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检测出DNA就是性侵证据不足吗？

　　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大同订婚后强奸案二审宣判后，网上突然多了很多“STR专家”，抓住之前媒体报道的上诉书中提到受害者“处女膜完整”、 “送检的女方内裤、阴道擦拭物、卫生纸上可疑斑迹中均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坚决认为没有在受害者下体检测出男方DNA，就意味着双方根本未发生性行为。

　　其实这种说法连起码的逻辑都不过关，而且这些突然冒出来的STR专家，几天前恐怕连STR是什么都不知道。

　　STR是指 short tandem repeats，短串联重复序列，也有叫做微卫星，或者 simple sequence repeats（缩写SSR），是指基因组里两个或多个核酸序列重复。DNA的序列是ATCG四种碱基来构成的，比如在人类基因组的某个位置上出现了AGAGAG这样的重复，这就是一个STR。

　　STR的特点是人群内有极大的多样性。比如上述我们举例虚构的一个以AG为重复单位的STR，可能在我身上是3个重复，AGAGAG，在你身上就是4个了，是AGAGAGAG。由于这样的多样性，遗传学家可以利用STR来构建一个区分不同个体的遗传学图谱。

　　STR图谱在现实中最大的用处便是法医学的DNA检测。

　　人类基因组上已知的STR位点超过一万个。但实践中，法医DNA检测不用去测一万个STR位点，实际上连100个都不会测。这是基于概率。

　　假设某个STR位点A，人群里具有特定“基因型”A1的比例是10%。这样我们测100个人，可能有10个人是A1，没法判断具有该基因型的血迹具体来自何人。可是如果我们再加入一个与上述STR位点完全独立的另一个STR位点B，该位点具有某个特定基因型B1的比例也是10%。两个位点都测一下，基因型是A1B1，概率就只有1%（10%*10%）了。

　　在法医学历史上，美国最早只用13个STR位点，因为根据概率，这已经是千万人里都不会有重复的了。推算出13个STR位点可以确定一个人独特的基因组图谱，还和中国有点渊源，因为那是现在复旦大学校长，遗传学家金力教授早年在美国的研究成果。

　　美国FBI负责维护的DNA比对库叫CODIS（DNA联合索引系统），里面的主力DNA档案就是STR，2017年以前都是13个STR位点，17年后扩展到20个。

　　STR可以精准地对应到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采集到的样本都能构建出完整的STR图谱。

　　因为DNA会降解，也可以被破坏。实际上考虑到DNA检测可能出现不理想情况，美国的CODIS允许录入不完整的STR，只要有8个STR，对应基因型在人群里的概率小于千万分之一就可录入国家级数据库（CODIS有国家、州、地方三个级别）。

　　性侵案里，司法、法医机构同样要考虑DNA检测在现实中的局限性。

　　性侵案件里检测DNA，其实是检测有多少DNA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身上，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绝对标准。

　　大家一般想到的会是男性罪犯射精留下的体液。“理想情况”下，如果罪犯留下大量体液，法医能及时采到样本，中间没有出现清洗等能清除罪犯体液的情形，STR检测找到罪犯的DNA难度不大。

　　可是罪犯犯罪时从来不会去考虑给法医创造理想情况。有些罪犯可能使用避孕套，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射精或射精很少（注意中国强奸罪的标准是插入，不是射精，因此即使没有射精或者没有证据显示在受害人体内射精，仍不能免罪，也不属于强奸未遂）。

　　性侵案对受害人的创伤也意味着不少受害者事后可能会清洗，影响之后DNA检测的灵敏度。也不是所有受害人都能做到尽快报案。这些当然不能说是受害人做错了什么，在性犯罪中，有错的永远是且只是犯罪者。只是罪案中的法医检测不得不面对各种客观条件限制。

　　在美国，大多数地区有针对性侵案的72小时规定，即只在案发后72小时从受害人身上采集DNA。之所以有72小时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这是阻断大部分性传播疾病的窗口。而嫌犯DNA检测出的时间，实际个案差异很大，但还是遵循离犯罪时间越近越有可能成功获取DNA信息的规律。

　　大同强奸案二审宣判后，网上一些突然冒出来的STR专家搜集文献说案发后多天都有在女性下体检测出男性DNA的例子，以此为据说大同案里没测出DNA就是没发生性侵。

　　比如很多人引用一篇2015年发表的关于Y染色体STR检测的论文：

　　说这篇论文里显示没有检测出精子的样本里也查出了Y-STR，所以大同案里STR阴性就是根本没发生性行为。

　　但实际上这篇论文摘要里明明说了，成功检测出Y-STR（检测出三个位点或以上为标准）的是30%，要是检测出相对完整Y-STR（10个或以上位点）的比例只有21%。

　　其实这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2016年爱尔兰的一项法医分析显示超过48小时，阴道、肛门采样检测出精子的可能性会大幅降低。

　　DNA检测仍然依赖于包括精子在内的细胞样本，由于时间、环境等因素，当这些细胞样本难以检测到时，DNA检测的难度也会增加。

　　英国2017年修订的性侵样本检测建议里，建议性侵发生后，168小时内的阴道样本， 72小时内的肛门样本， 24小时内的口腔样本，适合做DNA检测。但这种检测建议只是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更有希望检测出嫌疑人DNA，既不是说过了这个时间绝对检测不出，也不是说在这个时间内绝对可以检测到。

　　包括STR检测在内的DNA检测，必然受到实际犯罪情况、样本保留状况，以及具体检测实验的条件等多个因素影响——有些实验室用的仪器灵敏度更高，有些则可能差一些。

　　DNA检测在法医中的应用是帮助受害者，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方式、更大的机会找到真凶，不是用来消灭其它证据，限制受害者寻求正义的机会。

　　大同强奸案里，虽然 “送检的女方内裤、阴道擦拭物、卫生纸上可疑斑迹中均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但在床单上检测出精斑、混合DNA，案发后不久的行车记录仪录音里嫌疑人承认发生了性关系，警方笔录里嫌疑人依然承认这一点，甚至在案件审理时，辩护方也没有否认发生了性关系，只是辩解女方没有反对发生性关系（参考）。

　　网上那些信誓旦旦双方没发生性关系的STR专家们，是你们在场，还是被告在场啊？

　　另外，必须要指出，即使在建立疑罪从无原则很久的欧美，刑事案件有罪的“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如今网上一些人宣传的“口供都不可靠”、“不能仅凭口供定罪”。

　　例如，202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上诉法院的判例明确了强奸案中，即使是受害人单方面的指控，也可以作为充足的证据来定罪。

　　注意，这不是强奸案特殊处理，而是让强奸和其它犯罪一样。

　　排除合理怀疑没有特别的公式，不是说有了DNA就能排除合理怀疑，口供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以美国为例，检方、法官、陪审团都会考虑受害人指控的可信程度，包括是否有动机撒谎，指控内容是否合理等等，辩护方还有机会在交叉盘问时提出质疑，寻找供词中的漏洞。

　　当某个案件仅凭被害人的指控就定罪，并非有人说XX欺负了我，这XX就被关进了大牢，而是经过整个诉讼审理过程，法官/陪审团确信，虽然只有这单方面的指控，但这个指控足够可靠，足够排除合理怀疑。

　　如今有一种非常荒唐的观点，觉得性侵案很容易诬告。实际上，欧美统计显示强奸指控里只有2-6%属于不实指控，和其它犯罪的诬告比例没有差别。如果你每次进商场从不担心被喊是贼，你就没有道理担心有人诬告你不轨。

　　回到大同强奸案，这也完全不是受害人单方面口供定罪，受害人的瘀伤、房间内窗帘被烧的痕迹、电梯监控里的拖拽、拿走被害人手机，这些物理证据都在验证被害人的指控。

　　反观坚信被告冤枉的“网络速成STR专家”们，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除了认为被告承认发生的性行为并没有发生，还有什么？女方收了彩礼？《刑法》、《刑事诉讼法》里哪一条写了彩礼等于性同意？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这三个字有那么难懂吗？英文里“不”也很简单，就两个字母，No，如果连这两个字母都不懂，那么也没必要来扯三个字母的STR了，那个更懂不了。

　　参考资料

　　https://www.fsigenetics.com/article/S1872-4973(14)00231-2/abstract
https://evawintl.org/wp-content/uploads/SAR10-3-1TimeLimitsforConductingaForensicExamination.pdf

　　https://pure.port.ac.uk/ws/portalfiles/portal/42751462/Katie_Jetten_Final_Thesis_For_Submi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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