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审判长回应定罪关键是否只是一段录音，律师解析判决要点

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席某某强奸案公开宣判。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考虑到席某某与被害人属恋爱关系，且在被害人一方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席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故酌定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综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日，本案所涉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宣判。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10万元彩礼款及两枚戒指退至婚介机构，婚介机构通知男方领取，男方拒不领取，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男方关于返还婚约财物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法院为做到案结事了，通知保管方将彩礼款及戒指送至法院，男方仍不领取。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双方订婚书。受访者供图

另据山西“订婚强奸案”审判长答记者问，回应网传对席某某定罪的关键证据只是一段电话录音是否属实。

审判长称，本案定罪的证据并非只有该段电话录音。电话录音证实，案发当晚被害人母亲与席某某通话时，问席某某“但是你把某某强暴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是吧？”席某某回答“哦哦，对对。”除该录音证实的内容外，席某某在侦查阶段供述了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具体细节，被害人也陈述了其被席某某强奸的详细经过，被害人母亲的证言也证实事后被害人哭诉其被席某某强暴；110接处警电话录音证实，被害人及其母亲于当晚拨打110报警，被害人在通话时一直泣不成声，后接警员给席某某去电询问情况，席某某称与被害人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行车记录仪中的音频资料证实，席某某与被害人母亲谈话时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电梯监控视频证实案发后席某某往外拖拽被害人。综上，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席某某强奸被害人的事实。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根据央视新闻披露的信息来看，二审法院重申了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的意见，并指出审判程序合法。

关键事实在于，尽管双方此前存在恋爱关系及订立婚约的情况，但在具体实施性行为时，被害人的明确反抗证明其行为并非双方自愿所致，而构成强奸。同时，新闻中提到，一审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双方曾有恋爱关系并订立婚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人之间曾存在感情基础。案发后，在被害方报警以及公安机关介入后，席某某通过电话接到调查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悔罪情节。

综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被害人反抗事实以及强制性交行为的认定没有存疑。

二是、被告行为客观上满足《刑法》关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虽存在恋爱关系及一定悔罪表现，但不足以否定其犯罪性质或完全免除刑事处罚。

三是、法院在量刑时虽然考虑到从轻处罚因素，但总体仍以维护受害人权益和震慑类似犯罪为目标，维持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决定。

值得强调的是，在刑法判断中，是否存在恋爱或婚约关系并不构成对“强奸行为”定性上的免责或否定。从法理上讲，任何非自愿、被迫的性行为都应当认定为侵犯被害人性权利。恋爱或婚约关系可能成为情节考量中酌情从轻的因素之一，但绝不能成为定罪的否定理由。

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男方若要做无罪辩护，需重点从实体构成要件和证据合理怀疑两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否认实施非自愿性行为。强奸罪的关键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具体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迫使对方发生性关系。辩方需尽可能提交证据证明性行为为双方自愿，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微信、短信、通话等交流记录；现场视频、音频等客观证据；事后双方互动的相关证据，或可证实无明显抗拒的证人证言等。

第二，对控方证据提出合理怀疑。若控方主要依赖被害人单方陈述，辩方可从以下角度提出质疑：被害人陈述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是否可能因记忆偏差、情绪因素、外界影响而产生主观误判；是否存在证据瑕疵或程序瑕疵，例如非法取证、证据孤立等。

此外，如能进一步证明性行为未实际发生，或控方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如缺乏DNA、处女膜未破裂等关键物证），则可动摇案件定罪基础，进而实现无罪或改判目标。

综上所述，该案无罪辩护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反证行为非强制，二是动摇证据确实性或合法性。但也应当认识到，强奸案通常高度依赖被害人陈述，若缺乏有力的反证材料，辩护难度较大。

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