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茀之写生观：由外而内，化境生情

“国画写生，着重在各种形态之变化，构图之发生不已，确足医临摹徒窃纸上形似之病，济创造凭空结想之穷，为求国画新发展之道。若必专事写生，将吾国数千年来精神所寄之笔墨与气韵，一概废而不讲，则何以修养身心，提高品格，尽其所至，亦郎世宁之流亚也，吾未敢从。”这是吴茀之在《中国画理概论》写生一节中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写生与笔墨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关系。

吴茀之早年习画从《芥子园画谱》入手，以技法为先，进而学步于家藏恽南田、蒋廷锡的花鸟画册，摹其形质，对其后来形成关照自然的写生观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吴茀之以写生为革新国画的重要途径。清代民国时期，花鸟画写生一路多承袭恽南田画法，沿至海派除赵之谦等少数画家以金石法振其骨力外皆不脱“画谱气”，加之书画市场频繁，导致很多作品迎合庸俗口味，徒在前人的模式中讨生活，习气很重，没有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少生活气。茀之先生认识到此种弊端根源，乃是未探其源只是习其流所至。于此在《论写生》中提到：“欲全其形，欲新其境界，非从写生下手不可，由临摹到一些笔墨之经验与神韵上的领会以后，应从事实地写作以明理境。久之，小则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之形态，大则于人生之意义，自然之变化，皆可了然于胸中，由此即景生情，即情造景，渐入创作而达到化境不难矣。”可知其受恽南田“一洗时习，独开生面”写生思想的影响。

吴茀之 蓖麻 128×62cm 1973年 中国美术学院藏

吴茀之在具体写生的观察和运用中，追求真实生动，意趣盎然，物我相应。当直面物象的同时，探其理，而后注以笔墨形质，在《论写生》中则进一步地阐述了恽南田“极生动之致”的理法：“花卉的笔墨，常因气候而异。画春花，要得滋润含露之意，故宜用湿笔；画秋冬之花，要得其傲霜之态，故以燥笔为之，凡画花卉，要得其迎风，带雨含露之意态。”再则，吴茀之又长于诗文，尚情趣，这在写生与其他作品中洋溢出很强的抒情性。《南田画跋》亦有记：“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者不生情。”可见，吴茀之写生观直接恽氏遗风，然其工致、描绘性的表达方式并未被过多吸收，而更倾向于水墨写意一路，主性灵，重格调。

吴茀之33岁任上海美专教授，在对师友、古人等多方取法之后，已基本确立了以“扬州画派”的革新思想为主的绘画理念、审美以及大的取法方向。此后直至中年，从上海美专到国立艺专，一方面以长期关照自然的观念作为基点，加强写生、师造化、创画稿、重视观察感受、深入其以写生为改革的实践；另一方面不断在传统笔墨与写生之间总结经验，拓展了花鸟画创作表现力。同时于章法、笔墨、题材、用色、意境诸多方面都有所生发和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写生系统。“笔墨要旧，境界要新。”可视为其心得。

吴茀之 挂钟海棠 20×30cm 1964年 浙江美术馆藏

挂钟海棠线稿

吴茀之晚年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经时日之积淀，画风呈现出醇厚平和之气，艺术造诣已渐入佳境。就写生手法上看，一则将吴昌硕大写意“画气不画形”而略显空泛的不足，转化为具体教学实施的具体运用，重视观察，强调物理性；其次主书法及笔墨的生动性和中国文人画诗境特征，避免一味地描摹，被动的写生，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便于教授的写生体系。他曾告诫学生：“写生不能照样画葫芦，一丝不变地画下来，不是中国花鸟画的写生，而是西方风景画的写生或照相。”这道出了中国画写生中主观取舍和西方写实性写生的艺术差异，他认为西画写生更倾向于造型写实，毫发逼真，但易被自然物象所束缚，缺乏画意，是“从外而来”的；而中国画师法造化是得于心源，乃领悟自然对象的生意神态，化为内心的感受，所谓“由内而发”，因而强调个体的修为格调。师造化作为研习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环节，最终又需落实于创作之作品。

吴茀之又提出通过“记忆画”的运用来极佳地融合写生与创作之间的间隙。“记忆画”是通过观察，把对象的形象及神志记忆在脑里，再进行独立创作的一种取法方式，“记忆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画家的潜意识。作者在经过对物象的观察后，在记忆时都变得较为概括，少了一些细节，形象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张了，事物在记忆中已经成为醇化了的影像。吴茀之对此类影像作如是解释“是对象特征的最高综合，不是偶然印象，而是特征的重新组织”。物象在心灵的洗涤净化后，已然化为个体内心的心像，成为创造艺术形象语言的关键环节。在现存吴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信笔濡墨而成的《花鸟写生册页》中，全然可窥见其写生理念的运用，题材丰富，手法多样，品格高逸，显得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其中《水仙》《西红柿》《龙吐珠》《康乃馨》《万寿菊》数纸呈现出明显的实物写生的痕迹，其余则倾向于“记忆画”或比拟方法范畴。

吴茀之以事写生、观形态、创构图，寄精神于笔墨、气韵、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一生的画迹中。“欲全其形，欲新其境，欲传其神，即景生情，因情造境”。写生为画绘之一隅，以自然为师，乃直接之模仿；临摹以范为师，间接之模仿，虽构图、章法、取势、剪裁、象形、笔墨、取舍、顾盼，皆只目中之色相，朱子曰“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非研于义理之一端，终而融万物为心，归于一意，古人谓“道形而上，艺成而下”，修心闻道是为本，观天地而知恒久。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