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顾：忆当年淮北知青岁月

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却不知道市北郊有这么个彭浦车站，听说以前是货场，因知青潮才改作现用，车站无任何设施，全在露天。

　　五月的灿烂阳光下，人山人海，到处乱糟糟。有满头大汗找行李的，有大呼小叫唤人的，长辈们则抹眼拭泪千叮万嘱。我呆呆的看着那两根乌黑铮亮的铁轨，一直向前延伸，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方。随着火车的一阵汽笛声，如同下了一道命令，人们齐刷刷的痛哭起来， 车上车下的手紧牵着不肯放，更有嚎叫跺脚的。母亲已哭软了，被弟妹们搀扶着，父亲一改往日的威严，也在抹泪，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列车缓缓向前，亲友们纷纷小跑紧跟着，渐渐地越来越远，直至看不见。

1970年5月临下乡父亲拍下我与妈和弟妹的合影，左一是我　

　伴着轰隆轰隆的节奏声，车轮滚滚飞驰，车厢内已恢复了平静。大家都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在议论已到了哪儿？这是一条较宽的大河，河水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金黄色涟漪，两岸的坡度很大，并且水位较长江低，凭着我的地理知识知道这是淮河，马上就要进入淮北，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在一个集镇上——四铺公社所在地。在大家被集中时，我乘隙打量四周。这是一个不大的集镇，除了公社大院是砖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泥屋，不长的集市沿街摆着粮食、蔬菜、鸡蛋等等的小摊子。摆摊的农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地蹲着。午饭是在公社大院内吃的，白菜猪肉粉丝汤、白面与高粱面相拼卷成的双色馒头。我被那巧克力色的夹层诱惑着，忽然觉得一定很好吃，拿起一个就咬。哎呀，又苦又涩，呸！呸！连忙吐掉。食堂的老头挎着箩筐拾着满地的馒头，边摇头边叹气：“这可是我们过节时才能吃上的好饭菜呦！”

　　我与雅雯、阿丽分在小张家生产队，俗称“东南张”，因为在大队的西北端还有一个庄叫“西北张”。“西北张”因地形很圆，村外围着一圈土沟，所以又称“磨盘张”，而我们这个村被人称作“鸡别张”。早先村里很穷，终年操劳不得温饱，姑娘、媳妇便结伴而出，她们穿着宽大的衣衫，走村串集，每到无人之处就偷鸡，将鸡头往翅膀下一掖，别在裤腰上，然后卖掉糊口，所以落得个“鸡别张”的臭名。

　　我们三人如出门赶集什么的，有人问：“学生娃，你们什么庄的？”，“小张家。”“什么张？”……不作声“是不是磨盘张？”我们便含糊的“嗯……”　

　第一次劳动是拉犁，十几个人一组，纵横排列，每人一根粗绳，一头系在犁上一头套在肩上，随着口号声迈步。我低头弯腰，绷紧绳子，脚踩着松软的土地总觉得摇摇晃晃站不稳，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累，不一会儿肩膀就火辣辣的疼起来，但我仍用手拉紧绳子更用力的向前迈步，直累得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被翻松的沙地里不时钻出蜥蜴，吓的我们大呼小叫，我平时虽然胆子较大却也胆战心惊的频频跺脚，害怕他们会钻进裤脚里。

　　收工回家的路上，社员们议论说：“知青娃娃都下力。”可是我知道下巧力的是雅雯，她虽然弯着腰，可始终将搭在在肩上的绳子绷的不太紧，阿丽因为个子矮将肩上绳子绷的很紧，果然晚上擦身的时候，阿丽的肩膀最是通红。

　　麦收了，家家户户都改善伙食，说是改善其实不过是在杂面里多掺了些白面，汤里多洒几滴香油罢了。

　　割麦了，队长分给我们一小块地，三人并肩排开，左手反抄麦棵、右手贴地挥镰，刚开始割的时候觉的新鲜，也顺手。时间一长手酸得挥不动了，特别是腰累得伸不直弯不下，头低久了觉的一阵阵发晕。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渐渐的她们落在了后面，两人都在低头抹泪。阿丽落后倒好说、她的镰刀是最差的，可雅雯的镰刀是她挑了半天、再三比较过的。看来体力劳动不但要靠体力和坚强意志，劳动工具合适也是至关紧要。　

　休息的时候我捡了很多鸟蛋，像鸽蛋那么大，有青灰色的、花白相间的、布满麻点的，她们说不能要，可能是蛇蛋。笑话！蛇洞都在阴暗潮湿的田埂边，哪会在干燥的麦地里衔草做窝？再说管他什么乌龟王八蛋，能吃就行。晚上，我将这些小混蛋放在盐水里煮熟后一吃，嘿！真香，在那没有雀巢咖啡的年代，这雀巢蛋确实是“味道好极了”！

　　麦收打场时碾碎的麦穰柔柔的、软软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清香，麦穰是队里牲口整个冬天的饲料。堆麦跺是技术活儿：用桑木杈叉起一蓬蓬麦穰高举过头，用力甩到跺堆上，由上面的人接住码堆。我站在松软的麦堆上忙得不亦乐乎，东边堆好西边塌了，这边码好那边掉了，我无可奈何的坐在麦跺上干瞪眼。后来在副队长耐心的指导下总算顺手了，渐渐的有些形像了。下部稍小、上部像屋檐一样稍稍的向外延伸，顶部再渐渐的收拢成坡形，造型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巨型白蘑菇，比村里所有房顶都搞。休息时，我坐在这高高的“白蘑菇”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吹着黄昏爽爽的风，看着天西边阵阵千变万化的火烧云，真有些陶醉了。　　以后每当我们外出晚归，疲惫不堪时，远远看见麦场上这大大的白蘑菇，便会脚下生风，快步如飞的赶回家。

　　我们三人的知青安家费早就发到队里，可队里始终挪作他用，在我多次上公社说理，磨破了嘴皮，才在麦收后为我们盖了新房，添了床、桌凳之类，总算像个家了。乡亲们说我：“小沈，你咋这样傻？三人的事就你出头露面，得罪人。”由于我长得高大，虽然干活肯下力，但是说话不知轻重，所以大家都叫我“傻大妮”。

　　淮北没有大米，吃小麦、高粱、玉米、红芋干等。这些粮食都要磨成粉，队里有磨坊只要套上毛驴、蒙上驴眼，拿根小树枝边抽它屁股边吆喝：“得儿……驾！”它就会沿着磨道团团转圈，喝声“吁”它就会停下。

看着既简单又有趣，毛驴乖得就像我家的猫咪那么听话。可是到我们手里就不行了，怎么拽、它也不肯迈步，它歪着头用那聪慧秀气的眼睛斜着看我，长睫毛忽闪忽闪似在说：“看你拿我怎么办？”我举起鞭子还没抽，它倒撒起泼来，昂着头大吼起来：“吭——”声音大，像极了轮船的汽笛声，然后又低头倒吸气“嘎吱、嘎吱”的叫，好像要把前面所吐放的痛快都收回一样，直笑得我们三人捧着肚子叫妈。

好不容易把它套上了，由于我们“得儿……驾”不会卷舌音，它装着听不懂不理不睬的。急的我猛抽它屁股，同样气急败坏的它恶作剧地拉起屎来，边走边拉搞得磨坊里乱七八糟、臭气熏天。在我们手忙脚乱打扫卫生时，它无所顾忌的偷吃起面来，把碾盘一圈的面差不多吃完了。雅雯气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只好请来饲养员收拾它。也怪，那畜生一听见饲养员的骂声：“叫你欺负人，叫你欺负人！”还没打它，它即乖乖地“得儿得儿”地跑起来。真想不通，对付牲口也得讲学问。

　　虽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可队长不喜欢我，总想支我走。农闲时节他说：“小沈，你能说会道、嗓子又好，让你去宣传队吧！”我一听高兴的跳起来，正中心怀，当时就赶到大队去报到了。

　　宣传队共有六七个人，由大队团支书负责，走乡串村，传达中央文件（那年头文件特别多），也带些唱歌跳舞之类的演出。由于我嗓音清脆，加上从小在少年宫艺术团练就的唱歌跳舞基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台上台下，老乡们的眼睛都爱随着我转。记得当时我最爱唱，乡亲们也最爱听的歌是《大寨之花》，村里的小孩一看见我就学：一道清河水……

　　宣传队都是吃派饭，由大队给东家发伙食费，所以每天是白面馒头、鸡蛋烙饼换着花样吃，一个月下来我胖了许多。晚上我把乡亲们塞进我口袋的红枣、花生给雅雯、阿丽她们时，她们不无嫉妒的说：“你小子倒因祸得福了。”　

　大队团支书高个、黑脸、大嘴、张开嘴满口黄板牙，就像嘴里横塞了一棒老玉米，张口未说话先喷蒜臭气，我最烦他。可他却总是借口接近我，每次说话时那双贼眼滴溜溜乱转，看得我心慌意乱，直想逃，有次竟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多次对我说：“沈，你要好好接受再教育，多接近贫下中农，听贫下中农的话，以后招工我一定推荐你。”言下之意首先是亲近他，听他的话。使我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宣传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队长的眼皮底下。　

　队里卖小麦分了一些钱，我们商量着出去玩玩，去哪儿呢？我说去宿县专区吧，专区级也算是中等城市，肯定比较热闹。

　　每日一班的长途车开走了，我们只得靠自己11路走着去，淮北的夏天暑气逼人，尤其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越走越热，嗓子干的直冒烟。双脚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觉得两团火焰由下至上的升腾起来，燃烧着浑身的肌肤，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我脱下草帽边扇风边想，这样下去怕要中暑的，得想个办法。三人决定像男生一样搭车，于是我站中间，他们左右两旁，三人一字形在马路中间排开拦车。那时的公路车不多，司机老远看见我们加大马力一冲而过，使我们躲避不及，差点被压死。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努力总算有人同情我们，让我们兴高采烈的上了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人，我又一次发扬风格站在卡车上面。　

下岗后我考了导游证

　宿县城区规模很小，居民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泥墙草顶，最好的建筑是地区机关楼，青砖红瓦三层高，尽管这样还是让我们过了城市瘾。在那些并不繁华的商店，也不高级的影院里，很快花光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钱。

回去的车票卖完了，我们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她们两人愁得不行，明天没钱买票，怎么办？我却不急，怕什么？大不了像来时一样回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半躺在床上笃悠悠的唱起歌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条大河波浪翻……”

“谁呀？唱得这么好听！”意犹未尽的我被清脆婉转的声音打断了，来人是个年轻妇女，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打扮入时，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坐下细谈果然是北京人，原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因父亲牵连林彪事件，被打倒靠边站才复员。父亲关进去前托付自己司机照顾她，被带回了司机的老家，可是到了宿县专区一下火车，看见广埸上的臭水坑就哭了，后来就在专区黄梅戏剧团工作。

她很欣赏我的嗓音，并把剧团导演等领导也叫来了（剧团就在隔壁）。由于搞文革，剧团人才青黄不接，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加以培养定能出息。可是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因为我不理解黄梅戏，以为像我不爱听的淮剧、扬剧那样，再说父亲最反对唱戏之类。

许多年以后当我听到黄梅戏那柔绵儒雅、极优美的唱腔时，真后悔死了！尽管我没听她的话，她还是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相互交谈间流露着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多得是像大姐姐一样的关怀之情。第二天，把我们送上了她丈夫开的车。临开车时她指着我的头不无惋惜的说：“你呀！你，真任性。”我强忍着泪低头不语，直到车开我都没抬起头来。

　　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王晶莹，她周岁的儿子叫朱朝阳，那是1970年的事。

　　雨季来临，没活干，我们歇在屋里。我不愿意参加她们东家姑娘俊、西家媳妇俏的议论。就看书，很快所带的书都看完了，我就向村里的民办教师借，他是本村人，高中刚毕业就赶上文革不能上大学了，就在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

张老师有很多藏书，中外小说、世界名著等等。每次还书时他总要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感慨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少年不得志，也谈些其他问题，如队长与会计之间的勾心斗角，他说队长粗旷豪放、缺少心眼，会计虽不言语却城府很深等。尤其对我们三人的各自性格，描绘的很入神，说雅雯文静怕羞，待人接物透着一股精明；阿丽虽有些木讷，但心眼不错。说我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过于坦直，知识面却比她们广。特别是他很赞许我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使我大有“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之感。

在谈到对将来前途的惆怅时，我很惊讶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当地他已经是出人头地）看着他乌黑卷曲的头发、大眼睛由于睫毛密长而显得有些深奥（如同他丰富的知识）、挺直的鼻梁、铜色的皮肤（因民办教师也常干农活）掩盖不住英俊潇洒。想到这么贫竭的土地上竟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才，与众不同，真是不可思议。

　　渐渐的村里传开了“小沈与张老师谈对象”之类的话来，一天张老师的姐姐回娘家来，晚饭后来找我。看着阿丽与雅雯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的鬼样，我知道定有事儿：果然她是来给弟弟说媒的，并保证让我到公社小学教书（她丈夫是公社干部）。

阿丽他们一听，高兴的跳起来，连声赞好！我瞪了她们一眼，心想：“要你们瞎起哄？无非想挤我走，好让你们多一个招工名额，少一个竞争对手。”当时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过早谈恋爱，离开父母时他们千叮万嘱“为了前途，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朋友”，这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怎敢忘？再说，我只是对张老师有好感，对于什么叫爱情还真朦朦胧胧，不知所以。　

　夜深了，我拿着书放不下手，那是一本苏联前期的小说《在好人中间》。出生于贵族世家的女主人公瓦莎，受过良好的教育，仪态万方，典雅高贵，由于连年战争，家境破落，颠沛流离中只得当女佣。后来邂逅了年轻英俊的中尉军官，军官对她宠爱有加，两人恩爱无比。就在她感到万分荣幸时，军队要开拔了，军官不忍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她带着幸福甜美的微笑熟睡时悄悄的走了。瓦莎醒来，发疯似的寻找爱人遍寻无着，整天徘徊街头，再一次地从天堂跌落地下。

　　军队又开回来了，中尉却没回来。瓦莎在人群中一遍遍的询问，痴痴打听，不愿离去。黑夜降临了，毫无自卫能力的瓦莎被一群饿极了的士兵包围了……陷入深深的地狱之中。　　未及看完，我已是泪流满面，想想自己比书中女主人公的年龄还要小，却也如此的坎坷多舛，再想到劳动时不堪承受的劳累，离家后所受的委屈，村里人们的风言风语，禁不住呜呜的哭出声来，吵醒了她们，大概想起各自的心事，三人哭成一团。

　　数天后，有个小孩给我一张字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很抱歉，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我并不知情，请相信不是我的本意，望珍重”。我当然知道是谁写的，从此我再没去过张老师那儿，不久他调到县中学教书去了。

　　父亲“文革”前是区商业系统的主要干部，“文革”时被打倒了。秘书揭发他曾说过江青“是个女戏子”的坏话，为此被当时所谓的“公、检、法”拘留很长时间，期间被打坏了右腿，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心情郁闷，病情恶化发展成骨癌。接到“病危速归”的电报时，我正在擀面条，一下就呆了，怔怔的看着两手白面，半天哭不出声来。

　　列车在“上海是个英雄城市……”的广播声中缓缓靠站了，离家已久的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东方不夜城”。可我无心欣赏这一切，心急如焚的往医院赶，在抢救室门口，我看见众亲友都到齐了，我推开他们，跌跌撞撞扑向父亲嚎啕大哭：“爸爸，你看看我呀，看看我呀，我是你女儿，我回来了呀！”我拼命摇撼着他，弥留之际的父亲似有所知，从放大的瞳孔中涌出两滴大大的泪珠滚向两边、缓缓的吐出最后一口气。我疯狂地跺脚痛哭，绝望地拉住尸车不让人推走，我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双眼，知道他有太多不甘……　

　我的父亲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永远走了。那次车站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诫：“琴儿，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千万记住，凡事要多动脑子，不要以自己的坦诚去轻信别人。”这句话是父亲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对我的最后遗言，那年我刚18岁。

　　春节刚过，我便一个人早早的回生产队了，队长亲自拉了小车来接我。晚饭时，队长老婆不断的往我碗里夹菜，安慰说：“可怜的娃，不用担心，以后就把队里当成你的家，大家都会关心你的。”说得我热泪盈眶，队长也解释了那时挪用我们的安家费是队里春耕急等买化肥，并夸我在三人中间，虽然年龄最小，却处处作榜样，使我感到很欣慰，前嫌尽释。　

　由于修理地球沉重的操劳，超负荷的心理承载，营养上的滞后，我渐渐的觉得体力不支。那天在濉河边耪地时，我怎样拼命赶，还是落在后面。休息时，社员们说：“小沈这娃，从回来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多言语，也不爱唱爱笑了。”是的，我确实变了，变得多愁善感。此刻，我望着田埂边那突起的小坟丘呆呆的出怔，那里面长眠着一个叫“瓶儿”的女孩，她上面有三个姐姐，分别叫金花、银花、玉叶，花多了就管她叫“瓶儿”，家中唯一的男孩叫扎根，大概是取牢靠之意。

瓶儿特别俊俏，瓜子脸，桃花眼，小嘴总喜欢紧抿着，害羞不爱说话。“瓶儿”在死前两三天肚子疼得厉害，家里穷，又不重视女孩，拖到实在不行才去看，已经迟了，阑尾穿孔。一朵美丽而鲜艳的小花只开了六个春秋，过早的夭折了，成了贫困封建落后的牺牲品。我深深的为“瓶儿”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命运之神就像抛一粒小石子一样，随手一丢就把我抛到这块贫竭落后的土地上，看着那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抢栽红薯秧那天，下着中雨，早春的雨带着阵阵寒意，淋了一天，晚上我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昏沉之中，我又看见了父亲，还有去世不久的奶奶，他们疼爱的抚摸着我，三人均是泪涟涟的。醒来后，我沉浸在梦景中半天缓不过神来。在一个星期的昏睡中我时时回味着与他们的缠绵，病好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乡亲们说我的的魂被鬼收去了。

　　招工条件第一条是劳动表现好，可我怎么也不行了，像熬干油的小油灯。人瘦得脱了形，宽松的衣衫穿在身上晃晃悠悠，我已经精疲力竭。妈妈来信说，小姨随姨夫专业到江西一个军工厂，能带家属，愿意带着我，家中长辈们一致同意我去，也好有个落脚处。此时的我已变得麻木不仁，脑子一片空白，不加思考就答应了。

　　在南京转车时，我又一次呆呆的看着那两根没有尽头的铁轨，不知道这一次它又要将我引向何方……

作者简介：沈美琴，上海黄浦区格致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下放安徽宿县专区濉溪五铺公社八里赵大队东南张生产队，后转到江西亲戚家，顶替潮回上无线电十四厂工作，厂关闭提前退休，现定居香港。（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