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人类自诞生国家以来，比各国的崛起和衰落更难理解的，是各国的富裕与贫穷。

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很快从富转贫，而英国长期富裕且成就了工业革命？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两百年的繁荣，至今不衰？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能够快速致富，而其他国家却陷于“穷者愈穷”的诅咒？

可见，“国富国穷”这一难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区域的，又是世界的；既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又令很多人迷惑不解，以至于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道：“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无暇他顾”

为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许多大师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总结下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地理决定论

常识告诉我们，但凡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经济总是很容易发展，比如中东石油富国、港口优良的荷兰、矿产丰富的澳大利亚，经济都很发达。这就引出了国富国穷的第一种理论——地理。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就曾讨论气候如何影响各地人民的性格，进而形塑法律，影响经济。

“地理决定论”在当下代表，则非贾雷德·戴蒙德莫属。在其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主张，相比美洲和岛国，欧亚大陆沿东西方向，纬度大致相同，因而气候类似的区域明显多于后者，人群、家畜、作物以及农业技术，更容易在相邻的人类聚居区内“横向”传播，因有更多的贸易交换、生产剩余，因此促成了最早的古文明。

在其后续作品《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戴蒙德从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了现代非洲为什么还是很落后——热带国家，土壤难以保存营养，致使农业生产率相对低下；气候湿热，导致极高的致病率和死亡率。

可见，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绝对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种：制度决定论

地理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地理决定论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

地理环境在几千年时间里基本不变，但百年甚至更短时间，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贫困，经常相互转换。地理环境极为相似的国家，贫富差异也常常巨大。

戴蒙德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就发现：环境毫无二致的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多米尼加与海地，富裕程度相差巨大。

这就引出了第二种解释——制度。制度解释的扛鼎人物，非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莫属。诺思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历史上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贵族、教士以及后来的商人等权势精英，屡屡结盟抗衡君主，最终形成了制约君主权力、保护民众私权的限政法治。

当“权力受限”制度化以后，产权成为了重要的基石，民众得到了创造、合作和交换的自由；国家也更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大大提升了国家能力，可以保障和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这都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

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出发，制度的解释相当自然：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在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法治社会，产权才能得到保障，人们也才有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和发明创造，让经济有增长的可能。

比如从梅因到哈耶克都注意到，是西欧率先完成了法律体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随后那里的经济引擎就开始加速。

在当下，阿西莫格鲁、德索托等思想大家站在前人的肩上，进一步细化了“制度决定论”。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阿西莫格鲁认为，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能够吸引所有人来参与经济发展，其要点就是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对知识、技术的投资，而且让更多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照，就是明证。

在《资本的秘密》中，德索托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导致很多人手中的资本成为僵化、不可交易的资本。在拉美、非洲，乃至中国农村，都是如此。

人们常说，好制度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坏的制度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种：文化决定论

对制度的讨论，经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已尘埃落定，很难推翻。

但人们依然不禁问道，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有限政府的第一步？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至今无法达成法治共识？为何一些国家的转型会戛然而止，甚至重回封闭？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的。

▲土耳其反美游行

第一位系统、深刻从文化角度讨论经济问题的，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莫属，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韦伯主张，高举“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受加尔文影响的英美清教徒，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清教徒认为，被上帝拣选是有迹可循的，保守的信徒会通过积极的性格和行为，表现他们心灵的质量和命运的本质。

因此，新教造就了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

他们以新教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财富则是信仰的副产品。

新教国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兴盛和扩展，也使其他国家的人开始挖掘本民族类似的优秀文化因子。

比如20世纪下半叶，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后，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参考韦伯观点，认为亚洲的发展秘诀，要归功于孔孟儒学熏陶出了大批勤奋、恪守信用、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

百年来中国人对“国民性”的大讨论不断，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学热、全世界的宗教复兴，都是对文化作用的重新思考。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种理论之外，还有人提出了“种族”、“偶然”、“英雄”等理论。正如《国富国穷》一书所说，世界是复杂的，知识是无穷的，国富国穷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可以构成一座图书馆，想用几个简单原因加以解释，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