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外卖骑手办社保，不能把市场问题道德化

最近为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呼吁的专家和媒体都多了起来，这让人欣慰。我妈今年75岁，她每个月只有120多块养老金，所以我给她寄新鲜上市的枇杷，她都觉得贵。如果她一个月有800块，一定能生活得更好。

因为我爸是退休教师，我妈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也因此知道，像她这样农村老人，是中国“最辛苦的一代”。他们付出了所有，到晚年却缺乏保障。他们甚至不如上一代，因为上一代农民还能依靠子女和土地，而当下，他们的子女往往在城里讨生活。

下一代会好一点。我妹妹很早就到广东打工，想当长的时间她都在一个服装厂工作，得益于劳动法，这个工厂为员工都缴纳了社保，尽管是对低挡，却仍然有一些基础。

我们这一代，如果不是在体制内工作，大概就处在这样的“养老期待”中，并不是“一无所有”，却又仍然不够，我们不得不一直工作。但是我妹妹比起我妈，仍然有更多的安全感。

再年轻的一代，即使在城市里送外卖，和“初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收入和处境也好了很多。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团和京东都宣布探索为骑手缴纳社保。

确切来说，这个事其实也与农民养老金有关联。因为七成以上的骑手是农村户籍，他们进城跑单赚钱的同时，也要面临返乡养老的问题。

尽管他们可能已在家乡交过新农合、新农保，但多一份保障，总归是好事。

这事引起很大争议。一些奥派经济学的信徒，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因为很明显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我认为这种探索是可贵的：让几百万骑手获得一些哪怕是基本的保障，等他们老了，不至于像上一代人那样凄凉。

另外，从骑手具体的社保方案来看，也有明显的差异。

一种是京东搞的“全职+兜底”，把骑手变成正式的全职工人，给他们交“五险一金”，包括个人部分也由企业承担。

我看到最新的新闻，京东又宣布要给5万全职外卖骑手上“五险一金”，加上之前已签约的1万人，差不多有6万人。

而且，昨天还有一个刘强东的内部讲话视频流出来。刘强东说的很坚决，京东外卖利润不会超过5%，暗示他搞的东西很社会主义。当然，刘强东也承认，目前做不到给所有骑手都上“五险一金”，只能先把其中一小部分全职的、每天都来的给交了。

今天1万，明天5万，然后又搞个5%上限利润率，这些数字每一条都挑动着大众情绪，能够赢得舆论喝彩，但是却暗藏玄机。

和刘强东说的这些“江湖大义”相比，我其实是比较难理解把进城务工的外卖小哥变成全职工的举动。

从职业来源看，骑手小哥大部分还是青年农民工，他们和上一代一样，还是“候鸟式”迁徙。在大城市跑几年外卖，手头有点积蓄，返乡做点小生意，或者是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很难想象，用一份社保，就可以把他们在大城市绑定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没有人会跑一辈子外卖，何况这个缴纳的基数可能并不高。

而且就从比例来看，京东也就交了6万人，而京东总共的外卖骑手有130万人。剩下120多万没有五险一金的骑手群体怎么办，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希望京东不要忽略这些骑手，更别把“五险一金”搞成少部分人的福利，那样只会引起新的矛盾。

另一种方案是美团搞的灵活补贴模式：不设门槛，不管是“临时送外卖”还是准备长期做，如果你愿意，都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个人交了后，平台再补贴一半现金。

我看新闻说的是，这个方案在泉州和南通试点后，也会在全国推广，大概能够覆盖现有的100万骑手。不管是给美团跑单的，还是多平台跑单的，愿意交、收入符合，就能领补贴。

这个其实很人性化。而且它还支持外卖小哥在老家缴纳养老保险。考虑到农村户籍骑手的返乡诉求，以及大部分焦虑的外地社保转移困难的现实，那么通过这个方案也能灵活解决。

渐进主义的、灵活的，这似乎是一种美团风格。外卖这个曾经的“新兴行业”，它最初的吸引力就是其自由度。

回溯网约车、外卖平台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兼职在做，是作为自己日常工作的补充。我人生第一次叫外卖，是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点了一杯咖啡，结果是报社保安给送过来的，他向我解释，自己这天休息，正好送几单，算是兼职。

这是让人怀念的美好经历。如今这种自由和灵活，已经显得奢侈。现在外卖行业已经非常内卷，骑手送单到书店，根本没有时间看一眼书店的招牌，就更不用说那些书的封面了。他们也不会和客户有任何一句闲聊，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人”，而是一个个手机尾号。

但是，这个行业的立足之本，仍然是自由度。对很多从业者来说，它仍然有一种过渡性质。你无法想象，让外卖成为全社会的就业“支柱”。

要知道，现在中国的网约配送员群体，也就是外卖骑手有1000万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能够理解“奥派”，自由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很多中国企业都被社保、税收等人力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个人也一样。因为最终承担这些压力的，仍然是个体。

现实主义的态度是，社保不能“完全没有”，也不能缴纳太高。这很中庸，但是如果有更多协商，有更多可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度，不管是对企业还是给人来说，都是更好的方案。

当然，如果只是给几万人解决社保，并且高呼“只要5%内的利润率”，这些是把骑手保障问题道德化，而非改革。

换句话来说，给6万小哥买了五险一金，不代表就解决了千万小哥的保障。

我们是搞公共政策改革，不是搞电视竞选辩论，要实事求是，不能把市场问题道德化，更不能娱乐化。

要知道，社保的成本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本质上是消费者、商家通过外卖平台，给劳动者进行的另一种转移支付。“平台收很低的利润、消费者付很少的钱、餐饮商家和外卖骑手挣更多的钱”，这种商业模式只存在乌托邦之中。

而且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平、兜底的福利制度，设计的初衷应该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入之下，尽可能解决更多人的基础保障。

补贴方案最好的地方，其实是把决定权交给外卖小哥。如果你想缴纳社保，个人出一半，平台出一半。如果你现在不想交，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当下收入”。

2023年书店开业的时候，店长利未明确要求不缴纳社保，而是把应该缴纳的部分贴现给他。那时我才知道，这是很多小微企业的常用办法。有很多年轻人更愿意“现在就多拿一点钱”，而不是等到65岁以后再说。

农村老人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块的基础养老金，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弃保”，这两种现象都让人不安。我觉得更好的办法，就是让社保辐射到更大人群，普通人都能有一些保障，哪怕不太多（比如农民养老金可以到800）。

让老年人有保障，让年轻人有选择权，这才是一个好社会应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