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确立的来龙去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渐确立、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新作风，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

“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中国共产党从此建立和发展起来。但是，处于幼年阶段的党对于敌情和任务估计不够准确，脱离实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加之共产国际的因素，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和武装斗争，试图以妥协让步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却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共产党的力量遭遇重大损失。1927年4月，中共五大的部分代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自己也作了一些检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错误路线，但说明中共开始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到党的实践活动中。

1927年8月，八七会议进一步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方面，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幻想中国能够像俄国一样，通过中心城市暴动的方式引发全国性革命高潮，进而夺取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对与党内有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得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受到错误对待，甚至是遭到残酷打击。这些错误不仅使党的革命事业屡屡受挫，革命人员急速锐减，也使得党内的民主和团结遭到破坏，党的力量不断削弱。

《八七会议》油画(沈尧伊 作)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杨尚昆在《遵义会议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觉得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而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曾评价说，“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而会上领导人主动承认个人过失并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的做法，堪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动实践。

遵义会议布面油画(沈尧伊创作于1974至1997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延安时期。在此期间中共更加注重自身作风建设，形成了延安作风。正是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完整概念，“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1940年秋，毛泽东要到杨家岭作报告，延安马列学院专门派四名同志前往迎接。得知情况的毛泽东对他们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这种新的作风，彭真在后来总结到，“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大大增加，党的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由于“左”的根源尚未清除，部分党员的思想和作风也存在问题，毛泽东意识到，“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为了进一步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共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广大干部通过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和纠正错误，逐渐在思想认识上达到统一。

接下来，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文章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作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表示，对于偶然犯错误的同志“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关于整顿三风》中进一步阐明“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对于党内外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充分发表出来，“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除了在理论上阐释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更是亲身带头，主动要求别人进行批评和揭发。有一天，周恩来发现他常常拿来画地图用的半截铅笔头不见了，便问警卫员，警卫员回答：“刚才来了位总部首长，用它勾画地图，看它太短了，用完后就随手扔掉了。”

周恩来听后，表情十分严肃，让警卫员把它找回来。拿着找回来的铅笔头，周恩来召集所有的勤务员，对大家说：“我们走过了充满艰难险阻的万里长征，吃过很多苦，现在在陕北安了家，但是经济还十分困难，群众生活艰苦，这铅笔还可以用几天，大家可不能铺张浪费。这不仅仅是半截铅笔，这是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现在起，我要亲自把关，每一个人都要同浪费现象作斗争。是总部首长也不行，你们也可以批评和揭发嘛”。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折射出中共领导人厉行节约，主动接受来自他人批评的优良品质，“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延安整风的成功，使得全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从一个五十多人的小党转变成全国性的革命党，党的力量有很大发展，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为了进一步总结革命的基本经验，彻底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时隔十七年之后，中共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充分表明党的发展充满艰辛，党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人们倍加珍惜。主席台顶端的石拱上挂着红底的横幅，上面写着黄色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礼堂两边的墙上挂着6个“V”字型的旗座，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大厅后墙有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礼堂的布置充分体现了会议的主题，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则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点强调。

中共七大会议现场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了七大的正式会议，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撰写这份报告之前，毛泽东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不断对报告进行补充完善。任弼时在认真阅读报告初稿之后提交了书面意见，建议区分国民党统治区的成分等，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王稼祥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和七大，但以书信的形式提出关于知识分子和革命形势的补充，毛泽东批示将信印发给七大代表，进行讨论。

《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由此正式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大会上各代表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反省了错误，通过自我批评反思过去，避免其再次发生。这样，党的思想和作风得到改善，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提升，“我们如果有错误缺点，就要予以纠正，大家知道历来我们并不害怕自己犯什么错误，不怕说出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我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间取得经验教训，使过去的错误，成为我们今天胜利的成功的因素和条件”。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提到之前发生的一件事。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因触电过重，不幸身亡。过了不久，一位安塞老乡拉着毛驴到延安南关赶集，不料，他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

老乡心里十分恼火，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言不逊，指名道姓地骂了毛泽东。他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了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话一传开，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在《结论》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反省，“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这充分体现了党主动接受批评，虚心解决问题的良好作风。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中共七大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要求全党坚持和发扬，标志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完全成熟。七大也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党内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发扬党内民主，不断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在大会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些同志错误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使得中共七大不仅“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的党是从勇敢实行自我批评当中锻炼出来的”，中共七大上，各代表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纯洁了党的机体，锻炼了党的力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新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需要始终坚持，充分发扬。毛泽东表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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