的转机，会引发我们对生命的反思，启发我们如何在漫长人生里做出下一个选择。

近年来，西方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始把哀伤和病态化联系在一起。比如，西方的诊断系统将“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列入心理疾病范畴，意指个体在经历重大丧失后，若在六个月或一年以上仍持续出现强烈的哀伤、功能受损等症状，可能被认为患有此障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国内也受到影响，渐渐开始重视哀伤；但消极的一面是，越来越多的丧亲者把哀伤当成了一种病，害怕它会导致精神状况出问题。

人们不希望自己一辈子都有这个“病”，要医好它。那什么样子才叫医好？可能是生活恢复到从前那样。可实际上，丧亲就是意味着你的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就像一个高楼，父母原来是一个支柱，失去它，楼一定会塌陷甚至是全塌，丧亲者要做的只能是重建。

哀伤并不一定要与“病”相连，哀伤也可以和“爱”相连。《释名·释言语》对于“哀”的解释是：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哀伤其实是来不及给出的爱，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哀伤？因为我们还想要继续爱这个人。

博士毕业后，为了了解哀伤辅导的相关实践，我读了本校相关专业的硕士，接受访谈时正在香港一间开了30多年的哀伤辅导机构实习。

在疫情之后，来申请接受辅导的人多了很多。根据一些来访者的描述，疫情发生以后，家中的长者在感染新冠肺炎后离世，甚至连尸体也没有好好地被处理。他们在网络上找哀伤辅导的服务，才发现了这间机构。我听到至少三个来访者说过：只有来了这里，好像才觉得自己可以聊哀伤。

哀伤教育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该怎么处理遗物？我不建议很快地把遗物全部处理掉，其实很多年轻子女一开始会想这么做，或者犹豫是保留还是扔掉，不知道哪一种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点。我建议在丧亲半年后，再去决定，也可以只保留纪念意义的物品。

关于生死教育，从儿童时期，我们就可以用植物的生长过程，即开花、结果、死亡等自然现象去说明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再去探讨不同地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看待死亡的方式，比如现代人普遍看待死亡的方式是：死亡是一切事情的终结。

死亡教育的方式也可以多元化，比如上海有一家死亡咖啡馆，经常做破除死亡禁忌和启蒙死亡教育的沙龙活动。针对长者，我们也可以做预设医疗指示，去询问他们的意愿：到重病需要被抢救的时刻，你愿意做心肺复苏吗？你愿意接受何种程度的治疗？

去年我写了一封遗书，我先生看到的第一眼是困惑。我说这是留给你的，他开始好像很不当回事，不愿意谈论太多，但后来，我看到他很郑重地把它收在家里放重要证件的地方。我也立了遗嘱，还时不时的和他讨论丧礼，如果是患有长期疾病，我希望在死之前参加自己的丧礼，做一个告别。还有我不希望我的骨灰被放在墓地里，可以放在家里陪着他。他也会愿意跟我谈他对丧礼的想法。慢慢地，好像这就变成了我们家里的一个正常话题。

哀伤教育也包括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别人的哀伤。其实认真去听就好，也可以去问一问逝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相关经历的也可以去回应：“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很愿意听。你现在不想说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天想分享，可以来找我。”我曾问过一个丧亲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对方说：“偶尔把我约出来跟我聊一聊，表现出来你关心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

与哀伤共处

按照常理推断，学校老师、社区、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士等多方应义不容辞地成为哀伤教育的提供方和实践者，政策法规也应考虑将哀伤辅导纳入医院临终关怀的服务架构中。然而，国内目前少有实务机构专门针对年轻人提供哀伤教育，也少有学校有计划地针对在校学生开展生死教育。

针对这一现实困境，我为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此时仍处于成人初显期的年轻子女写了一份《针对年轻子女自助的实践建议》：

父母离世会强烈冲击着我们，分崩离析地拆毁着我们的世界，不论我们的父母是因长期生病，还是因突发性疾病而离世，不论是因暴力意外离世，还是选择了自杀。我们的哀伤因此是“事出有因”的，并不是病态、奇怪、甚至疯狂的个人反应。 所以，请记住：

1、你所感觉到的都是正常的，你的哀伤是对失去至亲的正常反应，因为她 / 他对你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失去了她 / 他让你很痛苦。

2、我们的哀伤是隐藏的，几乎所有人在很多年里都不曾将这份哀伤告诉过任何人。如果用比喻来说明的话，我们的哀伤就像计算器运算中的循环代码，虽然只出现一次，但会连续运行，大致包括三个时期：哀伤初显期、强烈哀伤期、后哀伤期。

从父母临终到葬礼结束的哀伤初显期，类似于崩溃的反应并不会立刻出现，我们更多是在消化父母过世的消息并进行葬礼。

强烈哀伤期可能要等到葬礼结束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出现。这一时期，哀伤反应集中爆发，我们开始体验情绪失控，其中既包括与抑郁症类似的反应：食欲减退、丧失精力、自残或自杀念头等，也包括与丧亲有关的特定反应：自责或责怪他人、无法接受父母已过世、躯体症状、社交退缩、无心学业/工作等。

后哀伤时期的哀伤可能更平缓，出现频率也没有那么密集。然而因为我们不可能放下她/他，也因为各种环境的刺激，这份哀伤不会结束，而是会无限循环。

3、如果情况允许，当这些哀伤情绪出现时，可以用清晰的概念称呼它，譬如“我感到自责”，而不是宽泛地说“我很难过”， 让大脑去认识这份哀伤，并尝试了解它会出现的原因。再次提醒自己，无论此刻的哀伤情绪是怎样的，这都是正常的。请允许自己哀伤，尽可能慢慢地学会接纳它成为接下来生命的一部分。

4、无论导致父母离开的死因具体为何，我们都想不通死亡怎么就发生在她 / 他和我们自己身上了，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对我们这么残忍。因此，我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为什么她 / 他会过世，为什么人世间会有苦难。请允许自己想不通、不接受。你有权利去寻找一个解释， 尽可能慢慢地学会接纳这些想法和疑问成为接下来生命的一部分。

请记住，所经历的一切既不是因为你犯了错，也不是你的父母犯了错。也请记住，所经历的一切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对于你的父母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当你觉察到自己陷入钻牛角尖的死循环时，可以试试暂时封存想不通的方法。虽然这么说很不公平，但的确只有我们自己需要对接下来的人生负责了。

5、不知道(也不愿意)将丧亲和哀伤告诉别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许多人在很多年里都从未和别人说起过。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和别人倾诉了，请记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你可以不用一个人面对哀伤，你能够获得支持。

年轻子女的哀伤可能和其他类型的哀伤不一样(譬如配偶离世的哀伤、子女离世的哀伤)，不过如果你经历了亲友的离世（包括宠物的离世)，也可以阅读。因为经历他者的死亡，所受到的冲击有其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