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乱世萧条烽火起,征战连年无人耦。
北风簇簇山中吹,忧愁绵绵思归路。
上述诗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连天不休,百姓水深火热,经受疾苦的文学反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黑暗的时候,它的黑暗表现为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政权变动比较频繁。百姓遭受流离之苦。
由于战乱,人们脱离了儒家思想的统治束缚,思想上迎来了解放,文人清谈,饮酒,顺应时代生成了一种独特的 “魏晋风度”,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都能从这一时期找到影子。
一 权力之乱,士族与皇族的对抗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但矛盾并没有减少,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对抗越来越严重。士族豪门不断壮大,土地兼并,荫户留人,建立私兵,皇权受到威胁。
刘秀建立度田制想要杜绝士族土地兼并的行为,从而加强皇权。
可是难以推行,依旧无法削弱士族豪门的势力。局势表现为天下失序而地方有序,并且地方割据的现象频发,而无强权的皇族只能面对中央集权即将架空的命运。
而在黄巾军起义到公元589年间的400年,是中国最为混乱和分裂的时期,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操之子篡位建立了魏朝,东汉就此灭亡。由于曹操也是借助了士族豪门的力量,所以国家的成立并没有削弱士族的势力,最终魏朝被士族司马炎成立的西晋取代。
而公元311年,匈奴贵族与羯族等联军攻陷洛阳,俘虏的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6年,西晋灭亡。
遗留的士族豪门纷纷南下,于建康成立了东晋,此后的200年间,战火纷飞造成了南北朝分裂和混乱的现象。
刘裕因不满东晋政府的软弱无能,起兵代替东晋建立宋朝。从此司马家和士族的矛盾也就此结束。刘裕分封儿子们为王,王朝与士族力量分庭抗礼,因此士族力量就削弱了。
而刘裕的子孙之间却发生内斗,屡屡出现兄弟和父子间相互残杀的情况。南朝宋内斗激烈,之后萧道成逐渐掌握大权,最终萧道成迫使宋顺帝禅位,建立南齐。南齐皇帝暴政,导致王朝最后也灭亡了,宗室出身的萧衍当了皇帝,建立了南梁。
当时北方的魏国衰弱,是梁国发展的好时机,但萧衍一心向佛,对当皇帝这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于是半百年后,天下又不太平了,南朝梁将领侯景发动了叛乱事件。
侯景本为东魏叛将,受到梁国庇护之后,又起了谋反之心,联合武帝之子进攻梁,而萧衍本人则被活活困死在了台城之中。侯景之乱后,有平定之功的陈霸废除了梁敬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
但是也不太平,南方经过长时间的战乱经济受到了重创,王朝不能长久。在陈朝以后又出现了洞庭湖一带长江以南割据的政权。
而北朝更为混乱,前秦之后北朝的政权极为分散,所谓“时势造英雄”,鼎盛时期,竟产生了十六国的霸主,最后在公元前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北方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在南北魏期间,出现了东魏,西魏与南梁组成的新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局面非常地稳定,暂时没有人能够打破僵局。
而汉族和胡人之间的矛盾却未解决,此后东魏被北齐打败,西魏被北周所打败。
而北齐虽然在侯景之中占了便宜,但是不能形成秩序,胡汉的矛盾依旧存在,无法发挥江淮的优势。
宇文外戚杨坚篡权成立了隋朝,在公元588年,其子杨广带领将士南下攻打南陈,陈被彻底击溃,最后杨坚终结了南北朝最混乱的时期。
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全国,他的儿子杨广恢复并改革了儒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秩序得到恢复,使得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发生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四百年的大混乱,由此可见得,杨广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帝王。
二 其他因素的混乱
- 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导致劳动力减少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更迭,经济重心的向南转移。因为政权不稳定,战火纷飞,经济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北方战争造成了极大社会动荡,战争还引发瘟疫,民众死伤惨重。
永嘉之乱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浪潮。尽管并没有在国家户口统计上表现出来,却无可置疑地为南方大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促成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
中国历史上追根溯源,从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立国开始,北方的人口才开始大规模向着南方迁移。
北方民众被迫南下迁移,成为南方的新移民,而随之资金和劳动力、技术多要素向南转移,让南方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强于北方。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幅度的第一核心指标。北方的战争不断,人口下降迅速,经济发展也滞后。
- 自耕小农的没落
中国自古是发展农业的大户,农业是第一位。西晋之后,中源的士族南下,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有了经济的支持,地方权力不断增大,而原本体量庞大的自耕小农逐渐沦为依附民。
而古代社会中自耕小农占比庞大,也是国家租赋徭役的承担者和军事后备力量。
自耕小农的集体没落,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了粮食紧缺,士兵减少的情况。
而相对士族虽然有自己的庄园,却极少进行农耕和养殖,从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资源的紧缺和流民的增多,社会矛盾频发导致农民起义的发生。
所以,王朝的不断变更,统治年代的短促,以及各代王朝的对外怯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发生,这都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作为巩固剥削对象的自耕小农的继续破产。
这样,专制统治的剥削对象和军事力量就变成了专制统治的对立物,成了推翻专制统治的大军。
三 思想解放带来的文化变革
由于战乱不休,朝廷更新得非常快,在百姓心中并没有对于某一个王朝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儒家那套就站不住脚了,文人得不到上升的通道,世人都争当作名士和隐士而非君子。
魏晋时期是由动荡和离别死亡使得当初的文人墨客知道了生命的可贵,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就体现了文人对和平和安定的渴望。
魏晋的名士率真潇洒,超然物外,当时的文人冲破了儒家思想的禁锢,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追寻自己的理念,喜欢谁就去读谁的著作。
他们这种潇洒随性的风气受到了文人和学者的追崇,被人总结成魏晋风度。
有学者认为魏晋风度和建安风度是相同的,其实不然,建安人民多是建功立业来弥补毕生的短暂和遗憾,但是魏晋风度却恰恰相反,魏晋风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山涛、阮籍、刘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这七人就是时代的写照,纵情山水,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特立独行。
虽然他们理念不同,却整体表现出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揭露和讽刺着朝廷的虚伪。
他们各有才华,七人中的嵇康容貌俊美,精通音律,文采卓然。
他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中的越名教就是超然物外,宁可去竹林里面打铁也不“曲眉折腰事权贵”,对政权之士充满不屑与嘲弄,为人非常潇洒,展现出名士“狂放不羁”的风骨。
最有性格的当属刘伶,刘伶经常一丝不挂地在家中饮酒,当有人来问他为何如此,他就会回答,自己并非没有穿衣服,而是以天地为衣裤,反问别人怎么跑到自己的裤子里来了。
可见他极端地放浪不羁,但是在那个时期,越是随性,越是与众不同。
魏晋风度是对文人和学士自由,浪漫的高度赞扬,但是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央集权被门阀士族和地方豪族瓜分,社会的秩序被打乱,政治权威缺少稳定性和可信性。
百姓们对死亡的恐惧转变成了极端避世的理念,读书人都不考取功名了,而是转而即及时行乐,纵情山水。
部分学者评价魏晋风度反映的是虚无主义,“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既然谁都会死,何必要那么隐忍、那么恪守礼教地活着。
其中表达的思想及时行乐的悠然和洒脱,可是这个时代的文明却停滞倒退,百姓疾苦,能者避世,而门阀士族的生活却极度奢靡,天天喝酒吃药,当时士族们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荣。
堂堂七尺男儿走路都要让人搀扶,还要以这种情况为美,可谓极其悲哀。财富和权力都在他们手中,却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死,天下责任莫不相干,虚无主义达到极深的程度。
士族不想要保家卫国,而是只想要明哲保身,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每日沉浸于吃酒饮药的乐趣,贵族们“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看似是享乐,本质上是对身体和精神的放纵和对混乱不堪的现实的逃避。当权者不思社稷,因此民不聊生。
在社会的秩序一乱,就放弃了追求功名,转而投身玄学,把内心的痛苦,对世俗无常厌恶转化成为精神力量。
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人为代表,以玄游山水来对抗黑暗的现实,山清水美的自然景观陶冶了他们的情操,给他们一个清新的世界,让他们能暂时忘却了对生死的恐惧和对天下的担忧,渐渐地将自己从疲惫焦躁中豁然开朗。
结语:
“真名士自风流”风流主要已不再表现为鄙中弃俗,而是表现对做官态度上的豁达以及物我交流之间的洞然。
魏晋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而黑暗的一段时期,敏感而清醒的文人顺应着时代,重新寻找自我,以狂诞和超脱来展现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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