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浅析唐朝的尚武风气

引言：

在众多的中国古代王朝中，唐朝以其尚武的民族精神、雄厚的军事实力，对周边其他政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制与战争威慑。

同时，唐朝采取兼容并蓄、与邻为善的邦交政策，使得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少有的“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外交盛况。

唐朝的尚武之风既源自民族精神的传承，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种尚武精神在开创盛世的同时，也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唐朝的尚武精神迭起于政权动荡与民族融合之时

唐朝继承了隋朝大一统王朝的衣钵，而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王朝，享国仅仅三十七年。因此历史上曾经将隋唐两朝并在一起称为“隋唐时期”。

在隋朝大一统之前，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各种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唯有足够强硬的军事力量，才能保障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权，因此崇尚武力也就成为了统治阶级的首要选择。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加快少数民族汉化的步伐。北周政权摒弃鲜卑族的落后习俗，在政治上推崇儒学思想，在军事上大量地吸纳汉族兵源。

民族混居，文化交融，也使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形成了“彪悍”的民风。

唐朝延续了前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唐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局面。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一个拥有鲜卑血统的家族，李虎（李渊的祖父）妻独孤氏、李渊妻窦氏、李世民妻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

在唐朝，民族界限并非划分得泾渭分明，当时统称“中原人”或“唐人”。也就是说，针对域外，唐朝民族是以国家的概念出现。

《资治通鉴》在唐纪十四章记载，李世民曾说：“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华地区的人们将外邦异族看得很低贱，但我要平等对待他们”。

注意，李世民说的是中华，而不是中华地区的某一个民族。

唐太宗时期，尉迟恭、屈突通、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是鲜卑人之后；唐太宗、高宗时期，大将契苾何力是铁勒族人；唐玄宗时期名将李光弼是契丹人，多民族充分融合形成了铁骨铮铮的唐朝尚武民风。

二、“文武不分家”的国策奠定了尚武精神的基础

唐朝实施的一系列治国强军政策，从政策导向上，无疑使武人的升迁机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得官方及民间尚武精神蔚然成风。

在唐太宗征兵讨伐高句丽时，征兵过程非常顺利，史书记载“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就连初唐四杰杨炯都发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

唐朝实行了“文武不分家”的国家治理政策。不同于其他朝代“文人治国、武将守边”的治理制度，唐朝形成了“出将入相”的政治局面。

初唐时期有李靖、张亮、侯君集、徐世绩四位武将担任了宰相之职，还有更多的武将在朝廷身居要职。

初唐实行了“兵农合一”府兵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朝廷给府兵分配土地，实施税费减免。

府兵们平时耕种，在农闲时段参加训练，征战时自备武器和马匹，服役期约为20-60岁。府兵制类似于“全民皆兵”的形态，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府兵们只能加强战斗素质训练。

武则天实施了拓宽了武人晋升渠道的“武举制度”。公元702年，武则天扩充“以文取仕”的科举制度，设置了武举考试。

“凡习武者，均可应试”，项目设有射箭、武技、体能、策对等，考试结果由兵部按成绩分等级，量才授官。此举更加激发了民间尚武之风，也推动了中华武艺的发展。

唐朝设立了专门奖励将士“勋官”官职。唐代对隋朝以来的“勋官”制度进行简化，将勋官演变为明确军功和奖励功勋的专职岗位，这一规定增强了官兵建立功勋的强烈愿望。

三、名将传奇点亮了唐朝各民族展现自我的尚武信心

唐朝名将灿若星辰，这些名将协助大唐开疆拓土、抵御外侵，他们的不朽功绩，不但在当朝光彩熠熠，也成为了后世无法超越的传奇。

初唐名将李靖，大器晚成，协助李世民南平吴会、北清突厥、西定吐谷浑，为唐朝灭掉了四个国家，成为了大唐第一战神。

当然这里所说的灭掉国家不是消灭，而是使这些敌对国家臣服于大唐，不再与大唐敌对。

初唐名将苏定方，跟随李靖作战，出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先后剿灭了三个敌对国家，将唐朝的势力范围向西开拓至中亚咸海，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南部。

初唐名将薛仁贵，以平民身份入伍，在征战高句丽时一战成名。在随后数十年中，创造了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丽、击破突厥的功勋，留下了 “三箭定天山”、“脱帽退万敌”等传奇。

受到这些名将的激励，唐代的官员像是个个开了“挂”，自信心爆棚。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受命出使天竺国，不巧天竺国发生内乱，新任国王阿罗那顺令人攻击了大唐使团，还劫掠了贡品。

失败后的王玄策并没有退回大唐，而是就近向吐蕃和泥婆罗借了八千人马，硬是将阿罗那顺一家俘获，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

中唐还有一个非常低调的战将，名叫王忠嗣，他被唐玄宗誉为可以与霍去病媲美的战神。据《新唐书》记载，王忠嗣战吐蕃时，单枪匹马杀入敌阵，斩杀数百人，使敌军惊恐万状，自相践踏。

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率十万精骑讨伐契丹，开启了三战三捷的连胜模式，打得奚和契丹二十万大军魂飞魄散。

最终，契丹三十六部全部向唐军投降，之后几十年不敢作乱。祸害北宋的契丹人，在唐朝将领面前竟然不堪一击，足见唐朝战斗力的强悍！

除了盛唐之后的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外，守边将士也展现出了铮铮铁骨。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阻断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但镇守安西都护府的唐军将士，却一直孤守西域四十二年，直至年轻的士兵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战士，但没有一个人投降。

四、“侠客精神”的文化演绎使尚武精神升华到民族理想的层级

边塞诗是唐朝文人墨客推崇的一种题材；这些诗歌格调高亢、借景抒怀，写出了唐人的浪漫与豪情，展现出了唐人戍边卫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情怀。

唐诗中除了边塞诗之外，还有大量的“剑、侠”题材的诗歌。

比如李白、温庭筠的《侠客行》，王昌龄的《答武陵太守》，最典型的当属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首诗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侠客梦！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在唐代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中，就描述了刺客聂隐娘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女侠的故事。

侠客不同于一般的军人的特殊群体，他们可以是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刺客，也可以是意气用事，被道义绑架的悲情人物，但当战争发生时，侠客便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戍卫边疆的队伍中。

唐朝禁止民间持有铠甲、弩、矛等武器，但不禁止持有刀剑。

所以唐朝能置办得起刀剑的民众，无论文人武士，均佩戴刀剑，凡遇到高兴之事，往往拔剑而舞！可见当时“尚武”之风有多么浓重。

唐朝实行坊市制度，在夜间实施严格的宵禁措施。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将“尚武”的民风关闭在一个受控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地防止夜间斗殴以及其他一些非法勾当的发生。

五、唐末社会尚武风气的变化

初唐时期，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尚武风气盛行。随着国家和平稳定，社会的财富日益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随之日益增长，社会风气渐渐由重武向重文转变。

盛唐时期，唐玄宗采取了量才用贤的用人方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文人宰相均获得重用，使唐朝的政治、经济达到了顶峰。随着国家治理方针的调整，重文风气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各个阶层开始蔓延。

唐玄宗时期为了提供军队战斗力，减轻府兵制给民众带来的负担，于公元723年，将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改善了“全民皆兵”的状况，提升了士兵的战斗力，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府兵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使民众形成了为国征战时应尽义务的思想意识，而募兵制度使得士兵与国家成为了一种雇佣关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民间尚武的风气。

安史之乱之后，募兵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雇佣兵以当兵为职业，谁给发饷就为谁效忠，基层士兵不听朝廷的指挥，导致募兵成为了藩镇的私兵。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执政，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地破坏，民众人心涣散、颠沛流离。至此，以大一统思想为支撑的、充满大唐特有自信的尚武之风逐步走向了消亡。

结语：

唐朝是在结束了两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动荡之后，在隋朝的基础上开创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历经二百八十九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物质及精神财富。

唐朝的尚武精神形成于民族融合的历史时期、发展于开放包容、励精图治的时代、始终传承于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血脉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正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著作《司马法》所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民风、家风的形成与“国风”息息相关，只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保障社会航船行稳致远。

参阅文献：

1．《从军行》（唐 杨炯）

2．《传奇·聂隐娘》（唐 裴铏）

3．《剑客》（唐 贾岛）

4．《司马法·仁本第一》（春秋）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五（李焘）

6．《资治通鉴·唐纪》

7．《新唐书》（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