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飞夺泸定桥前，刘文辉的一个决定，让他在14年后多了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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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起义将领刘文辉被任命为林业部长，住进了豪华的史家胡同。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在新中国，他这个有着旧军阀和大地主兄弟双重“黑暗身份”的人，受到了足够的礼遇。这自然有他率部起义、奉献土地的原因。

但若是深究起来，他在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的一个决定，才是他后半生辉煌的真正起点。

当时的那个决定，他可能仅仅是出于私心，但却实实在在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那么，刘文辉当时的决定是什么呢？他的决定，对他自己又有哪些影响呢？

要想说清楚这些，就要从刘文辉的过往经历说起了。

我们都听说过军阀混战，但是若总起来说，曾经中原争霸的大军阀，也就是奉系、直系、皖系、桂系几大派。

而作为人口大省的四川，却没能出现一个有分量的军阀。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四川，就如同一个“小中国”一样，也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

四川军阀多如牛毛，往往一个人有个千把人手，占据半个县城，就敢自称大帅。整个四川省，类似的“大帅”有上百个之多。而刘文辉，就是这些军阀中比较强大的一个。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人，祖上世代务农。刘文辉不想过土里刨食的日子，于是从1911年开始，他就开始在军校就读。

1917年，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赶上了一步好运：他的侄子刘湘，此时已经成为四川最为重要的军阀之一。

刘文辉想都没想，就通过自己哥哥的关系，到了刘湘部队中任职。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动不动就因为蝇头小利而动手。刘文辉对这种相互倾轧兴趣不大，他躲在暗处，左右逢源，培植人脉关系，一点点积攒自己的实力。

而且，他还在北伐战争后，搭上了蒋介石的顺风车，成了一名国家正式承认的军长。

邓锡侯、刘湘、蒋介石、刘文辉在峨眉山上合影

实力大增的刘文辉，开始收不住自己的锋芒了。

从1926年起，他正式加入到四川的军阀混战之中，先后与刘成勋、邓锡侯等人为敌。

势力最大时，他一度控制了成都、川南、西康一带。

但是，他的强大让刘湘很不舒服。在接下来的“二刘争川”中，刘文辉损失惨重，只能龟缩西康不出。

虽然败了，但刘文辉在西康，仍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不过，他的管理能力，也确实值得称道。西康地区土司势力遍布，别人都难以摆布。

但刘文辉却使用了“政教合一”的方法，轻易地摆平了所有阻碍，让西康进入了一个较为健康的发展轨道。

不过，他的“麻烦”，也是一生最大的机会，也就此到来。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开始长征。

经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突然掉头向北，进入了四川。蒋介石在派遣薛岳不断追击的同时，也命令刘湘、刘文辉等人封堵红军的前进之路。

对于围堵红军，刘文辉并不热心，他只想在这个乱世保住自己的地盘。但是，红军偏偏向他冲了过来。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安顺场，靠近了刘文辉。而此时，刘文辉并没有做什么封堵的准备。

大渡河的凶险他是知道的，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不就是在这里失败的吗？他坚信，红军缺少船只，绝对过不了大渡河。

但是，红军的顽强超乎了他的想象。5月25日，红1团第2连的18名勇士，凭借一条破旧的小船，居然就完成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

不过，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到来：大渡河水太过湍急，无法架桥。如果用小船渡河，运载力太小，无法满足红军的需要。

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拜访了一位名叫宋大顺的老秀才，向他请教机宜。老秀才说出，在距离安顺场300里的地方，有一座泸定桥。

这是一座清朝康熙年间建制的铁索桥，是川康地区的交通要道。其桥面宽阔，完全可以满足红军大部队通过的需要。

此时敌人已经越追越近，为了能尽快摆脱困境，毛主席命令红一方面军红四团，去完成飞夺泸定桥的任务。

对于红军来讲，这个任务可谓是困难重重。论武器装备，他们与敌人有着巨大的差距；论地利，他们更是差得远。

他们与泸定桥的直线距离，达到了160公里。如果再加上山路那多增加出来的困难，他们要前进的距离还要更长。

而偏偏，党中央只给了他们三天的时间。这三天，他们不仅要前进到泸定桥边，还要攻占这里，困难可想而知。

而对于刘文辉来讲，防守泸定桥却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他手下的川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数量多，武器也多，只要在泸定桥头建立稳固阵地，就够红军头疼的。

而且，泸定桥这种铁索桥十分脆弱，只要他狠下心来，将桥炸断，那么红军也就算断了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蒋介石对红军北上的路线，也是心中有数的，知道泸定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他在给刘文辉的命令中，也提到了要炸毁泸定桥。

只要刘文辉执行了这个命令，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将红军彻底困住。

但是，刘文辉的做法，却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思。为了防备红军夺桥，他确实派了一部分部队去增援，而且数量还不少，有两个旅之多。

但问题是，这些部队自始至终没有进入急行军状态，而是不时停下来休息，在路上磨磨蹭蹭。

以至于防守泸定桥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至于炸桥的命令，刘文辉更是置若罔闻，仅仅是派人将泸定桥上的桥板拆了一部分，铁索还完整地保留着。

红军一到，就可以很快恢复桥面，顺利通行。刘文辉的种种举措，相当于放了红军一条生路。

刘文辉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在为自己的发展考虑。

泸定桥是川康地区的交通要道，一旦被彻底破坏，固然可以困住红军，但是西康地区也就失去了和外界最重要的通道，经济发展也必然陷入停滞。

这个后果，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的。

那么，泸定桥有没有可能先炸断再恢复呢？从工程学角度来讲，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问题是，对刘文辉来讲，这么做根本就不值得。

康熙年间，为了打通汉藏两地的阻塞，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打造了这座桥。

光是那每根长达一百多米的铁链，就重达1.6吨；全桥的重量，更是达到了40吨以上！总体的造桥成本，没有几十万两白银是下不来的。

而如果刘文辉真的把泸定桥炸了，重建的费用他找谁去要呢？难道蒋介石会管吗？这些他都不能不考虑。

另外，还有一点他不得不防。他一旦真的把红军困在了大渡河北岸，那么蒋介石的部队就可能借着“围剿”的名义，陈兵在自己的家门口。

只要他们想，随时可以冲过来接管川康地区。那刘文辉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而相比之下，红军不过是“过路神仙”，只会和自己借道，根本不会停留，更不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任何的威胁。

既然如此，不如放红军一条生路，给自己结一个善缘。等到日后真的情况有变，自己也能稳坐钓鱼台。

既然刘文辉给了一个机会，红军自然就会抓住。

1935年5月29日下午16时，红四团二营的22名勇士，身上携带着短枪、手榴弹和马刀，开始向桥的对面冲击。

同一时刻，红军的“炮神”赵章成闪电般射出三发炮弹，将敌人的桥头堡炸成了一片火海。

红军战士一手攀着铁链，一手拿枪，边走边向敌人还击。在己方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就通过了这一百多米的距离，到达了对岸。

他们奋不顾身，用身上仅有的武器，和敌人展开了巷战。紧接着，红军的第二梯队，就拿上早已准备好的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很快，红四团的大部队便成功过桥。这之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敌人的守桥部队很快土崩瓦解。

一场漂亮的夺桥战斗，就此画上了句号。而红军的其他部队也很快通过了泸定桥，向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前进。

飞夺泸定桥，对红军来讲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而对于刘文辉来讲，则更像是一张“投名状”，是他伸向共产党一方的橄榄枝。

实际上，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的“同盟关系”。其实早在长征之前，刘文辉就已经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有所接触了。

他的政治顾问刘愿庵、秘书长李静轩，就都是共产党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刘文辉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当反感。

红军飞夺泸定桥后，刘文辉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起来，思想变化也更加明显。

1938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就在另一位川军领袖刘湘带兵出川、但却因胃病去世的同时，刘文辉这里却迎来了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多个重量级的共产党员。

大家会晤之后，对支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一致。

而同一时期，蒋介石却将手伸向四川。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并且强行排挤四川的地方实力派。

刘文辉遂联系邓锡侯，与之一同反蒋。在外敌当前时，蒋介石仍然想要在四川搞“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确实是不得人心。

结果在一众川军将领的反对下，张群入川的事最终未能实现。不过，双方的关系也因为这么一闹，变得更加紧张了。

1941年3月，中央南方局华岗再次会晤刘文辉。华岗对刘文辉讲述了我党的抗战路线和总体方针，再次赢得了刘文辉的赞许。

这次会晤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对刘文辉思想的转变却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和蒋介石，一方彬彬有礼，一方强凶霸道，我们可以想象，刘文辉的内心，到底会支持谁。

1942年2月，刘文辉又见到了我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我们的总理周恩来。

他们的会晤，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举行。双方见面后气氛十分友好，谈话也很投机。

周总理肯定了刘文辉的立场，并表明了自己愿意加强合作的态度。末了，双方还约定了联系方式。

从此后，刘文辉就开始全面配合我党我军的行动了。此后不久，刘文辉的私人顾问、同样也是共产党人的王少春，便在四川设立了秘密电台。

如果说，飞夺泸定桥只是刘文辉给自己留的“后路”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

1944年，刘文辉加入了中国民主联盟，开始推进四川的民主运动。

而蒋介石察觉他情况不对，竟然策划让军统特务去刺杀他。

此事后来因为我党情报工作的介入而失败，而刘文辉此后，也在心中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时间很快进入到了解放战争，刘文辉一直在我党地下人员的协助下，继续推进民主工作，同时防止蒋介石控制川康地区。

经过了三年的苦苦等待，解放军即将胜利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1949年4月，刘文辉再次找到邓锡侯，商谈川康地区起义事宜。8月份，他向周总理发报，汇报了起义的准备事宜。

周总理则指示：

“解放军即将西进，望你们积极配合，随时准备起义。但是起义要看时机，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

蒋介石立刻在成都召开会议，说是要给将领们打气，但实际上却是准备逮捕他们。

刘文辉察觉事情不对，于是立刻逃离了成都，接着便在12月9日正式起义。

而他的行动，也让蒋介石“决战川西”的梦想彻底破灭。此时，距离当年的飞夺泸定桥，已经过去了14年。

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是著名的大地主，贪财敛财无所不用其极。

但刘文辉却是个开明的人，在我党思想的影响下，他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财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那么自然，党和人民给他的礼遇也不一般。正如前文所说，刘文辉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为地方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在担任林业部长期间，他也是经常实地考察，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从这种情况看来，飞夺泸定桥确实是他留下的一条“后路”。

只不过这条后路不仅能给他带来荣誉，更带给了他思想上的改变，让他从一个军阀变成了一个称职的国家干部。

思想工作的伟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党史纵横》2013年第4期43-46,共4页中共引导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

《红岩春秋》2022年第1期13-17,共5页周恩来对刘文辉的团结教育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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