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服务业“双重托举” ，贝壳董事长900万股捐赠意味着什么？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的贝壳，又在企业公民之路上迈出一大步。

4月17日，贝壳自愿性公告显示，贝壳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及控股股东彭永东拟捐赠9,000,000股A类贝壳普通股，其中50%税后资金将用于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福利，50%税后资金将用于应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的租房帮扶。

据悉，此次捐赠将设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运营。

“社会需要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而商业上的数字，是意义与责任的变现。”彭永东曾表示。对一家拥有几十万服务者的平台来说，管理层自愿性的大额股份捐赠，既体现了企业身为社会公民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对商业向善、美好居住等愿景的切实回应。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高皓表示，贝壳董事长此次捐赠，将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相关群体的“安居乐业”，从具体的捐赠方向看，一方面支持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福利，有利于这一分布较为广泛的群体敬业乐群；另一方面，支持应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租得起”、“住得好”，有利于年轻人在大城市扎根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站式新居住服务平台，过去一年，贝壳共服务了860万客户，相当于平均每一个小时，全国约有1000个家庭在贝壳的帮助下购置房产、租到房子、装修房子。

如此大体量的房产服务背后，一头是贝壳平台上的几十万服务者，其中包括房产交易经纪人、装修工人以及租赁管家等；另一头是对美好居住抱有期待的租房人、买房人，其中又有很多年轻群体。

而贝壳正在通过自发的公益行为，助力平台两端人群的美好生活，实现各方的价值共创、向上向善。

业内人士指出，贝壳此次捐赠颇具看点，资金使用的两大方向与企业核心业务能力、自身优势相结合，已经从简单的资金支持转向系统性赋能，有望通过对居住行业服务者、应届毕业生等群体的帮扶，助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帮助社会解决一些突出问题。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升捐赠效果，让资金真正落到实处，还能促进受助方的可持续发展。

从捐赠资金的用途看，一大方向着眼于平台上的服务者。当前，贝壳平台上聚集了几十万多名居住行业服务者，贝壳组织内司龄超过10年的老员工，也已经有1.4万多位，如此庞大数量员工的长期留存，来自于对“做难而正确的事，坚持长期主义”理念的高度认可。这些资金，将用于兜底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风险，让其更有尊严地提供服务、更安心地工作。

一直以来，居住经纪行业的服务人员，在各类房产交易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但他们大多长期奔波在外，身处复杂的作业环境，承担着较多的工作压力和健康风险。本次捐赠行为，将为居住行业服务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也为居住服务行业注入更多温暖与力量。

有经纪人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两大捐赠方向是用真金白银砸向经纪人痛点，给应届毕业生等群体贴补房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纪人提高带看转化率。

作为一家向上、向善，以美好居住为愿景的平台，贝壳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多年来一以贯之。

早在2008年，贝壳便推出“格林互助”计划（前身为链家集团互助金），专门帮助贝壳的新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为其提供疾病保障支持，缓解因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格林互助”已发放救助金额超6.38亿元，共救助44,849人次。

“居住领域的服务者从就业走向职业，从职业走向乐业，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在彭永东看来，人是服务的主体，贝壳通过数字化去构建人的品质、物的品质、服务的品质，但这些最终都是以服务者为载体完成交付，应该为服务者提供更多形式的支持和保障。

除了着力于保障平台服务者的权益，贝壳还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消费者，助力其实现美好居住。

本次捐赠的另一用途，便是对应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的帮扶。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城市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是毕业后的“第一课”。贝壳高管此番捐赠，将帮助应届毕业生等群体“租得起”、“住得好”，同时助力城市留住更多优秀人才，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和活力。

应届毕业生是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想要吸引和留住的核心青年人才。近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北京将在毕业季启动面向在京就业创业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住房租赁。同时，开展“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试点，针对行业特点满足“一间房、一张床”多元化住房需求。

从行业角度看，在“租购同权”等时代背景下，贝壳以实际行动助力租客群体，体现了头部公司的实力及社会公民责任感，也将在新居住行业起步的路上，助力行业向上、向善发展。

“当下，企业家的公益慈善行为已从单向捐赠转向价值共创，‘向上、向善’成为重要的价值主张。修改后的《慈善法》对慈善组织、募捐、捐赠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定，有助于营造激励捐赠人的社会氛围，从而引导更多慈善行动，共创更美好的未来。”高皓表示。

股权架构设立始末

本次股权捐赠背后，也让贝壳的股权架构设置及高管薪酬等问题得以明晰。

市场一度出现贝壳高管“年薪上亿”的表述，而实际上该股份薪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年薪。

时间要拨回到2022年，许多中概股企业选择“两地上市”，为企业增加安全垫。当年，贝壳也在香港成功上市，在市场风波中有效地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原表示，在港交所上市过程中，贝壳采用同股不同权（WVR）架构，将股份划分为A类（每股1票投票权）和B类（每股10票投票权）普通股。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8A.12 条的明确规定，采用同股不同权（WVR）架构的公司必须确保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受益人实益拥有其已发行股本相关经济利益的占比不低于 10%。

但在贝壳创始人左晖离世之后，其持有的超级投票权将不符合联交所的相关监管规定，为了继续满足联交所的这一合规要求，贝壳通过向彭永东授予限制性股票来提升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同时，还实施了其他一系列必要的安排，从而确保同股不同权（WVR）的治理结构依然符合《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在会计处理上，这些限制性股票采用“直线摊销法”，在每年的“股权薪酬”科目会产生较大数额，但并非一般理解的年薪。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专业委员会委员，“荣正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郑培敏也表示，贝壳高管薪酬备受关注，源于 A 股与港股薪酬披露规则的差异。

在 A 股市场，薪酬披露主要遵循证监会相关指引，通常仅涵盖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这类现金收入， “股权激励“则按照可行权股数、已行权数量、行权价以及报告期末市价单独列示。所以，大众在 A 股公司年报里看到的高管薪酬，并非高管从公司获取的全部经济收益。

反观港股市场，其披露规则与 A 股截然不同。港股上市公司披露的高管薪酬，不仅包含薪金及奖金，还有容易引发误解的股份支付薪酬。此外，股份支付薪酬并非公司实际的现金支出，却常常被外界当作高管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而其实际上只是一个会计上的处理。

《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俗称 “白皮书”）多年来持续追踪 A 股薪酬披露情况。从其历年报告数据可知，A 股高管现金薪酬水平与港股披露值存在比较显著差距，这正是源于二者披露规则的不同。在 A 股仅聚焦现金薪酬披露时，港股已将股份支付薪酬纳入披露范畴。

郑培敏指出，在港股资本市场环境下，向核心高管授予股份支付薪酬，是诸多企业维持股权架构稳定、促进市值提升的有效手段。从实际操作以及行业通行做法来看，相关薪酬安排是综合权衡企业发展需求、资本市场规则等因素后确定的，不应该单纯地误解为 “天价薪酬” 。

郑培敏还指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散户”较多，导致“吃瓜文化”盛行，甚至盖过了严谨专业的商业文化。一些人刻意忽略背后商业逻辑，用“天价薪酬”当作流量密码，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营企业形象。

贝壳2024年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贝壳有约36.22亿股普通股，其中包括约34.78亿股A类普通股；及约1.44亿股B类普通股。其中，彭永东持有A类普通股0.81亿股、B类普通股1.00亿股，占已发行股本的5.0%，本次捐赠约占其持有股份的约4%。

贝壳在财报中也披露，自公司于2020年8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以及2022年5月公司的A类普通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以来，彭永东未曾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过其实益拥有的公司任何股份。本次A类普通股的捐赠行为，也不会影响其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