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场毒气疑云：老蒋不认账，黄维甩锅杨伯涛，杨伯涛怎么说？

淮海战役期间，蒋军十二兵团在防守和突围时，都使用了毒气弹，而且也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被俘的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承认：“十二月十二日黄昏后，解放军的壕沟已逼近这个制高点（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的脚下，一举发动攻势，密集部队潮涌冲锋。第一一八师守军即猛烈发射毒瓦斯弹，旋见解放军即刻停止冲锋，声息全无。这一夜解放军没有继续攻击。”

毒气弹的威力，从杨伯涛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毒气弹的危害性之巨大，再看其他被俘将领的回忆和供述，我们还能发现使用毒气弹的，不仅仅是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其他蒋军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内战中使用了国际公约严禁的催泪毒瓦斯和糜烂毒瓦斯。

蒋军在淮海一败涂地，老蒋自知罪孽深重，就想了一条“妙计”洗清自己——在日记中说自己根本没有下令使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武器。

老蒋“地图开疆、日记抗战”的伎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的日记谎话连篇，是当不得史料依据的。

老蒋在1948年12月9日到12日一连四天的日记中，都提到了他准备在淮海战场上使用毒气弹，后来因为有人坚决反对而作罢：“本日（9日）时刻想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系念。（10日）朝课后催询化学弹运制情形，下午督导化学弹使用之准备计划，亲临空军指挥部研究，手拟黄维函稿，谆谆叮嘱使用化学弹应注意各点及鼓励士气、固守待援也。晚召集化学弹有关人员再三研究，决定明日再准备一日，以期周到无缺也。（11日）晚课后听取化学司今日试验化学弹报告，结果良好为慰。（12日）上午与叔铭（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屡通电话，研究化学弹应否使用，有人绝对反对，故不能决断，正午决放弃使用化学弹。”

老蒋的日记是当不得真的，他在日记中造假，就是想免除自己在内战中使用毒气弹的罪名，那么多在战场上被毒气伤害的战士可以作证，蒋军将领被俘后也承认自己使用了毒气弹，两相对照，老蒋的谎言就被戳穿了。

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承认，老蒋让空军先是给他投下了三百多份油印的毒瓦斯弹使用说明书，其中详细说明“甲弹”是糜烂性毒瓦斯，“乙弹”是窒息性毒瓦斯，然后又空投下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二三十箱，每箱十二颗。

黄维在回忆文章中极力减轻自己的罪责：“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也在淮海战役被俘，他强调使用毒气弹不是自己的意图，而是兵团副司令胡琏的命令。

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中作证 ：“十二月十日，胡琏叫我到兵团部，对我说：‘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歼灭解放军。计划用飞机在兵团阵地周围施放窒息性和糜烂性毒瓦斯，你回去秘密布置一下……”

杨伯涛说自己是反对在内战中使用毒气弹的：“我在陆军大学曾学过战时国际公法，使用毒气作战是禁止的，是非人道的。日本人侵略我国，在战场上也仅使用过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我们怎能乞灵于这种国际公认的非法手段。同时也害怕放毒时不能很好控制，难免和解放军同归于尽。”

王叔铭只是空军副司令，他是没有权力给黄维空投毒气弹的，要不是老蒋亲自下令，黄维可能连发射装置都拿不到——那是一种类似日军掷弹筒的装置，对正目标取四十五度高低角，拉火发射，最大射程三百米。

事实上老蒋空投在淮海战场上的毒气弹，不只是给黄维兵团那二三十箱（其他人证明给黄维的也不止三十箱，黄维说少了）。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第三处第一科上校科长的张干樵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空军总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由南京飞往陈官庄包围圈，传达蒋介石以空军施放催泪性毒气弹支援突围的计划，并与杜聿明协商陆空联络事项（电文来往均伪称为甲种弹）及大量轰炸机、驱逐机掩护部队突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正式开始行动，空军在陈官庄西北面匆匆投下毒气弹，使邱、李两兵团乘势占领了三四个村庄，解放军的损失情况不详。”

老蒋输红了眼，自然顾不得什么国际法，他老婆后来还想乞求美国使用原子弹，可见这对男女真是一丘之貉，却不知道为何还有很多人捧他们的臭脚。

老蒋一边在十字架下念经，一边丧心病狂地在淮海战场投放毒气弹，同时又在日记中醉死不认那二两酒钱，黄维一推六二五，直接甩锅给杨伯涛，表示自己只是二道贩子，把老蒋投下来的毒气弹转手交给了杨伯涛。

黄维的甩锅，也从侧面坐实了老蒋的罪行，背锅的杨伯涛也是一肚子怨气，比较胖也比较“老实”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更“倒霉”，直接被判了一个死刑缓期执行（1959年改判为无期徒刑，1960年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1961年第三批特赦）。

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覃道善：“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

覃道善说仅杨伯涛的第十八军就收到了三十多箱，却没说自己的第十军用了多少，但他能被判处死缓，说明已经查实他在作战时也使用的毒气弹。

杨伯涛至死都不肯原谅黄维，一方面是因为黄维在回忆文章把使用毒气弹的罪责都推给了他，另一方面，杨伯涛还认为黄维如果早听自己的建议，即使没有毒气弹，他们也能逃出包围圈。

杨伯涛一直说黄维是个外行，第十二兵团之所以没逃出去，是因为黄维根本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遇到一点小的变化，就手足无措：黄维派一个作战处长去给第八十五军送转移命令，但是这个处长连同他乘坐的吉普车一起失踪了，黄维认为，必须要确知这个处长失踪的真正原因后才能有所动作。

杨伯涛急得直跳脚，但是黄维因为一个作战处长的“失踪”就不敢动弹，结果浍河岸边干等了十多个小时，最后也没找到那个作战处长。

黄维遇事则乱，失去了逃跑良机，被包围后又指望被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毒气弹，杨伯涛回忆起来就期满胸膛：“毒瓦斯弹并没有挽救国民党军的覆亡，而蒋介石以及使用毒瓦斯弹的人，则犯了滔天的罪行。”

胜则争功，败则诿过。蒋氏集团的高级将领都是一个德行，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承认，他也曾向老蒋请求过毒气弹：“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这些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急电蒋介石（1949年1月）九日预备轰炸，十日投甲种弹（即毒气弹）掩护突围。放毒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同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

人证物证俱在，老蒋在内战中多次使用毒气弹，不管他在日记中如何抵赖都没洗不白，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将领的回忆录，对老蒋会做出怎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