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 2 部队改编中，我被调到团部当文书

作者：肖赤

国民党对革命家庭进行残酷的迫害

我刚参加革命时，因组织纪律规定：“上不告父母……”,我就没告 诉我父母。我们的秘密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晚上我常不在家。家里有 的亲戚胆小怕事，不让我出家门。但我父母深明大义，知道我出去干的是 正事，因而非常支持我。

后来，直到我离开家乡，与他们告别时，他们才 知道我参加了革命，跟着共产党走了，由此他们更放心，态度更明朗坚决。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始终也没动摇过，因为他们懂得，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穷人。

自1934年，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土豪劣绅进 入了中央苏区，对我们的革命家庭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他们把我们家洗劫 一空，并在大门上挂上了一个“匪干属”的黑牌子， 一挂就是十几年，直 到解放时才拆下来。

我们全家老小十几口人，被害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人到处搜捕他们，我父母带着年幼的儿女四处流浪， 东躲西藏，终年没有安身之地。我父亲先后几次被国民党抓去坐牢服刑， 受尽了种种折磨，但他骨气硬、意志坚，从不在敌人面前屈服。后来几次 出牢，都是被乡亲们合伙凑钱赎出来的。

我有一个年仅10岁的弟弟叫肖高绸，也同样没逃脱出国民党反动 派的魔爪。那是1935年的一天，村里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见我父亲被赎 出狱，气得咬牙切齿，他们恶狠狠地说：“老的回来了，小的休想跑。”

并 马上带上一帮打手，抢走了小弟，满街示众，并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 摧残。他们先是扒光了小弟的衣服，狠命地毒打，抽得他遍体鳞伤，不省 人事。然后又揪着他的头发，将他活活地往稻田里摁。“一下、二下 …… 十几下……”脏水、臭水灌满了小弟的肚子，呛得他嘴、鼻出血，喘不上 气来。这帮打手以为已把他呛死了，就将他往稻田里一扔，幸灾乐祸地扬 长而去。

乡亲们马上奔向稻田，从臭泥里抢出了奄奄一息的小弟。经过紧 急抢救，他才微弱地睁开了双眼，但眼神是那样直愣愣地呆痴……他是被 救活了，可他活着比死去更痛苦。因他已经终生致残，仅仅剩下了一个活人的身躯，他丧失了头脑，丧失了自制能力，丧失了一个活着的人所应有的 一切!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我父母的心灵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们几 乎疯狂地抱着这个心爱的呆傻儿整整哭了几天几夜。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 儿女，他们多么渴望失去的一切再重新回到身边。

悲痛后的沉默、冷静， 使他们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深深地懂得，这一切的一切是为着 什么。他们没有说过一句抱怨我的话，更没表示过对革命的丝毫不满，只 是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更加坚信自己的儿子跟着共产 党走，走对了，走的是一条为穷人翻身解放的光明大道!

以上这些家庭情况，是我解放后回到家乡时才知道的，由此，我更加 尊敬我的父母。回想起他们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有价值的一生。他们 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给后代树立了榜样。我将永远感激他们，怀念 他 们 。

参加游击队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后，疯狂屠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 阶段。当时，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反动势力又趁势抬头，地富豪绅重新 耀武扬威，形势一片混乱。

我们家附近的苑口、苍前、梅山颜家等几个大村，陆续都有从大城市 回来的。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对革命悲观失望，逃回乡解甲归田；有的对 革命仍寄以希望，跑回乡为了避避风险；还有的对革命始终充满信心，撤回 乡为了保存实力，发展地方武装。

我的入团介绍人曾隆瑞、谢守介同志就 是从大城市转入农村斗争的。他们回乡后，很快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取得 联系，并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农村革命斗争中。他们到处组织发动群众，建 立秘密组织，吸收农民中的骨干分子入党、入团，为武装暴动不断集聚雄 厚的力量。

我在他们的引导下，在这种革命的低潮时期参加了革命，担任了 富田、沙村、水南、固坡一带的秘密交通员。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有秘 密活动，由于我在本地土生土长，人员、地形都很熟悉，所以经常四处 奔走，传递文件，张贴标语、传单，走村串户，联络广大群众。

每当任务 一下达时，我们有时饿着肚子，顶着风雨，冒着严寒、风险去干；有时通宵 睡不成觉，在漆黑的夜里一跑路就是几十里地。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 是要豁出命来干，什么苦啊累啊，从不放心上，每次都是出色地完成上级 交给的任务。

此外，我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工作。经常要和青年群众打成 一片，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引导他们走革命的路。在斗争中，我们发展了 几批革命青年入团，壮大了组织的力量，发挥了团员的突击作用。

1928年初，我于本地参加游击队。

我们这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富田、沙村、固坡、水南一带地区，我 们经常到处打游击，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同时进行开辟和发展工作。在秋 收起义时，我们这支游击队，还遵照上级指示，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牵制敌人的战斗。

我们的宿营地在山里，有空就下山，深入到群众之中，帮助 乡亲挑水、劈柴等，同时向他们作宣传、鼓动，发动他们起来干革命。经 过几个月的艰苦细致工作，农民群众逐渐被发动起来了，我们趁热打铁， 在周围几个村组织贫雇农先后成立了农协会、赤卫队、爆破队、儿童团等。

我们也一起参加到这些组织中，在党的领导下，带着贫雇农斗地主、打 土豪、烧借据、毁契约、分田地，组织农民武装，搞农民暴动，狠狠打击 了反动势力，发展了革命势力，点燃了乡村的革命火焰。在斗争中，农民的 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逐步建立农村的革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宣 誓 入 党

1928年5月，我经入团介绍人曾隆瑞、谢守介介绍，由团转党。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曾隆瑞、谢守介又一次来我家，他 们进门就乐呵呵地说：“高贵啊，我们又来了，这回咱们可是老相识了吧。”

我当时正伏在桌上学文化，赶紧放下笔，起身说道：“你们是我的老领 导了，可得多帮助我呀。"

曾隆瑞满面春风地说：“我们今天来，可是向你道喜来的。”

“道喜?我有什么喜呀?”我感到莫名其妙地问。

曾隆瑞拍着我的肩膀说：“来，来，来，咱们坐下慢慢谈。”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了，他俩开始扯开了话题。从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一直 谈到近一年来的表现，表扬了我的长处，指出了我的缺点，提出了今后的希望。

我聚精会神地仔细听着，默默不语地不住点头，将他们这些语重心长 的话，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谢守介这时卷上了一支烟，继续说道：“高贵同志，我们告诉你一个好 消息，经上级党组织的研究讨论， 一致同意你由团转党。"

我听到这特大喜讯，既高兴又惭愧地低下头说：“我做得还不够，请组 织上多考验我。”

“好，希望你今后继续努力，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曾隆瑞说完，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叠纸，放在桌上轻轻地展开了。我 好奇地仔细端详了好久，也没认出是什么。

我指着上面那张画有人头像的 画问：“这上面画的是谁呀?怎么我从没见过。”

“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的画像。”

“马克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是哪儿人?”

还没等他们回答，我又从桌上拿起了另一张红颜色的纸说：

“这张红色的纸，剪得倒挺像一面红旗的，可上面又用黄笔画了些什么 图案呢?”

谢守介解释道：“这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这上面的图案是镰刀和斧头。”

接着，他俩就向我简明扼要地介绍起马克思的生平，以及党旗的 来历、象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一切，好像眼界一下又开阔了许多，我领 悟地点点头，仔细琢磨着他们所说的一切。

他们见我大致懂了一些，就起 身将马克思像和党旗贴在了墙上，尔后说道：

“下面咱们该进行入党宣誓了。”

他们教我举起左手，紧握拳头，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宣誓。

我挺胸抬头 地站立在马克思像和党旗面前，庄严地向党宣誓：

“ … … 守纪律，守机密。不怕死，不叛变，不投降。忠于党，忠于 革命，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宣誓完毕，我们三双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激动地说：“欢 迎你!祝贺你!新党员同志!”

我连连点头，也激动地答道：“感谢党组织的关怀!感谢你们的帮助!”

我们说完后，他俩又拉着我来到院内。这时的院内，夜深人静，皎洁 的月光洒满了每个院角。我仿佛觉得那天的空气格外新鲜，月光格外明亮。

我们走到院中心，曾隆瑞又说：“高贵同志，咱们出来是请你接受党组 织对你的第一个考验。”

我马上答道：“行!什么样的考验我都能接受。”

“那好，你刚才已向党宣了誓，为了考验你是否说到做到不怕死，请你 对着天井发誓后跳天井。”

等谢守介的话音刚落，我看着院内四周这一米高、两米多长的天井默默 地想：我家这普通的天井，我曾经轻而易举地跳过多少次，但哪一次也不能与这 次相比。这一次我是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意义重大，非同寻常，我一定要比哪 一次都跳得好。

我一跃而上，高高地站在了天井上，庄重地举起拳头，从心底里 向党发誓：“一心跟着党，永生不怕死!”

尔后，就毫不犹豫地起身一跃，“噌”地 一下，似一阵风，从院内闪过，只见我已从天井的这边，稳稳地落在了那边。

他们压低了嗓门连声喝道：

“真行!真是好样的!”

我从天井上跳下来后，我们三人又回到那间破旧的小土屋里，无比亲 近地整整谈了一夜 ……

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做开辟和保卫工作(1928—1934)

参加独立团

1928年8月，我们附近一带的富田、东固、泰和等几支游击队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泰和县独立团，由刘子奇任团长。下辖各区的几个独立营， 我们泰和县的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二区独立营，营长是罗元忻。(他是我的 远房亲戚，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军区的第一任副司令员。)

改编后，我们这些 普通的游击队员变成了正规的红军战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家激动 地解下了袖子上的红布条，将它剪成红五星和红领章，细心地缝在帽子正中 和领子两旁。又将头上裹着的长布条，全部换成了红军帽。我们有的游击 队员过去没有枪，一直用大刀、梭镖、木棒作武器。现在每人手中都配备 了枪支弹药，大家全副武装起来，顿觉精神更加振奋!

部队改编中，我被调到团部当师爷(即文书),主要负责全团的早晚 点名，统计和掌握各营人数，并为全团的干部、战士领衣裤、粮菜、伙食 费等日常的事务工作。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红军部队的财经物质十分困难。我们部队从干 部到战士的粮食定量，都是严格限制的，每人每天多时不到半斤，少时没 有粮，就以野菜充饥。

不仅如此，吃盐比吃粮还困难，每当老表冒着生命 危险送来一些盐时，大家总是舍不得吃，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每人只是 用舌头尝尝盐味，尔后将盐留给伤病员吃，以及用于伤口消毒。

在苏区的 几年中，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我们搞盐始终十分困难，有时连续几 个月吃不到盐，许多红军由此病倒了。我在团部当师爷时，常为干部、战 士的吃穿发愁，许多食物从上级领不到，只能靠自己想其他办法搞来一些。

有时候要从伙食费中尽量节约一些“伙食尾子”分给大家。许多红军都舍 不得花这珍贵的几角钱，总是又将“伙食尾子”原封不动地上缴党、团 费和“互济会”中。红军的生活环境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境界是崇 高的，都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

独立团成立后，经过短期的整顿训练，就接到上级指示，命令我团配 合红军主力部队，武装攻打吉安府。

当时的吉安，不仅有敌军的一个师部和一个旅，而且是地富武装民团的顽固堡垒。周围几个县的土豪劣绅，遭 到当地游击队、赤卫队的镇压后，都纷纷逃跑，最后聚集到吉安府。他们 花钱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并到处招兵买马，进行了全副武装，并与国民 党的正规军紧密勾结，妄图与红军、游击队对抗到底。

我们独立团在吉安府外围整整围攻了半年多时间，边攻城，边发动 群众，搞土地革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当地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土地革命热潮。许多农民老表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我团的后备力量源 源不断。

当时，整个外围形势对我军攻城极为有利，但由于在军事上敌强 我弱，无论在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敌我悬殊极大，所以，尽管我团尽全 力打了半年多的外围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可对吉安府仍久攻 不克。

后来，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团以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一军团主 力部队，先后经过了几次攻打，吉安府才于1930年10月全部攻克，终于取 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了一片，成立了江西省工农兵临时 苏维埃政府，由曾山同志任主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五十多人为苏维 埃政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