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公开成立的团体就多达682个，其中政治团体就有312个。可别觉得政党多就是好事，“政党少则国事局，政党多则国事非”，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为啥这么讲呢？原来，当时好多号称政党的组织，根本就是徒有其名。
政党到底是什么？梁启超曾给出解释：“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功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求占优势于政见也。” 说白了，政党得有共同信仰、用光明手段，还得以功利害为根基。可民初的那些政党，这些要素基本都没有。
先说说共同信仰。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纲领，可就是缺了信仰。它们主要活动就是为抢议会席位到处拉人，就像大学生盲目入社团，根本不管成员认不认同理念。就拿国民党来说，国会召开前夕，居然把张柬、梁世诒、赵秉钧这些思想和自己大相径庭甚至对立的人列为争取对象。黄兴还想拉袁世凯入国民党，推举他当领袖，理由是这样政府才有支持，政局才稳定。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哪会轻易上钩？看穿国民党运作模式后，他马上安插亲信进去。那些小党派更是没个准则。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就指出，小党派常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发起，拉几个意气相投的同事和有影响力的军政要人，就挂牌、发宣言、收党徒、搞活动。有些人同时加入好几个党派，哪边有利就往哪跑。
再聊聊光明手段。当时各党派拉人投票时，一点都不宽容。实行内阁制，党派间有主张差异很正常，本应相互制衡。梁启超都强调政党得有包容气量，可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国会里，国民党骂进步党是官僚党，进步党回怼国民党是暴民党。双方不光嘴上吵，还常在国会大打出手，有人甚至把国会比作WWE赛场。更过分的是，一些激进的人公然主张杀人，说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张謇等人都该杀，毫无包容之心。
最后说说以功利害为基础。民初的政党基本没社会基础。政党本该扎根社会、民众，这才是力量源泉。可民初政党就是读书绅士阶层的专属。进步党成员大多来自君主立宪派，作为旧制度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跟社会各阶层打交道。国民党也保守，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多数人对下层民众状况不关心，对妇女问题更是一无所知。这就导致政党像水上浮萍，一遇风雨就散架。
不过，民初政党也不是毫无进步。当时，民国上下普遍认可两党制。《民立报》发社论，呼吁各党合并成两大政党，实现内阁权力交替。国民党宣言也说，一国政党发展得靠两大党制衡，不是小党派分立。所以，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在宋教仁等人推动下，同盟会合并其他党派成立中国国民党，和保守的进步党在国会对峙，初步建立两党制。可惜，宋教仁遇刺，这一进程中断，民初政党发展又回到原点。
此后，“君子不党”观念兴起，民众对政党失去信任。很多从事政党活动的团体都不敢自称政党了。像进步党变成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会；国民党一部分人组成欧事研究会，另一部分成立宪法商榷会，还衍生出政学会。还有以“系”命名的团体，像研究系、新旧交通系、安福系，以及以“俱乐部”命名的组织，都避开“党”字。
当时有人评价：“立宪国可无政党，然救亡图存之国还是得有党。欧美政党以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为出发点，我国政党却争私利，如今所谓政党，和古代朋党没啥区别。”可见，宋教仁被刺影响太大了，要是他没遇害，民国早期说不定真就走向了立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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