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国务院以“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为主题,进行第十三次专题学习,这是总理第一次专门关注预期管理。而在这次专题学习之前,国务院高层集体到全国各地调研,去了六省市,分别调研消费、国内外企业、外贸、国企改革和区域应急、防洪减灾、养老和民生保障等。
注意这次大调研和集体学习,是在特朗普发起关税战之后进行的,但外贸仅仅是其中之一,并非核心主题。而本月下旬将研究一季度经济情况,很多人非常期待届时推出增量刺激政策,尤其是金融市场机构们。
但对于增量刺激政策,国家仍然是一贯的表态,就是手里头有储备,也有很多工具,但要“择机”。
这看上去是在卖关子,而且自今年3月两会至今,从决策层到各相关部门都是这个态度,甚至这周连统计局也说“会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推出增量政策,丰富的政策工具箱是应对外部冲击和挑战的保障”,这就让金融市场机构等感到无法理解,觉得国家根本不懂什么叫“预期管理”,一直在画大饼。
且慢,有没有一种可能,同一个名词,金融机构和国家决策层的认识截然不同呢?
过去,在国内,金融行业一直属于高高在上的特殊行业,只有金融能够对几乎所有其他行业、所有工作进行批评和指导,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系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建立,以美国作为模板,而现在的美国就是“金融至上”,于是潜移默化的就以为在中国,金融也应该凌驾于一切行业之上。
在10年前,金融也确实享受到了特殊待遇。最突出的表现有二:
一是提出增加金融行业增加值占比,促进金融行业发展。“十二五”期间提出5%的比重目标,然而很快就大幅突破,2015年底达到8.5%,后来甚至一度逼近9%,占比超越了“金融至上”的美国;
二是决策者特别注意倾听来自金融行业、机构、人士的声音。最突出的代表就是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对权威人士的采访,全文长达一万多字,非常坦诚的进行了沟通,在这次采访中也首次正式谈对“预期管理”的认识,提出“宏观调控本质是预期管理”“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提高舆论引导的可信度”等。
而这位权威人士一般认为是当时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当时也确实非常重视与金融行业的沟通,陆家嘴论坛成为官方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的桥梁之一。那段时期也是金融行业最红火的时候。
但问题是,金融行业本身不直接创造实体价值,而是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间接促进价值创造。虽然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高跟银行业比重大有关,但8.5%甚至9%的增加值也确实太高了,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这跟国家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初衷严重不符,国家扶持金融业发展,是希望金融业服务全国,而不是只肥了金融自身。
也就是从那段时期开始,金融行业习惯了被单独、特殊对待,习惯了政府有什么决策要先征求金融行业的意见,金融行业对现状有什么意见,国家要耐心、主动倾听。大家不妨回忆下最近十来年,看看是否如此。
但很快,国家和金融机构的认知出现分歧,而且分期越来越大。
“预期管理”就是典型。
“预期管理”来自金融领域,大概在2001年前后,由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在前人基础上正式提出,认为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更容易获得,因此微观主体对预期更加敏感,微观主体的主观感受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提出央行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可预见性,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货币政策利率形成更一致的未来预期。
之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政策承诺理论,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政策承诺机制的可信,如此预期管理才能有效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差得太远,对这些理论成果,主要是学习、吸收。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越来越重视预期管理,强化与金融市场机构的沟通,中国也开始重视。
正因为预期管理本就来自美国和金融领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搞预期管理,自然注重同金融行业的沟通。
但要注意,后来,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模式就开始彻底分开,美国继续大搞金融至上,而中国回归制造业为本,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典型代表就是2015年提出的2025年中国制造目标等一系列规划,现在美国也开始反思,认为中国的模式才是对的,认为美国也应该回归制造业为本。
尤其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决策层对预期、预期管理的认识有了根本变化:认为预期管理绝不仅限金融领域、货币政策,而是要更加宏观,涉及到方方面面。
比如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后紧跟着“六稳”,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时候“稳预期”已经单列了,不再跟金融捆绑。
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认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就是需求和供给,而国家把预期与这两个最核心的放在同一层次,很显然,在中国,预期已经远远超越金融这个小池塘,成为国家全局要考虑的重点。
本周给国务院集体学习授课的就是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他一直强调预期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现在不是简单的供需失衡问题,供需仅仅是病灶,而预期才是病根,认为国家要想解决内需不足等问题,不能仅瞄准病灶,更要想办法解决预期和信心的病根。高培勇过往的各种表态,也基本是着眼全局,并非站在金融领域谈预期。
2021年之后,中国的预期管理,与美国、金融机构通常理解的偏差越来越大,2023年预期管理就已经彻底超越了金融,只是金融机构习惯了美国的模式,还以为提到预期管理就是在说金融和资本市场,这误会就大了。
于是,2023年成了政府决策和金融市场机构之间摩擦特别激烈的一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不满情绪特别大。比如2023年7月决策层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当时金融机构就认为要大放水、大刺激了,觉得6月请来辜朝明发力起到了效果,然而事实上,国家说的“活跃资本市场”,跟金融机构想要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注意,小镇不做价值判断,不谈应该是什么,重点是说清楚政府到底在想什么,说清楚客观的事实,这是分析政策最重要的。
到了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就更不一样了,把原来“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传统表述,修改为“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但位置从最后跨越到“三稳”之首,“稳预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其关键的关键词,代表了长期决策方向的调整。。
这时候,金融机构们就应该明白,金融、资本市场仅仅是稳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直白的说只是重要的辅助部分。这在2023年10月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注意强调的不是金融的盈利性,也不是金融行业自身的壮大,而是“政治性、人民性”;还要求金融要服务全局,也就是“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话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但几十年的思维惯性很难扭转,尤其是美国仍然继续推行金融至上,这种反差或者说不甘就越来越强烈了。
于是本周集体学习“预期管理”,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机构对增量刺激政策迟迟不来非常不满,认为明明说“预期管理”,但就是不提供真金白银的预期支持,非常失望。
本质就是决策层与金融机构对“预期管理”的理解差别太大。
比如在金融机构看来,2016年提到预期管理时,强调政策要稳定,将其理解为在去年924加强刺激之后,应该继续保持强刺激的方向。
但金融机构忽略了2016年的另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越明确,落实越有力,市场预期就越好。反之,如果我们还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场就会担心迟疑、无所适从”,从2016年开始,从过去特别在意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转变为更重视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面对短期波动,要更有战略定力。
同样的,2016年提到预期管理,强调的也不是仅倾听金融机构的声音,而是强调“说清政策目的和涵义,减少误读空间,及时纠偏,避免一惊一乍”,只不过当时跟金融机构的沟通非常密切,以至于让金融机构产生了误解。
回到现在,对于增量刺激政策,国家的政策一直非常稳定,对外表态也很统一,一直说的就是做好了政策储备、将择机推出,根本没有变过。恰恰是以金融机构等为代表的,总是“一惊一乍”,稍有风吹草动就想当然得认为要推出增量刺激政策了,而且自己想象一个规模,就是没有好好理解官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也正是因为金融机构们总是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拒绝接受现实,这也导致决策层对金融的耐心不断消磨,以至于后来大幅减少跟金融机构的沟通,从过去倾听、安抚,转变为要求金融机构如何如何做,最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说的够直白了,结果还是没听懂,或者不愿意听懂。
如果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群体,仍然活在过去、活在美国、活在想象中的世界,那就一定会对“预期管理”等等决策越来越失望。
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金融机构们有真本事,何必指望刺激政策呢?为什么不立足现有条件,去资本市场赚取利润、去国际资本市场闯荡、求收割美国的机构们呢?就如过去这几年机构们一直抱怨大环境不好,但是DeepSeek的母公司幻方量化,业绩就很好啊,人家怎么做到的?
如果说金融机构还需要指望政策倾斜来盈利,那金融机构自身的专业性如何体现?熊市里赚到钱,这才叫本事,否则掌握更多资源的专业机构跟散户区别何在?
至于增量刺激政策,确实储备了,而且工具箱储备充足。但还不是推出的时候,金融机构们过于在意特朗普、在意关税战,看到其他中小国家很紧张,就觉得天塌了,忽略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本质不同,于是质疑为什么如此紧迫了还不加大刺激,就不理解。
但站在更高的全局层面,站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持久战、消耗战的历史视野,现在的压力不算什么,增量刺激政策要留在真正关键的时刻,要顶住真正的冲击,这个冲击并非关税战。
国家理解的“预期管理”是全局、长远、战略性的,着眼几十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光明的未来”;绝非金融机构狭隘理解的政策刺激、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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