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夫改嫁、寡妇守节”元明朝女性的婚姻枷锁，为何如此悲催？

引言：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文明的先进程度，都可以通过一项非常直观的指标来衡量，那就是这个社会中女性地位的高低。

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规范，而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莫过于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普通妇女不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婚姻家庭中，地位普遍不高，往往从生下来开始，就一辈子受到三从四德的伦理束缚。

除了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之外，中国古代女性的自由平等权利，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认同。

她们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入朝做官，有的甚至出门都不能露脸，几乎沦为男性的附庸。

作为连接古代与近代的关键节点，元明两个朝代的女性地位尤其值得关注。

研究史料及当时的民间文学作品，可以窥见元明女性身上背负的婚姻枷锁有多么沉重。

元朝的婚姻制度：蒙汉传统婚制礼法融合的产物

元朝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蒙古政权进入中原后，在政治方针上提出了“祖述变通”的指导思想，实行蒙汉两族各自延续传统风俗的政策，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多元化的法律制度。

婚姻法方面，元朝的制度凸显出明显的民族特征，首次出现了大量创新性内容，如赘婿婚、收继婚、离改嫁等等，将元朝独特的社会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元朝刚刚入主关中之初，受到了中原百姓的本能抵制。

为了尽快聚拢人心，稳定社会风气，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制定国策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对汉族传统元素的吸纳，提出了“蒙汉结合”的怀柔方针。

《元史》记载，至元八年，忽必烈颁布新的婚姻法规定：除了蒙古人以外，各族人等相互通婚时，各自遵循本民族风俗惯例，存在冲突时原则上以男方为准。

从这条制度上不难看出，当跨族通婚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元朝中央并没有作出明显偏袒的强制规定，而是在确保蒙古族统治地位和婚姻特权的前提下，给予老百姓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这一规定缓和了短期内紧张的民族矛盾，大大促进了元朝之初的人口增长，也推动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蒙古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成婚的细节。

从求亲、定亲，到送嫁、嫁妆，再到最后完婚，全部都是在夫妻双方你情我愿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汉族的传统习俗。

如聘娶过程中的“许婚筵”这个环节，就是择一良辰吉日，请上双方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喜酒。

跟民间习以为常的“包办婚姻”不同，这种极具仪式感的自由婚姻，无疑充分保障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婚后也能够得到夫家更高的重视。

但是，绝大多数元朝女性都没有孛儿帖这么好运，蒙古婚姻制度中的黑暗面同样不容忽视。

在蒙古族的传统婚姻观念中，有一项叫做“抢夺婚”的陋习。

在广袤的北方草原上，部落之间攻伐频繁，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相对稀缺。

所以每当一场战争结束，战败方的女人和粮食，就会被作为战利品带回领地，由部落首领或者骄兵悍将们据为己有。

如果说“抢夺婚”只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对于蒙古女性来说，“收继婚”则可谓更加恐怖的悲剧。熟悉封建礼教的朋友都知道，汉族自古以来强调“三从四德”“从一而终”。

这种思想一直为当代史学家所诟病，但是比起蒙古族的“收继婚”，那也算得上是天上人间了。

蒙古人的婚姻观念中有这样一条：父亲如果去世，儿子可以迎娶继母；哥哥如果去世，弟弟可将其配偶收为妻子。

面对人口稀少的问题，蒙古人为了延续香火，往往会选择与继母甚至姑嫂通婚，这种现象在元朝初期可谓屡见不鲜。

虽说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情可原，但这种赤裸裸的不正当行为，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历史学家眼中，与其说“收继婚”是一种婚姻制度，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财产继承的仪式。

明朝的婚姻政策：彩礼、嫁妆、纳妾、改嫁、退婚

据《大明律》记载，明朝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方十六周岁、女方十四周岁，只要达到指定年龄，理论上就可以合法结为夫妻。

有趣的是，法律对于宗教人士的限制非常宽泛，符合年龄的和尚道士也可以结婚。

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娃娃亲”，在明朝却是明令禁止的。

中国民间婚姻习俗中，自古以来就有“纳采礼”的说法，大婚之前男方家须提供一定价值的彩礼，而女方则要出嫁妆，不论是实物还是金钱，都要与彩礼数大致匹配。

有明一代，这条规矩十分盛行，出于攀比心理，各地的天价彩礼和嫁妆随处可见屡禁不止。

由于彩礼、嫁妆的费用越来越高，不少经济拮据的穷人家庭难以负担，因此破产，加剧了“重男轻女”的畸形观念，时常出现父母溺死女婴的现象。

重男轻女之风盛行，导致人口出现“男多女少”的趋势，引发彩礼价格不断上涨。

与此同时，女方须提供等额嫁妆，导致嫁妆钱也水涨船高，如此一来，就陷入了一个解不开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中，结婚是与丧葬唯二并列的人生大事，万万马虎不得，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明朝中期以前，这句话可谓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除了皇室贵族以外，民间女子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思想的进步和开放，这条原则逐渐被摒弃，青年男女获得了部分的婚姻自主权，在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一个男人如果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在古代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这一条在明朝同样成立，而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

明朝男性纳妾现象在中产以上阶层屡见不鲜，与明媒正娶相比，纳妾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由于女性没有话语权，正妻根本没有表达反对的权利和意识，所以此举对家庭的稳定性也不会构成影响。

涉及改嫁和退婚等事项，明朝女性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大明律》规定，丈夫去世后，妻子能否改嫁，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经过公婆的同意。

解除婚约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必须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才能成立：其一，夫妻其中一方死亡或失踪；其二，订婚后三年之内未完婚；其三，夫妻其中一方做了违法犯罪的事。

从《古今小说》男女情事，看元明女性在婚姻中的喜与悲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小说》，是反映元明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说话本，从作者细致入微的笔触之中，可以窥见当时女性真实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总体上看，元明两朝的女性地位依旧偏低，远没有摆脱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型，女性地位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古今小说》中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将当时男女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主要讲述了三对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整个过程充满波折起伏，但不论结合还是离异，永远都是由男性主导，三名女性只有被动接受的份。

蒋兴哥的妻子名叫三巧儿，三巧儿与陈商偷情事发，蒋兴哥没有当场发作，但回到家后脸色大变，毅然写了一纸休书，没有留一丝情面。

此时三巧儿尚不知情，最后她自知理亏，在母亲的劝说下，以小妾的身份再嫁给了吴县令。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再嫁为妾，她也必须要先征得前夫蒋兴哥的同意。

与此同时，另外一对夫妻陈商与平氏的故事，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同样是出轨，这次换成了男方，但陈商的命运却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明知道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平氏却没有任何抗议的权利，只能一边默默落泪，一边把丈夫情人送的珍珠衫偷偷藏起来。

即便后来陈商去世，平氏也要终身为其保守贞洁。曾有外人向她提亲，平氏却引以为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通过上述两则故事的鲜明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比起元朝以前，元明时期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自由权有所提高，至少朝廷律法是允许女性改嫁的，但是必须建立在征得前夫或父母同意的基础上。

有时候出于生活所迫，她们无权选择再嫁的对象，甚至不想再嫁都不行。

比如上文提到的平氏，最终由于无钱安葬亡夫，迫不得已嫁给了毫无感情基础的蒋兴哥，简直与签卖身契无异。

不过，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一批新兴城市开始悄然涌现，社会风气的开放推动了女性地位的上升，国家开始制定相关律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女性的人身财产权利。

如明朝在妻子离婚权方面的限制有所放宽，如果出现丈夫逃亡在外超过三年、丈夫殴打妻子致重伤、丈夫将妻子当作商品转手他人等行为，妻子都有权单方面提出离婚。

结语：

总体上说，元明两代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女性在婚姻过程中并没有多少自由和保障可言，她们的前途和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男性的手中。

在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即便女性擦亮眼睛，嫁给一个大仁大义的夫君，也未必就能得到善终。

若是遇人不淑，碰上薄情寡义的负心汉，那下场就更加悲惨。

参考文献：

《元史》

《蒙古秘史》

《喻世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