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男方获刑3年。

4月16日上午9:40，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席某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该案自2023年5月案发以来，因涉及婚约、彩礼、性同意权等敏感议题，引发社会争议。

事件当事人双方。

有记者联系上事件男方席某某母亲郑女士，其告诉记者，自己一晚上没睡，就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郑女士曾表示，一直在为儿子做无罪辩护，希望法院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但也已做好了各方面应对的准备。

男方母亲介绍，房间里至今仍然保留部分女方用品，包括袜子、头饰、外衣、眼镜等。男方母亲称：“案发前他们成双入对的，出出进进，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一、事件回顾：

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吴某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方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的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平方米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方名字。

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奸。法院认定席某某不顾女方反抗强行发生性关系，事后女方情绪激动，点燃窗帘并试图逃离，被席某某拖拽回房。当晚女方及母亲报警，警方立案调查。

婚房房间。

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席某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席某某当庭上诉。

2023年一审结束后，席某某母亲郑女士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

医学证据争议：

男方家属质疑未检出精斑、处女膜完整等。

但法院指出：

强奸既遂以插入为标准，与处女膜是否破裂无关；

床单检出混合DNA，结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链条。

客观证据：

现场拖拽监控、通话录音（席某某承认“强暴”）、伤痕鉴定等。

二、订婚强奸案二审驳回上诉。

2025年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席某某强奸案公开宣判。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考虑到席某某与被害人属恋爱关系，且在被害人一方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席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故酌定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综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日，本案所涉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宣判。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10万元彩礼款及两枚戒指退至婚介机构，婚介机构通知男方领取，男方拒不领取，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男方关于返还婚约财物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法院为做到案结事了，通知保管方将彩礼款及戒指送至法院，男方仍不领取。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 审判长答记者问。

（来源央视新闻）

日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席某某强奸上诉案及所涉婚约财产纠纷上诉案的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就案件引发的社会关注点，回答记者提问，回应社会关切。

记者：双方已订婚，是否意味着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法院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理由是什么？

审判长：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该罪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按照自己意志决定自己性行为的权利。

因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关键要素。综合全案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害人在与席某某谈恋爱时，明确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

案发时，席某某向被害人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不顾被害人反抗，将其衣服脱掉，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间，被害人一只手被席某某抓住，用另一只手推挡席某某，反抗过程中将榻榻米上的窗帘拉下。

事后，被害人即跑至卫生间冲洗，情绪激动急欲回家，席某某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并将被害人反锁于屋内后自行下楼取车。席某某返回后，被害人用点燃的卫生纸烧榻榻米边的柜脚，用打火机点燃客厅窗帘，席某某取水灭火时，被害人趁机跑出房间从步梯下至13层呼救，席某某追至13层抓住被害人的手臂将其拖入电梯，电梯到14层后，被害人坐在电梯内用脚蹬电梯轿厢予以反抗，被席某某强行拖出电梯拽回室内。

之后席某某应被害人再次要求，开车送其回家，途中被害人母亲给被害人打电话时，席某某才将手机交还，被害人拿到手机即向其母哭诉遭席某某强暴，并于当晚打110电话报警。综合上述情节，被害人在事前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事中具有明显反抗行为，事后反应强烈，足以认定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记者：网传对席某某定罪的关键证据只是一段电话录音，情况是否属实？法院认定强奸事实的主要证据有哪些？

审判长：本案定罪的证据并非只有该段电话录音。电话录音证实，案发当晚被害人母亲与席某某通话时，问席某某“但是你把某某强暴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是吧？”席某某回答“哦哦，对对。”

除该录音证实的内容外，席某某在侦查阶段供述了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具体细节，被害人也陈述了其被席某某强奸的详细经过，被害人母亲的证言也证实事后被害人哭诉其被席某某强暴；

110接处警电话录音证实，被害人及其母亲于当晚拨打110报警，被害人在通话时一直泣不成声，后接警员给席某某去电询问情况，席某某称与被害人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行车记录仪中的音频资料证实，席某某与被害人母亲谈话时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

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

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

电梯监控视频证实案发后席某某往外拖拽被害人。综上，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席某某强奸被害人的事实。

记者：网传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不成，反告男方强奸，情况是否属实？女方是否存在骗婚情形？彩礼纠纷是怎样解决的？

审判长：本案中男女双方通过婚介机构介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以结婚为目的，双方约定彩礼款18.8万元，在订婚仪式上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

同时，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

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

其间，女方家人未以报警相要挟索取财物。网传女方借婚姻索财的信息不实。

另查明，被害人没有婚史，通过婚介机构两次相亲，第一次未成功，没有涉及彩礼，第二次即与席某某相亲，被害人不存在骗婚情形。

双方发生纠纷后，男方起诉返还婚约财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男方给付女方的10万元及戒指属彩礼范畴，在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上述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女方持有彩礼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婚介机构多次通知男方领取但被其拒绝，审理期间法院告知男方可以帮助其取回上述款物，男方仍不领取。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为了实质化解纠纷、促进案结事了，二审法院又主动联系保管方将上述款物带至法院，但男方仍未领取。

二审法院认为，男方本可以通过领取该款物实现返还彩礼的诉讼目的，但却以各种理由推托不予领取，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处女膜未破裂是否影响强奸罪的认定？

审判长：强奸案件中处女膜状况，属个人隐私，不应公开披露。发生性行为是否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国内外医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我国相关司法文件和案例对此也已明确。

记者：法院在二审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是否曾经考虑过要判处席某某缓刑？

审判长：本案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审慎裁判，二审期间，合议庭围绕席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三十余项申请逐项予以审查。鉴于本案有别于普通强奸案件，为切实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释放司法善意，二审法院多次与双方沟通交流，释法说理，做了大量工作；席某某也曾自书悔过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审理期间，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延长审理期限，严格履行了审批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项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二审法院综合考量席某某在侦查阶段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二审期间曾有悔过表现，且犯罪情节较轻，曾考虑通过适用缓刑促进双方当事人尽早以较好的方式回归社会生活。

依照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席某某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席某某父母接受评估机构调查时表示不同意对席某某判处缓刑，不接纳、不配合监管；社区矫正机构认为，席某某不认罪悔罪，未取得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谅解，不符合社区矫正要求。

二审庭审中席某某拒不认罪。综上，席某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案件审理过程中，舆论热度高，部分网友质疑“舆论干扰司法”，审判是否受到舆论影响？法院是如何平衡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保护的？

审判长：接受舆论监督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不矛盾。本案审理中，法院既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又防止舆论干扰司法，始终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法理情相统一，坚持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

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不公开审理。泄露和公开传播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既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对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刑法对这类泄露案件信息的行为作了专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之一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单位或个人公开披露、报道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

本案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审宣判后，鉴于网上存在大量不实信息，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事实。二审宣判后，法院在保护双方隐私的前提下，及时向社会通报案件中可以公开的信息，目的就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增加司法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席某某的母亲作为辩护人，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侵犯了被害人隐私权，二审期间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训诫。与席某某家人主动爆料接受采访、形成不对称舆论所不同的是，被害人选择相信法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绝所有上门媒体的采访，拒绝舆论炒作。

但网上不实信息的公开传播、不明真相网民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都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均造成严重影响。在此，提醒广大网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侵权要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本案对社会大众有哪些启示和教育意义？

审判长：国家大力倡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生活。本案中，席某某与被害人交往恋爱，本应遵循平等友善、相互尊重的原则，共同实现人生幸福和美好的理想追求，却因违背女方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触犯法律，构成强奸罪。本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婚约风俗、性别平等、价值观念等多个角度，给人们带来思考和启示。

本案的审判，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害妇女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用法治思维破除“订婚就有性权利”“彩礼捆绑权利”等错误观念，让法治文明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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