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1000元，年轻人开始花钱租“老板和同事”

2025年新注册的企业名单上，多了些“另类”创意，一批以“假装上班”为关键词的虚拟职场服务类公司异军突起。

这类曾仅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概念，如今已悄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落地，并迅速向杭州、西安、南京、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扩张。

在这里，参与者每天只要支付30~50元的费用，就能获得一个真实的办公场景：

标准化的工位、高速Wi-Fi、茶水间闲聊的同事，甚至还能体验“职场cosplay”——你可以拒绝“上司”布置的任务对老板进行反向PUA，也可以明目张胆地聊天、打游戏、浑水摸鱼。

本质上，这类公司是对共享办公概念的再创造，通过精心设计的“职场剧本”，让使用者能够维系“正常上班”的社会形象，避免家人或社会的质疑，同时也能保持一定的生活规律。

有人说“假装上班公司”是失业者的体面避难所、精神乌托邦，也有人戏称它们是“成人托管所”。

究竟是谁在消费这种服务？又为何甘愿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职场表演付费？

文 | 楚樵

编辑 | 卓然

早晨八点，北京东五环某小区，晓航起床洗漱，坐下来吃母亲准备好的早餐。

“最近工作忙吗？”面对父亲的例行询问，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快步走出家门。

九点一刻，他到达国贸某写字楼，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和“同事们”说早安。“老板”笑眯眯地看着他，对于他的迟到并不在意。

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晓航从双肩包里拿出电脑开始上网，上招聘网站发简历。

十一点半，有“同事”过来叫他吃饭，他没去，拿出母亲为他准备好的爱心便当到茶水间的微波炉加热。

中午吃完饭，他靠在椅子上一觉睡到两点多。醒了之后打开电脑继续“工作”——发简历、打游戏，和朋友在微信上闲聊。

这期间，“老板”过来巡视过几回，给“摸鱼”的晓航送来一个苹果和一杯酸奶。

差一刻五点，晓航把电脑塞进书包，抢先走进还没有迎来下班高峰的电梯。

经过“老板”的办公室，老板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不但没有责怪他早退，还温柔地跟他说“明天见”。

地铁上，晓航收到母亲的微信：“晚上吃火锅，今天加班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良久，他回复：“不加。”

这是晓航在国贸“上班”的第六个月，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工资为0。不仅没有工资，他每个月还要给老板“倒贴”1000多元。

图 | 晓航“上班”的北京国贸CBD

社交媒体上，有人把晓航这样的行为称作“假装上班”，而他“假装上班”的地方则被叫做“假装上班公司”。

去年年底以来，“假装上班公司”在社交平台大火。企查查显示，2025年，全国已有多家以“假装上班”为名注册的新公司。

Queenie是北京望京地区一家传媒公司的创始人。

2025年4月初的某一天，她突发奇想，在小红书上发表了一篇“望京假装上班事业部”成立的笔记，没想到很快就爆了，当天就有三四十人私信咨询，就连远在新西兰的朋友也看到了。

“我很少发笔记的，这篇笔记能爆其实很意外。”

在招募帖里Queenie写道：“你是否怕失业的自己被亲友看穿？是否觉得自由职业在家效率低下，工作需要督促？或者搞副业又担心没空间？又或者被家务带娃逼得想‘静一静’？都可以，这里就是你的新‘office’!”

图 | Queenie的办公室

Queenie的办公室位于望京核心区域，总面积130平方米，平时主要接一些商业广告项目。这几年业务量下滑，员工减少，办公室越来越空。有一些从大厂出来准备创业的小伙伴主动找到她，要求租用多余的场所，用于开会或者讨论创业项目。

图 | Queenie的办公室

Queenie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一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承载着她多年的创业记忆，她不想换地方。朋友的想法给了她启发，她索性借助“假装上班”这个网络热梗对外营业。

按市场价，她把普通工位定为日租50元，因为刚开始“试水”，体验价为每天29.9元。除了出租工位，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简历优化、周末社群、线下沙龙等等。

图 | Queenie的办公室

“我自己也经历过需要找地方办公的阶段，那个时候主要是去星巴克，但是星巴克人多嘈杂，并不适合办公。提出‘假装上班’这个说法，并不是我有意在炒概念，主要还是基于市场现状，一些失业的人或者自由职业者，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

上海虹口，小盛也开了一间“假装上班公司”，日租30元，整租600元包月，工位随便使用，水电网及公共空间全部免费。

不仅如此，公司还提供情绪价值的输出，“老板”会假装分配工作给“员工”，而“员工”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并把方案甩到办公桌上直接怼老板。

消息一出，有几千人响应，小盛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也炸了锅。

与Queenie单纯出租个人办公室的模式不同，小盛经营的“假装上班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概念包装的共享办公空间。

图 | 小盛的共享办公空间

这种情况在业内相当普遍——许多运营商通过"假装上班"这个时髦噱头吸引客户，但其商业本质仍是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办公空间租赁业务。

“传统共享办公空间主要服务于企业客户，以初创公司和团队为主。现在为拓展市场，运营商开始向个人用户开放租赁服务。”

陈晓记得，以前她在共享办公室上班时，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区域被压缩成了几十个大小小的办公场所，狭小的格子间里坐满了各种各样热血沸腾的创业者。

“随便在走廊或者会议室转一圈，听到的都是融资的话题，会议室的黑板上没来得及擦掉的内容也是和融资有关的。当然，创业公司也大都很短命，走了一茬又一茬。”

陈晓所在的共享办公室是一个可容纳四五个人办公的独立空间，月租不到3000元，而就在他们对面的一幢楼里，租一间同样的办公室则需要几万元。

“CBD这样的地方寸土寸金，如果没有资方，初创企业真是负担不起。”

图 | 晓航“上班”的北京国贸CBD

2010年，陈晓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创业公司做策划。这一年，共享办公模式首次被引入中国，最初仅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创业园区零星出现。

2015-2016年，共享办公迎来爆发式增长，优客工场、WeWork中国等品牌迅速扩张。巅峰时期，优客工场估值突破30亿美元，WeWork中国估值更达到470亿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后行业开始下行。2020年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103亿元骤降至不足200亿元。

2021年，纳什空间、FUNWORK等知名品牌相继关停，15家主要运营商中超过三分之一退出市场。到2025年，曾经辉煌的优客工场市值仅剩166万美元，WeWork全球市值更是从峰值暴跌至4500万美元。

目前行业整体规模较巅峰期萎缩超60%，运营项目数量从最高时的上千个缩减至不足300个。

经历过从狂热到理性的转变，如今，幸存企业多转向轻资产运营，试图通过服务创新寻找出路。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假装上班公司”，可以说是共享办公的另一种生存之道。

前年，陈晓自己也成了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虽然她没有租用共享办公室，但在她看来，共享办公空间为创业公司提供了理想的运营选择。

这种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商业生态，让创业者能够在跨行业的交流中获得成长机会。

“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假装上班’本质上是为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种过渡方案。对失业者来说，它延续了工作状态；对需要集体办公的创业者，它提供了工作空间和心理支持；对高压职场人，它创造了一个可以短暂逃离的喘息空间。”Queenie解释说。

“假装上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去年的热播综艺《非常敢想队》。当Queenie考虑将空置的望京办公室对外出租时，节目里李川等人演绎的喜剧情节立即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付费上班”的行为看似荒诞，却折射出当代职场人面临的多重困境：被动失业的生存焦虑、传统家庭对“稳定工作”的执念，以及职场文化中“以工定值”的隐性规则等。

晓航成为其中一员绝非偶然。从小到大，他都是亲朋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小镇做题家、985硕士毕业、外企年薪30多万的小白领。

变化源于半年前的一封裁员邮件，因业务调整，晓航所在部门全员被“优化”。

连续投了很多简历石沉大海后，他开始在国贸的共享办公空间“上班”，用每月1000多元的支出维系着“在职”的假象。

“主要是不想让父母失望。”晓航说，他一直记得拿到外企offer那天母亲开心的表情。在老家亲戚的眼里，这个考上名校、留京工作，并且把父母接过来的孩子，是全村人教育子女的榜样。

"儿子出息了，妈妈为你骄傲！"母亲的这条微信，成了晓航每天坚持“上班”的精神支柱，推动着他继续这场维持体面的“职场表演”。

除了晓航这样的年轻人，一些已婚、上有老下有小，被动失业却不愿家人知道的中年人，也是“假装上班公司”的“客户”。

对他们而言，这个虚拟职场不仅是对外维持体面的“社会面具”，更是对抗生活失序感的精神堡垒。

“假装上班”反映了当代职场人面临的身份焦虑与社会压力。当“你在哪里工作”成为社交开场白，“事业有成”仍是主流价值标杆，“假装上班”就成了一种无奈的生存智慧。

而“假装上班公司”则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传统职场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裂缝，为都市人提供了应对现实压力的缓冲地带。

除了失业群体，自由职业者也是“假装上班公司”的主力用户。调查显示，超60%的参与者表示，就想听人问一句：“你想喝奶茶吗？”

针对这一部分群体，上海某共享办公空间推出“虚拟团队”服务，用户可付费加入“市场部”、“技术组”，参与模拟会议、茶水间闲聊，甚至组团点外卖。

心理学家分析，人类天生具有群体归属需求，而远程工作者长期独处容易产生孤独感，“租同事”其实是花钱购买社交慰藉。

没有真同事，但需要真社交，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假装上班”是他们的“社交刚需”。

杨洋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表示：“虽然写稿时不需要交流，但有人陪着一起工作，一起吃午饭，工作会更有劲头。”

“假装上班不只是为了应付家人。有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环境就会失去状态，他们需要特定的空间来营造上班氛围，这样才能保持工作效率。”

杨洋举例说，她的一位朋友一旦失去工作环境就会陷入焦虑，但只要回到办公室，就能立即恢复工作状态。

对他而言，“上班”这个动作已经成为启动工作模式的必要开关。

在这个快节奏且充满压力的时代，“假装上班公司” 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在职场和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挣扎。

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办公场景的场所，更像是一处心灵的避风港，让那些在现实浪潮中漂泊的灵魂能找到短暂的慰藉。

然而，这看似新奇的 “假装上班” 模式，终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不能永远躲在这个精心构建的 “虚拟职场” 里，用表演来逃避真实的生活。

当人们从这里重新获得力量，勇敢地迈出步伐，去直面失业、孤独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时，或许才是真正理解了 “假装上班” 背后的意义。

希望有一天，社会能给予每个人更包容的环境，让工作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让人们无需通过 “假装” 来获得内心的平静。

到那时，“假装上班公司” 也许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所承载的特殊记忆，以及曾给予无数人的温暖，将永远被铭记，成为时代发展进程中一段独特的注脚。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