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会上当面顶撞毛主席，晚年却深感后悔：我不该伤他的感情

很多人都习惯将梁漱溟老人称作“梁老头”，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更多的还是对他一种由衷的认同和尊重。

究其原因，一是梁漱溟本人的确是同时代人群中的高寿者。与他同龄的人除了教员之外，还有宋庆龄、杨虎城、范文澜和白崇禧等人，相比之下，梁漱溟的95岁高龄在寿限上来讲，鲜有能出其右者。

晚年的梁漱溟

二是在行业中的地位和辈分较高。梁漱溟不仅是民主革命阵线上的老人，在教育领域也有着高深的资历。很多人将教员与梁漱溟的首次会面定格在1938年1月的延安，事实上，二人早在“五四运动”前的北京便相识相交。

1917年起，已是北大讲师的青年梁漱溟与后来任教的杨昌济成为同事和忘年交，彼时的教员恰受恩师之邀前往北大图书馆任职，并在自己家中暂居，因此每逢梁漱溟前往拜访杨昌济，为其开门迎客的大都是青年时期的教员。

其三，就是梁漱溟本人一生的固执倔强性格所致。这倒不是说他顽固不化的性格被人诟病，相反，正是这样一种对事物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坚持，成就了他“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美称。

当然，如果在措辞方面再严谨一点，应当称之为“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下的最后一位大儒家”更恰如其分些。因为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固执也好、鲁莽也罢，自始至终都是一位传统儒学的坚定维护者。

早年的梁漱溟除了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外，最负盛名的大概就是他对传统乡村建设方面的独特思想和建树了。民国初期，国内各地军阀忙于割据混战，很少有人能将精力放在探索和建设乡村上。

早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梁漱溟

除了维系统治根基而推行村政和民主改革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外，与陶行知并称为“南陶北晏”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梁漱溟是最具特色的两位代表人物。但细究之下，二人的乡村建设思想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晏阳初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强调平民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主张通过科学方法解决农村问题；而梁漱溟则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场，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路径。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农村凋零的根源在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和中国文化的失调，而中国改革和乡村建设的出路在于发扬儒家传统道德伦理，重建儒家的伦常关系、伦理本位，通过“孔孟之道”代表的儒家道德来复兴农村，实行乡治。

因此，围绕这一问题，梁老头的核心诉求便是希望以教育治理手段为主，反对动辄以行政政策手段来干预乡村建设。曾在抗战胜利后前来中国内战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曾对梁漱溟作出过非常深刻的一句点评，称“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

当然，马歇尔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和梁漱溟共同奔走调停国共内战的经历，以及梁漱溟当年那句痛斥老蒋背信弃义的“一觉醒来，和平死了”这句话而发出的感慨，虽然多少有些夸张成分，却也足见梁漱溟身上独有的一种人格魅力和文人风骨。

话又说回来，真正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还是1953年9月那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与教员关于“统购统销”制度的那场激烈辩论。

在此之前，二人也时常因为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但毕竟30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性格、脾气都摸得很透，谁也不会因为意见分歧而生出嫌隙，大都是吵完了又聊，聊完了又吵，这本身也符合教员“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一贯哲学思想。

不过，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前夕，梁漱溟还是在会上不留情面的与教员生出争执。只是，这次争吵的核心不只停留在他对政策本身的“阶级性”和直接干预的“强制性”评价方面，更多的还是为此前低价收购粮食而又将生产者拒之城市大门外的一些做法而“发声”。

本来有矛盾和分歧拿到台面上来讲是个好事，教员也比较提倡这种敢作敢为、直面问题的做法。

建国后的毛泽东

可梁漱溟接下来的言行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了，他在会上当着所有代表们的面让教员进行自我批评，并直言要看对方是否有“雅量”。面对全场紧张压抑的氛围，教员还是展现出一种独有的大局观和胸怀。他的回答很干脆，概括起来讲就是：

“你说的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那就是下一届政协会议我还会继续提名你当政协委员。”

不得不说，教员的这个回答尽显风度和艺术。而能像梁漱溟这般当面顶撞他的，也当真是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尽管梁漱溟在会上被扣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面教员”两顶帽子，但散会后的教员却明确对梁老头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一如教员在3年后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到的那样：

“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论十大关系》刊印版本

因此，梁老头虽然当面冲撞教员，但丝毫没影响他的“政协委员”身份，也没有影响他对看不惯政策举措的质疑和批评。

30年后的1983年10月，即将跨入90高龄门槛的梁漱溟在回忆起同教员的这次吵架时，意味深长的道出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毛主席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但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或许，此刻的梁漱溟不再是昔日那个不分场合、不顾情面、不合时宜的凸显倔强傲骨的梁老头，更多的是对教员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一种深深地眷念和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褪去所有光环，他更愿意将教员视为一生的知己。

梁漱溟纪念馆场景

能与自己坦诚相待的斯人已逝，梁老头又怎会不显孤寂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