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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逆来临前:T1DM的早期干预如何搭建预防、控制、根治的阶梯?
撰文:吴樱
1型糖尿病(T1DM)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是胰岛β细胞被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和破坏,导致胰岛素产生严重不足或完全缺失。随着对T1DM异质性及其机制的深入了解,研究者逐渐意识到,T1DM的发生发展受多重风险因素动态交织的影响,而针对不同阶段的精准干预将成为保护胰岛β细胞功能的关键。
在2025年世界糖尿病大会上,来自伦敦大学布利扎德研究所的Richard David Leslie教授通过剖析T1DM的异质性、风险因素网络及三级预防模型,系统梳理了胰岛β细胞保护的前沿研究进展。医学界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慢性疾病视角下的T1DM:
风险分层模型
Leslie教授首先指出,T1DM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病理进程在临床症状显现前数年已悄然启动。在评估慢性疾病时,我们要认识到慢性疾病是可以与机体共存的,细胞、器官或生物体在这种疾病状态下依然能够维持生命,它并非一种完全破坏性的疾病。因此β细胞器功能障碍(BCOD)是可逆的,β细胞器衰竭(BCOF)才是不可逆性,这直接表明了早期预防的潜力。对于T1DM的风险评估,教授强调了显著的个体异质性,并提出了以下三大关键因素(图1):
遗传因素:HLA基因型(如DR3/DR4)是核心遗传风险标志,高遗传风险者(如携带多个糖尿病相关自身抗体)通常进展更快。
非遗传因素:肠道病毒感染、早期体重指数(BMI)变化、胰腺体积缩小及外分泌功能障碍等,均在疾病诱导阶段发挥作用。
年龄差异:儿童期发病者多表现为胰岛素自身抗体(IAA)阳性且多种抗体共存;而成人起病者则以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为主;初诊时C肽水平相对较高,疾病进程更趋平缓。
图1 慢性病常见的风险分层模型
三级预防框架下的干预策略
Leslie教授提到,就像其他疾病一样,T1DM也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预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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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预防:阻断疾病发生
主要关注那些与T1DM发病相关的风险因素,并通过干预来阻断疾病触发因素。
抗病毒疫苗:基于肠道病毒与1型糖尿病的强关联,北欧一项肠道病毒疫苗的研发已进入Ⅱ期,初步数据显示其可降低高危儿童抗体转化率。会上一位专家发问:“病毒与T1DM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若疫苗仅覆盖部分血清型,是否会导致其他病毒亚型填补生态位?”Leslie教授坦言,这恰是当前研究的盲点,“我们需要更全面的病毒监测网络,而非孤立的病原体狙击”。
诱导免疫耐受:口服胰岛素尝试虽未在早期研究中显效,但最新亚组分析揭示了曙光:在基线高滴度IA-2A阳性群体中,口服胰岛素组疾病风险降低40%。Leslie教授表示这提示我们,初级预防需要精准分层——就像抗癌药需要生物标志物,T1DM干预也需找到个体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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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预防:延缓临床进程
当疾病诱导已经发生,但尚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在这个阶段,要尝试通过治疗手段来修改疾病的进程,以减缓或阻止其向临床阶段发展。
Teplizumab:是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首款用于延缓T1DM高危患者发病时间的药物,目前也被研究用于新诊断的3期T1DM。在多抗体阳性高危人群中实现中位32.5个月的发病延迟。同时研究显示,该药可有助于保留3期1型糖尿病新诊断的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β细胞功能,在两年内显著减缓新发T1D患者β细胞功能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疗效存在异质性——HLA-DR4阳性亚组获益显著(图2)。
图2 HLA-DR4阳性亚组获益显著
会上针对这个药物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也有学者提到Teplizumab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免疫疗法,每位患者年均10万美元的治疗成本,远超出了普通人和医保的可接受能力。对此,Leslie教授回应道:若推迟T1DM发病5年,每位患者可节省约60万美元的并发症治疗费用,但医保体系能否承受前期投入,仍是全球性难题。
Leslie教授指出的Teplizumab疗效的异质性——HLA-DR4阳性亚组获益显著,而阴性亚组则几乎无响应,这进一步印证了T1DM本质上是由多种亚型构成的复杂疾病。“过去我们常抱怨药物无效,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未找到适合该药物的人群”。专家们现场讨论认为,“未来所有临床试验在设计时都应预设生物标志物亚组分析,以避免可能错失真正的治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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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预防:保留残存β细胞功能
三级预防阶段,患者已经出现T1DM的临床症状。此时,针对已确诊患者,维持残余β细胞功能是三级预防的核心,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维拉帕米:作为钙通道阻滞剂,维拉帕米的“跨界”应用成为焦点。这款老药通过抑制β细胞应激分子TXNIP,在Ⅱ期试验中显著延缓C肽下降(图3)。发表在
JAMA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诊断T1DM的儿童青少年患者中,维拉帕米能显著延缓β细胞功能的下降速度,其Ⅲ期结果值得期待。
图3 维拉帕米显著延缓C肽水平下降
T1DM异质性:
贯穿全程的精准医学命题
“所有争论的核心命题最终聚焦于异质性。”Leslie教授总结,“从口服胰岛素到Teplizumab,临床研究反复证实:1型糖尿病的治疗敏感性受到多维因素的精细调控。”
在基因层面,HLA分型不仅决定了疾病的易感性,还直接影响了免疫调节药物的应答效果;在免疫层面,自身抗体谱,尤其是IA-2A滴度,可作为预测治疗反应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在细胞层面,β细胞的应激状态,如内质网应激指标,与药物疗效密切相关。
如何将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的临床工具?会场一位基层医生坦言道:“目前,大多数儿童T1DM的发病年龄大约在1至2岁左右,治疗窗口期非常短暂。我们对这些新兴的治疗药物尚不熟悉,而单克隆抗体等疗法仍处于试验阶段,这导致许多孩子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对此,Leslie教授表示,这确实是所有医疗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治疗窗口期实在太短。他提到,自己曾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个被诊断为T1DM的孩子在出现症状后,通常会去看两次全科医生。这提示我们,加强全科医生的教育至关重要。通过提高他们对早期T1DM症状的识别能力,可以更早地引导患者接受专业诊断和治疗,从而增加治疗成功的可能性。”
Leslie教授强调了我们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来阻止或逆转β细胞的衰退,为这些年轻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因此在疾病修饰领域,T1DM同样有望迎来同等重大的突破:
预防性治疗的普及化:随着成本的下降和预测模型的优化,Teplizumab等药物有望从“高危人群专用”走向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联合治疗策略:免疫调节剂(如抗CD3抗体)与β细胞保护剂(如维拉帕米)的序贯或同步使用,可能产生叠加的治疗效应。
超越免疫视角:肠道菌群干预、应激通路调控,甚至人工胰腺再生技术,正在实验室中孕育着下一代疗法。
以连续血糖监测(CGM)的演进为类比,从尿糖试纸到实时CGM的技术飞跃,已经彻底改变了糖尿病的管理方式。最终目标是让T1DM成为一种可预防、可控制的慢性病,甚至有可能实现彻底根治。终极答案或许并不存在。但至少在今天,技术已经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带着更好的β细胞成长。
责任编辑|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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