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仇富反对资本主义是一种神经症！

本文选编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序言，米塞斯著；韩光明、潘琪昌、李百吉译。原标题《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为发表个别字词做技术处理。

仅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合作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阐明本书要想阐述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寻找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

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已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

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乌托邦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乌托邦主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

人们常常可以从乌托邦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乌托邦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乌托邦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

持这种偏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可以用理智的分析使他们克服偏见。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使他们明白，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不是设法使那些过得比他们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们在改善自身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与傅立叶变态心理作斗争，却远比说服人们克服偏见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种神经官能症。神经病理学家对此病或许比政治家更有兴趣。但是，要想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今天又不能绕过它。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医生们几乎还没有着手研究傅立叶变态心理病这一课题。如果能追根寻源，到唯一能引导人们找到相关知识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中寻找答案的话，就会发现，甚至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在其神经官能症的理论中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数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致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计划的失败，自身的不足与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矛盾是每个人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

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命运作出反应。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的一条道路。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呼唤道：“你也许说，我应该憎恨生活，逃向沙漠，因为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浮士德在最高的瞬间认识到“智慧是最后的结果”，“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拥有自由的人，才能像获得生命那样获得自由。”任何尘世间的不幸都能够损害人们的意志和精神。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去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不能承受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太野蛮、太粗暴、太糟糕了。

他不愿像健康的人那样“不畏一切强暴，坚持不懈地”把生活改变得便于接受；他不了解自己的弱点，而是逃避到一种幻觉中去。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幻觉是把“自己的期望当作一种安慰”，其特点是“以幻觉来抵制逻辑和真实的打击”。

因此，人们无法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服此类病人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做法。病人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痊愈的目的。他必须学会并懂得为什么他不愿忍受真实，反而逃避到幻觉之中去的原因。

精神病学家也许有一天会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即说明傅立叶主义是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大脑中杜撰出来的荒唐产品。作者不想在本文里罗列傅立叶撰写的文章，以证明他的变态心理，因为这是精神病专家感兴趣的事情，也许是那些想通过读他的文章而享受一次贪婪的幻想的人们想做的事情。

但是可以断定，Marx主义者在他们感到需要的时候，就会离弃装腔作势的辩证法的领域，停止对反对派的嘲笑和中伤，列举几个苍白无力的事例大做文章，但是，他们除了傅立叶的“乌托邦”之外，没有拿出任何新东西。

同样，Marx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和设计也没有超出傅立叶早就已经提出的两个假设，而这两个假设与人们的一切经验和智慧都是相违背的：

这两个假设一方面指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这个物质基础如此丰富，以致于人们根本用不着进行经营就垂手可得，由此产生了“实际上生产可以无限增长”的信念。

另一方面，傅立叶在他的假设中指出，在乌托邦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已从负担变成乐趣，变成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变成乐趣的地方，人们自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建立起童话般的懒人国了。

Marx主义站在它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角度上，可以对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投去鄙视的目光，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性质是相同的。

Marx并不去排除那些摆在实现其愿望的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幻想中自我满足，期望着这些障碍在幻想中自行消失。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谎言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在失败中自我安慰，相信奇迹般的成功将会到来。

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的种种失败，包括他们设想的远大目标之所以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目标无法实现，而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推翻了现有的社会制度之后，他们就可以在未来形成的新社会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人们试图让他们理解，他们梦想中的未来的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一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离不开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然而，人们的一切说服都没能使他们理解这个问题。精神病患者始终抱着其生活的谎言不放。

如果把他们放在生活的谎言和逻辑思维两者之间，让他们去选择的话，他们宁可牺牲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如果放弃了在乌托邦主义思想中找到的安慰，或离开了这种安慰，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不堪忍受。

乌托邦主义思想告诉他们，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过错，而在于社会。

因此，乌托邦主义思想抬高了他们低落的自我意识，并将他们从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中解脱出来。虔诚的基督徒也与此相似，他们很容易忍受尘世间遭到的不幸，因为他们将他们的个人存在寄托于来世，并且希望一旦进入来世，他们在尘世间的不幸就会成为过去，受苦受难的人会过上好日子。乌托邦主义之所以变成现代人们解脱尘世间痛苦的一剂仙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然而，如果灵魂不死，来世报应以及复活等信仰变成了对尘世进行改造的一种刺激的话，乌托邦主义对人们的许诺作用就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义了。它给人们规定的义务只有一个，即：赞同并支持乌托邦主义政党的政策，而乌托邦主义政党的政策许诺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期望和一些要求。

从乌托邦主义思想的这个特点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其追随者中的每一个人期望从乌托邦主义中得到的东西，恰恰是乌托邦主义无法办到的。乌托邦主义的作家们不仅向人们许诺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且还许诺了爱情和幸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都可以发挥他们伟大的艺术才能和科学才干，如此等等。不久前，托洛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宣称，在乌托邦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平均水平可以提高到“与亚里斯多德、歌德、马克思相当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