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教师：中国高校教师跌入“社会底层”？

本文转自：哲学人

摘自《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

2012年11月上旬，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程代展研究员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表日志，称作为研究生导师的他极为看重的、具有优秀科学家天分的爱徒居然拒绝当科学家，选择去当中学教师，使他极度惋惜和倍增挫折。

该日志当天回帖500余条，引发了“逃离科研”的大讨论，不同年龄层的网友在百花齐放之后，渐渐趋同于“生存困境”的共识。

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从1999年高考扩招改革，当年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5万人，增幅为41.7%，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大众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一座座新校舍、一栋栋教学楼拔地而起，中国大学的“硬实力”迅速提升。

同时在治理结构方面，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落实和加强党委、校长职权，各职能部门强化行政管理方式，行政化倾向日趋明显。

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了学术资源，“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

2010年，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此外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拥有更丰厚的课题经费，担任行政职务甚至成为获得教授职称的重要捷径之一。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在许多高校出现了教授、副教授争相竞聘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的奇怪现象，以变相任命制为主导的人事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着高校“唯上”“唯官”的氛围，污染着大学的“本源”。

高校行政化的表现之二是行政指令配置资源。

能否得到科研机会和资源，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能力、项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及规律，而是依据一些行政指令和规定，“一刀切”地设置种种门槛，资源和机会的配置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一段时期要培养某种“拔尖人才”了，各有关部门都按照同一标准向这类人群集中配置资源和机会，使其应接不暇，并导致重复性研究、一份研究报告“通吃”若干部门。行政力量对科研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常常违背了科研自身发展规律，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和高校教师发展机会的严重失衡。

行政化的表现之三是学校的行政部门日趋庞大、臃肿，一些大学的行政后勤人员远超过一线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

多家行政部门掌控不同的权力和资源，且各自为政，下达各种项目和任务，要求填写或撰写各种表格和总结，综合管理一线教师。

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线教师疲于应付完成各个部门的任务和考核指标，成了标准化生产线上的计件工作者。

▌高校“市场化”与收入差距

扩大学校的自主用人权，实行聘用制、灵活用工、人事代理，采取岗位管理、岗位工资，推行绩效考核、绩效工资，建立课题申请和主持人项目组制，搞活内部收入分配和津贴、奖励，允许和鼓励教师的校外兼职（自办公司），推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推行住房的市场化等，被统称为大学的“市场化”或“企业化”。

这一改革增强了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了教师的收入。但突出的问题是教师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调查显示，大学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收入差距达到5.9倍，副教授中这一差距为4.5倍。

若不做分组，同一职称内部的个人收入差距更大，教授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15倍，副教授之间是23倍，讲师是25倍。部属院校和市属院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高收入层，部属高校高出市属高校近10个百分点。

对日本国立大学的调研显示，教授最高级俸与最低级俸的收入仅相差1.4倍，副教授相差1.5倍。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影响了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市场化”竞争导致的教师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在成为导致高校教师积极性和创造力下滑的重要因素。

高校的“行政化”与“市场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调研中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地位偏低

与其他行业的薪酬相比，中国大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偏低。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卡内收入低于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而日本高校教授的年收入仅低于飞行员，居各行业第二位，副教授居第四位，讲师居第八位。

在香港，高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在全社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同，同时拥有比较丰厚的住房津贴或校内宿舍等。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市场经济下的薪酬体系不是无序体系，一般来说，对市场反应最敏感的是企业，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常被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定位为社会薪酬的“中轴线”，并以此来规范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

大学教师因工作性质、复杂程度、人力资本前期投入巨大，一般处于社会薪酬“中轴线”以上，这是一种相对合理公平的薪酬制度安排。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与真实的市场景气指数存在差距，而民营企业更贴近真实的市场，可考虑以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为中轴线，使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大学行政领导和教师的收入分配的数量与实体经济有机链接，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国民收入增减相挂钩，避免脱离经济发展、“单位本位主义”的滥发工资且导致通货膨胀，以及无依据地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的不公感。

同时，“中轴线”随经济景气和不景气上下浮动，又成为政府、国有企业、大学等部门涨薪和降薪的主要依据，避免行政指令导致收入分配脱离市场、工资只能涨不能降的制度性尴尬。

高校的行政化对行政等级较低的年轻的博士教师更为不利，市场化和企业化对职称和名声都较低的年轻博士也更为不利。行政化和市场化、企业化彼此叠加起来，将年轻的博士教师们置于一个特殊的困难境地。

博士们说，读了20多年书，收入不如初中毕业的农民工。

一位博士算了一笔账，北京市的技术工人月收入已经有三四千元，有的达到了5000多元，而自己得到收入中的国家部分是1100元，学校给的是2500元，加到一块不到4000元。

▌市场化下不断加码的高校绩效考核撕碎教师的有限精力

面对愈演愈烈的高校“市场化”，管理者未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增加政府的高教投入，改善教师的薪酬结构和工资待遇；而是试图通过绩效考核的加码达到控制工资外收入、让教师回归课堂和科研的目的。这些指标包括：

本科生教学、带研究生、发表论著、主持课题、到校经费、获奖获证和获政府批示的数量，有些指标高得离谱，如一学年450时以上标准学时，一年三篇论文一篇SCI、SSCI、A&HCI或CSSCI，三年一本书等，绩效加码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倒使大学学术造假问题凸显，普通教师忙于应付，超时工作成为高校教师的常态，许多教师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调查表明，教授每天工作低于8个小时的仅有5.6%，工作8～11.9个小时的占67.9%，12～15.9个小时的占24.3%，有2.2%的人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副教授每天工作8～11.9个小时的为77.3%，每天工作12～15.9个小时的为11.3%，有0.7%的人日工作时间16个小时以上。

绝大多数大学教师的日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另外，教授每周工作6天以上的高达74.9%，其中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的高达36.3%。副教授周工作6天以上的占52.6%。职称越高者绩效压力越大，工作时间越长。

▌针对青年教师的制度安排

青年教师面对结婚生育、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生活压力；面对教学、科研等工作压力；面对还房贷、维持生计等经济压力，这是青年教师无法回避的生涯阶段。问题的关键是大学的制度安排，如何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劳动。

调研发现，许多高校的教学辅助人员不辅教师，专辅行政，年轻教师被用来做杂事。一些教授无法获得教辅人员的服务，要么事无巨细自己干，要么将杂事压至年轻教师，“在杂事中锻炼，先抬轿子再坐轿子”的制度安排将精力最充沛、科研想象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学术青春期”消磨于杂事之中。

同时，青年教师因入职时职称低、薪酬低，为排解大城市物价上涨的生活压力，会挖空心思在本职工作之外寻求生财之路，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高校青年教师未来的学术发展潜力。在香港，大学实施“实任制”，学校与年轻教师签订固定年期合同，规定学术绩效指标，三年中期考核，合格再续聘，六年考核合格后实行“实任”，可聘用终身，不合格者离开。

六年中不让青年教师做杂事，每学期承担一门课，学校为年轻人提供无忧的薪酬保障、优厚的科研经费和研修机会，青年教师必须在六年时间里毫不松懈地努力搞好科研，创造性研究成果大量产生，并为以后的科研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日本高校的制度安排与香港近似，年轻教师没有做杂事的资格，主要任务为进修和科研，学校为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出版补贴。越年轻的教师科研时间越多，越老的教师事务性工作越多。这种制度安排似乎更符合科研创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