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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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重，临终前叮嘱李治，一定要等到继位后才能让李勣官复原职。
同时李世民交代儿子，“这个人太厉害，如果镇不住，就杀了他”。
自从重病后，李世民就开始反复思索过太子李治的处境，他很担心这个性格仁厚的儿子，究竟能否驾驭得了李勣这样的 “老狐狸”？
此时的李治虽被立为太子，但根基未稳，朝中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势力暗中涌动。
李勣作为军方元老，既非关陇嫡系，又与山东豪杰渊源深厚，若不能为新君所用，极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
而另一边，李勣在接到被贬的诏书之时，正在家中与孙子李敬业玩耍，但他丝毫没有惊讶，仿佛已在意料之中。
他看着诏书上写着叠州都督的任命似乎如释重负，早在二十年前归顺李唐时他就明白，在帝王眼中臣子永远是臣子，其价值永远取决于是否可控。
随后李勣便收拾行装，连家人都未来得及辞别，便踏上了西行的官道。
时间回到隋大业七年，当时李勣还叫徐世勣。
虽然他出身富豪之家，但却厌倦了隋朝暴虐的统治制度，于是决定投身反叛的浪潮，带着数百乡勇投奔瓦岗军。
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改写历史的关键人物。
在瓦岗寨的岁月里，李勣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天赋，从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到制定“攻取黎阳仓，开仓赈民”的战略，很快让瓦岗军在短短数月内聚众二十万，成为中原势力最庞大的义军。
随着势力越来越强大，徐世勣掌控着隋朝最大粮仓，可以说已经雄踞一方，他完全可以抛弃李密选择自己另立山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当时的背景环境下，忠义是一个人极为重要的品质，如果他此时背叛李密，投降唐朝反而会被视为背主求荣，反而会失掉人心。
即便如此，李密战败的颓势也不可挽回，瓦岗败亡后人心离散，此时的徐世勣再次面临选择，是投降李唐，还是继续单干成就自己的事业？
徐世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李唐打着“匡扶隋室”的旗号，从名义上来说更为正统，
瓦岗军不仅刚刚大败，且依旧是叛军由头，他若独自领兵，易成各方拉拢或攻打目标，难以持久立足。
看起来投降是最好的出路，但此时又回到那个起点，如何才能够不背负背主求荣的骂名。
李渊作为新政权创建者，一边需要树立广纳天下义士的形象，一边也不希望诸侯用背叛隋朝的方式再次背叛他。
徐世勣精准拿捏了他的心理，拒绝以个人名义献地，而是将所辖黎阳仓及人口、兵马记录在册，强调这些都是旧主李密的财产，顺势献给李唐。
这一行为实质是向天下表明，自己也不想背叛旧主，只是顺应李密归附李唐的大势，把原属魏公的资源转交给新朝。
这一做法既维护了李密旧主的尊严，也显得自己极为忠义，以 “忠旧主” 的方式效力新主，可谓是滴水不漏。
李渊也对他更为信任，他觉得徐世勣并非拥兵自重的人，选择归附也并非投机取巧，只是顺应时势的政治判断，因此对他十分赞许，甚至赐姓李氏、封莱国公。
从此以后，徐世勣进入皇室，改姓李，后来为了避讳，因此称其为李勣。
在此之后，李世民和李勣联手为唐朝扫平了其余势力，立下赫赫战功。
战后论功，李世勣依旧坚决推辞李渊赏赐的田宅，只请为旧主李密举行葬礼，这个举动再次让人刮目相看，为他在李唐朝廷赢得了极为特殊的尊重。
但是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开创贞观之治的时候，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君主，他一方面需要依靠李勣的山东势力来平衡关陇集团的势力。
另一方面，李世民早就看出对方足智多谋，且善于藏锋，甚至在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中始终保持中立，不卷入皇室纷争。
留这样的重臣在身边，既是可用之才，也是潜在威胁。
于是，李世民决定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表面上是贬黜，实则是在给李治铺路。
李世民就是想看看李勣到底有没有谋反之心，也敲打他不要居功自傲，同时也让新君树立了权威，日后如果能召回，就为李治所用。
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李勣想起当时归顺李唐的场景，同样是新主登位，只是这一次他更清楚自己的定位，就算有再多的羁绊，终究还是抵不过岁月带来的猜忌。
永徽四年，李治封李勣为司空，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将军在朝堂上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种政治智慧让他在高宗朝始终恩宠不衰。
千年之后翻开《旧唐书》，或许更应看到他背后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李世民的临终遗言，既是对李勣能力的肯定，也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
再忠诚的臣子也需要用权术来制衡，这既是帝王的无奈，也是时代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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