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美企，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

文丨陆弃

4月14日，美国自由正义中心代表五家企业，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严厉指控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强行征收关税的行为违法违宪，严重破坏市场秩序与宪政原则。这不是对某一项关税政策的技术性异议，而是对总统滥权行径的直接驳斥，也是美国内部对特朗普式贸易专断的又一次强烈反击。

这起诉讼是继“新公民自由联盟”本月初对特朗普征税政策提起法律挑战后的又一次司法重拳。两起案件指向同一个问题：特朗普是否滥用了原本为冻结敌对国家资产而设立的IEEPA，将其变成一把凌驾于国会之上的经济武器？答案显而易见。IEEPA的原意从未涉及设定税率或进行系统性贸易调整，而特朗普却以此为依据，将其包装成应对“非同寻常经济威胁”的万能授权，公然绕过国会，实施“解放日关税”计划，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加征10%关税，对中国等国家征收更高税率，甚至不惜破坏世贸规则，挑起多线贸易战。

诉讼的五家原告企业包括葡萄酒进口商、钓鱼用品零售商、自行车零件制造商、教育电子公司和塑料管道企业，几乎涵盖了美国中小企业在制造、零售、进口领域的主要受害群体。它们直言，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将导致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利润被吞噬，供应链断裂，甚至直接威胁企业生存。例如，Terry Precision Cycling公司估算，2025年将因此多缴25万美元的关税，到2026年可能增加至120万美元。在中小企业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极弱的背景下，这种政策无异于“用关税绞索勒死美国企业自己”。

特朗普政府宣称“贸易逆差”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而这显然是对IEEPA授权边界的严重扭曲。何谓“非同寻常威胁”？恐袭、战争、敌国渗透，这些都可以在国家安全范畴内理解；但贸易逆差？这在任何一部法典中都难以构成对国家安全的紧急威胁。原告律师施瓦布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征税权属于国会，任何绕过国会设定税率的行政行为都属于严重违宪。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税覆盖面之广、影响面之深，已严重扰乱国际贸易格局，牵连全球供应链，成为经济失衡的始作俑者。

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关税万能论”早已饱受诟病。第一任期内，他以“美国优先”为由发动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攻势，不仅没有扭转贸易逆差，反而造成美国家庭负担上升、制造业回流受阻、农产品出口暴跌。而如今，这套失败逻辑在特朗普二度掌权背景下卷土重来，更被赋予了政治动员功能。他利用关税作为打击外部对手、收买国内利益集团的武器，早已不再遮掩其对法治程序的蔑视。

此次法律诉讼的核心，并非仅限于对经济政策的反对，而是对总统是否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根本质疑。IEEPA本是冷战产物，其设立初衷是为了在国家真正遭受外部冲击时，允许总统迅速采取冻结资产等经济措施。它不是经济“核按钮”，更不是总统施政万能卡。若此次法院判决支持特朗普的做法，将为未来任何一位总统设置危险先例：只需宣称“经济威胁”，便可绕开国会，单方面操控国家经济政策，这无异于架空三权分立，为行政权力打造一条通往“经济专政”的捷径。

而若法院敢于纠正这种滥权，明确IEEPA不构成无限授权，那么不仅将恢复国会对财政与关税的控制权，也将为美国法治体系划下坚实的底线。必须认识到，在全球经济格局剧烈变动之际，一个遵守宪政与法治的美国，比一个靠行政强权横冲直撞的美国，更值得信任、更具合作前景。

这场围绕IEEPA的司法斗争，也揭示了美国内部对“国家安全”标签滥用的结构性危机。从芯片限制到数据安全，再到跨国收购，美国正在构建一个“安全至上”的经济治理体系，任何来自竞争对手的贸易与技术行为都可以被定性为威胁，从而施加全面压制。这种做法看似保护本国利益，实则把经济工具武器化，把政策制定权从立法机构转移到白宫，最终演化为国家机器对市场自由的全面干预。

这场诉讼是一次迟到的反击，一场对滥用行政权力的坚决问责。如果说特朗普的关税计划是在全球舞台上投下的一颗贸易原子弹，那么这场法律诉讼，便是捍卫制度文明的关键一步。美国若想维护作为“法治国家”的最后底线，就必须拿出行动，对总统权力设限，而不是继续纵容一个人用国家安全的外衣打包全球经济秩序。在这个被“自由”挂在嘴边却在现实中不断失控的国家，唯有法治，才可能成为最后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