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一　资本

　　［Ⅰ］（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么，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31]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成文法。（萨伊，第2卷第4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财富直接提供给他的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拥有的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权力。”（斯密，第1卷第61页）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2）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斯密，第2卷第191页）[32]

二　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之下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劳动完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Ⅱ］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6—97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那么，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资本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

　　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变动，甚至是时刻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利润的数额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略知道这个数额。如果使用货币可以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相当双倍利息的利润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就是指通常的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1卷第196页）　　［Ⅲ］“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只够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价格。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市场上销售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可以使其他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同样的价格甚至比竞争者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别人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减少市场的商品供应，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的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商品加工的进展，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了，而且每个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Ⅳ］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和利润，而且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的。”（第1卷第102—103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大，另一方面使每个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后面再讲。　　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第二，从一般加在自然产品上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更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同上，［第226—227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的唯一动机。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V］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说来，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然而，利润率不象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润率很自然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象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一般利益联系在一起……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1卷第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食品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营时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Ⅵ］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象复利[25]一样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1卷第199—201页），——所以，竞争是对抗资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33]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到，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Ⅵ］　　［Ⅷ］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提。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斯密，第1卷第［196］—197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2卷第325页）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

　　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他资本所占领的行业。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条件放宽一些，那么他就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排挤掉。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Ⅸ］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1）他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2）亲自经营实业，比更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假定的激烈竞争而已经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陷于破产。相反，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么，与小资本家相比，他拥有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具有的对工人的一切优越条件。对他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长久地容忍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量大，所以，他贱卖也不会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么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利润高的小资本一般也增长得更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如果象在假定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么大资本会把它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　　［Ⅹ］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就是用于生产食物，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有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流通，即依靠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就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业工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银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点，因为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按照他的土地面积而相应地增多。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对于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相当大的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集中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Ⅺ］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就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了生产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会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负债的小所有者的数目就会增加起来，这些小所有者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象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相当大的地产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贫穷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耳茨《生产运动》第［58］—59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价值3先令8便士的一磅棉花，纺出350束总长167英里（即36德里）、价值为25基尼的纱。”（同上，第62页）　　“四十五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11/12，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1814年需要付16先令，而现在只值1先令10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4万增加到150万。［Ⅻ］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商品量相比必然减少了。在1820—1833年这一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4先令1+(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在某些工业部门有时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频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波动不定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投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常常不得不突然实行停工或缩减生产，而雇佣劳动者阶级总是深受其害。”（同上，第63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劳动是人，相反地，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28]第411—412页）　　“材料要素如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在材料所有者看来，材料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魔力，仿佛是他们用自身的活动给材料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400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2000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5个人为他劳动；10万法郎的收入表示250人的劳动，而100万法郎则表示2500人的劳动，”（同上，第412—413页）从而，3亿法郎（路易-菲力浦）表示75万工人的劳动。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利……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并且始终付给他们足够的工资，等等。”（同上，第413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时性的确定是完全自由的；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心所欲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413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质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ⅪⅡ］生产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偶，是强者、宽裕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则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供给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的爱好和时兴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头已经过去而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范围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414—416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2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德·西斯蒙第先生说（第2卷第331页）：“真的，就只能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把手，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34]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毕莱］，同上，第82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坏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乏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上去。这儿的商人［XⅣ］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密，第2卷第382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两种办法：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两种情况都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2卷第338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这时每个工人的任务越来越简单，所以减轻和加速这些任务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不大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何生产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有可能实现这种细密的分工。”（斯密，第2卷第193—194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XV］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194—195页）

　　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为了购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那里一个工厂主有时拥有10000—12000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主管人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属领，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所有者手里的。见1838年《德意志季刊》第3期《伯明翰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众多的大股份公司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就更是多方面的了，［ⅩⅥ］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消灭。然而，正是这种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资本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耳茨，同上，第40—41页）

　　房东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也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35]　　萨伊的纯收入和总收入。［Ⅹ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