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都城见证民族交融（探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张 枨文/图

辽代三彩印花花口盘。

辽代墓室壁画。

辽上京遗址皇城西门内的马蹄形瓮城。

辽代契丹大字银币。

春日的巴林草原天高云阔，生机勃发。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有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古代都城遗址，静卧于沙里河畔。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是千年前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融合发展，留下了大量文化瑰宝。

历经千年沧桑，宏伟的草原都城早已湮没于历史烟尘，如今，这颗北疆文化的明珠，正以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姿态重焕生机，向世人讲述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史诗。

都城格局独具特色

从高空俯瞰，辽上京城整体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北部皇城内建有宫城，形成“回”字形。

辽上京城始建于公元918年，初名皇都，公元926年扩建，公元938年改称上京，为辽五京之首，作为都城长达200多年，是辽代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都城，也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

从昔日的皇城西门——乾德门进入，可见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垣保存较为完整。踏上木栈道，走进马蹄形瓮城，栈道间能看到车辙印迹与将军石。经过夯土墩台、门道和马道等，极目远望，便是一片开阔的城址。

“辽上京遗址‘日’字形的双城并列格局，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契丹皇帝和贵族住北城，汉人、商人、使臣等居住南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10多年的董新林介绍，“‘回’字形的宫城皇城环套布局，且有明确的中轴线，是效仿中原王朝‘择中而立’‘皇权至上’的思想而设计。”

董新林说，这些设计表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在吸收中原都城规划理念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传统进行创新，对金、元、清等后世都城形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活例证。

从乾德门沿木栈道向西南行走数百米，攀上一处小坡，便来到城内的制高点——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确认，这是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一处重要佛寺遗址，是辽上京城标志性建筑之一。

寺院坐西朝东，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保存完好，分为南北两院，北院西部为3座六角形佛塔基址，一大两小、一字排开，其中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了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罗汉造像。“西山坡佛寺遗址是独特的辽金时期遗珍，从寺院布局、佛塔形制到出土的泥塑罗汉像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究学会研究员王利华介绍。

“2015年，我们通过对皇城东门安东门和宫城东门东华门的发掘，首次发现并确认了皇城东向轴线布局，这是秦汉以后历代都城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与中原传统的坐北朝南格局不同，辽上京坐西朝东，印证了辽初以东向为尊的礼制传统，与契丹族的太阳崇拜和游牧习俗相关，是辽代独具特色的规划布局。”董新林说。

来到皇城南门大街西侧一处坐北朝南的院落遗址，这是2022年发掘的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过了此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该建筑曾历经辽金两代3次营建，辽代时，面阔九间，到了金代，缩为面阔七间，殿内设祭坛供奉塑像，专家推断其为都城内祭祀场所或行政中枢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的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辽上京大型宫殿建筑基本都是朝东，南向的一号建筑基址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融合发展。”董新林说。

辽上京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北部的皇城遗址平面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宫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见；南部的汉城遗址地表保存略差，但城内文化层堆积较厚，保留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董新林告诉记者。

辽金遗珍璀璨多彩

在辽上京遗址西侧不远处，坐落着辽上京博物馆，其主体建筑古朴典雅，外墙仿照辽上京夯土城墙设计，一座形似辽塔的建筑矗立于入口阶梯处，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作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中枢，辽上京博物馆2019年8月正式开馆，现藏文物11.4万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7件(套)，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涵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辽文化等，尤以辽代文物数量居多。

馆内设有多个展览，包括辽代壁画、墓志、宗教、葬俗等，展出文物1000余件(套)。在独立展柜里，一枚铸造精致的契丹银币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这便是“镇馆之宝”。

“这枚全国唯一的契丹大字祝颂钱，方孔圆形，字迹清晰工整，正面铸有4个契丹大字，或为‘天朝万顺’，背面錾刻内容尚未得出考证结论。这枚银币不属于流通钱，而是用于祭祀、祝颂。”辽上京博物馆馆长左利军介绍，这枚银币的发现，对研究辽代历史、文化和经济具有独特价值。

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数尊辽金泥塑罗汉造像经过修复后在此展示。这些塑像造型生动、栩栩如生，面容祥和，有的作低眉思考状，有的作虔诚参悟状，身上的袈裟纹理自然、飘逸灵动。“这些泥塑罗汉造像展现了佛教在辽代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研究辽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左利军说。

壁画、墓志、画像石也是辽上京博物馆的特色藏品。巴林左旗石匠沟村“大契丹国萧氏夫人墓”出土的两方青砂岩质画像石尤为珍贵。其中一方表现了音乐舞蹈场景，称为“伎乐画像石”，画面中共有11名男子，除最后一人为门吏外，其他均为伎乐人，各人所持乐器不同，有弹拨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另一方表现宴饮场景，有执扇、持酒、端果盘的侍女，还有各司其职的侍卫，称为“侍宴画像石”。

“这两方画像石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乐舞宴饮的风貌，为研究辽代乐舞、饮食提供了珍贵资料，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王利华介绍。

馆内还展示了不少辽三彩精品，如国家一级文物辽代三彩印花花口盘等。“辽三彩是辽代工匠在学习唐三彩的基础上，融入契丹民族的特色发展而来的，属于低温彩色釉陶，有黄、绿、白三色釉。辽三彩的发展体现了古代各民族的文化交融。”王利华说。

展厅里陈列着辽上京城复原缩略模型，清晰展现了辽上京南北两城的格局，此外，还通过MR(混合现实)和VR(虚拟现实)技术，再现了辽上京宫城建筑群，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辽上京的朝会场景与市井风貌。

多措并举传承文脉

专家推测，辽上京城大约于金末元初被废弃，此后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直到清道光年间，才被地理学家张穆等人重新发现并考证。20世纪上半叶，外国人在辽上京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盗掘。

1961年，辽上京遗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开展了数次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

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制定了为期30年的考古计划，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十几年来，我们先后对15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研究辽代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董新林说。

2021年，辽上京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022年12月，辽上京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24年1月，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的“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为了更好地保护辽上京遗址，自2011年以来，巴林左旗对遗址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治理，完成了辽上京遗址西墙外居民的搬迁，并实施了防洪工程、公路改线工程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时，还围绕遗址周边开展了棚户区改造、遗址围封等工作，避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遗址墙体安全；遗址周边新增绿地22.7公顷，实现了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

“近年来，我们实施了辽上京带状公园建设项目、西山坡佛寺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启动了辽上京博物馆及辽上京遗址数字化提升工程等。如今，遗址公园已成为具备文物保护、生态涵养、科研教育、休闲游憩、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公园。”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孙忠海说。

当地依托辽上京遗址和辽上京博物馆等资源，大力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让文物保护利用为民众生活添彩。2024年，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游客63.3万人次，举办各种活动和研学游41次。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辽上京遗址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阐释辽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弘扬北疆文化、赓续中华文脉，讲好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兼容并蓄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巴林左旗副旗长赛音巴雅尔表示。

(史子龙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