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苏东坡过岭

“过岭”的意义

黄州是苏轼的第一贬，惠州是苏轼的第二贬。到惠州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一次贬谪。惠州之贬和黄州之贬虽无本质差别，在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惠州在苏轼的贬谪当中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他被贬过了南岭——东坡过岭了。

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苏轼在宋朝最北端的边境城市定州接到了贬谪命令，然后一路南下，从位于今天河北南部的定县，跨越漫漫长途，经过今天的江西赣州，到达江西大余（宋称南安军）；苏轼在南安军跨越大庾岭，过岭之后就到了南雄州，进入岭南地域；接下来他一路南行，经过韶州、英州、广州清远、广州，再往东抵达惠州。苏轼抵达惠州的时间是绍圣元年十月初二，这时候他即将五十九岁。苏轼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虚岁五十九，周岁是五十七。这个年龄，我们今天觉得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在宋代是老人家了。

苏州到惠州报到之后，按惯例要给皇帝上一个表，表达感谢。苏轼在《到惠州谢表》里面这样说：“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仁圣”指皇帝，皇帝本来想保全苏轼，要给他一个南方远地（英州）的知州来做，但是“群言交击”，他的政敌不肯放过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幸好皇帝体恤，宽大为怀，“尚荷宽恩，止投荒服”，只给了他流放岭南的处分。“岂谓天幸，得存此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苏轼说他还能够保住性命到南方来，全靠皇帝的恩宠，他向皇帝表示由衷地感激，“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同时，他又表白自己是可怜的，他到了岭南这样一个“瘴疠之地，魑魅为邻”的地方，加之年老体衰，“衰疾交攻”，恐怕再也无法回到北方家乡，“无复首丘之望”，对于皇帝，他“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

“瘴疠之地，魑魅为邻”是苏轼对惠州最初的描述，也就是说，自然环境恶劣，文明程度低下。对于今天的岭南听众来说，这种说法有些得罪。但这就是宋朝北方人想象中的岭南。宋朝有一个好传统是“不杀大臣”，大臣犯错误予以贬谪，最严厉的贬谪就是“过岭”。

“过岭”是宋朝对于宰相级别大臣最严厉的惩罚。举一个例子，元祐四年（1089年）发生了一起针对前任宰相蔡确的指控，说他诽谤太皇太后。当时是太皇太后高氏当政，有人摘举了蔡确《车盖亭诗》里的句子，说蔡确诽谤太皇太后。那么，应当怎样处置蔡确呢？朝廷之中当时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就提出来要杀蔡确。如此严厉的杀宰举动很快被否定了，在蔡确的处分争之未定、争论不下的时候。范仲淹的儿子、宰相范纯仁听说文彦博提议要把蔡确“贬于岭峤”，就很紧张，去跟左相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此路”指把宰相大臣贬到岭南去的路。乾兴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只有一年，即公元1022年。乾兴元年，宰相寇准、丁谓先后被贬往岭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宰相大臣被贬岭南的事情，过岭之路已经荒废了近七十年。范纯仁说，如果我们现在把蔡确贬到岭南去，重开过岭之路，“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如果我们今天对政治上的对立面进行如此严厉的惩罚，如果我们把政治斗争搞到如此激烈的程度，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也难免被反噬。范纯仁的话显然打动了吕大防，在太皇太后面前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吕大防和刘挚就为蔡确辩护，说蔡确的母亲尚在，而且年纪很老了，就不要让他过岭了。这是用孝道在为蔡确辩护，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太皇太后与蔡确有私怨，格局不够，拒绝宽宥，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此州指新州（在广州西边）。蔡确最终被贬过岭，“荆棘近七十年”后，过岭之路还是重开了。

宋朝开封视角中的广州

珠三角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地区。但在宋朝人眼里，它是“瘴疠之地，魑魅为邻”的荒蛮之区。从当时首都开封的视角来俯瞰当时的广东（广南东路），那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首先是人才不竟，教育落后。整个岭南地区教育最发达、科举最成功的地方是比较靠北的韶州，而广州则相对落后。宋朝960年建国，1095年，建国135年之后，时任广州知州章楶说“二广据五岭之南，凡四十余州，而番禺为巨镇”，广州是两广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但是“至于士人之知名者独少，而业文擢第乃劣于他州”，广州的读书人有名的很少，广州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反而比不上其他州。这是广州的人才不竟。而人才不竟的原因，是因为“教化未孚”，这是开封视角中的宋朝广州的第二个特点。站在中原往南看，广州以及整个岭南地区的风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落后的。广州人“喜游乐，不耻争斗”，大家都很喜欢玩，打架这种事情也不觉得羞耻。再有，这个地方的女性地位高、自主性很强。老婆代老公去打官司，一个女人跑到衙门里去，打起官司来“如在其室家”，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诡辞巧辨，喧啧诞谩，被鞭笞而去者，无日无之”。几乎每天都有广州女人跑到衙门里去，大声吵闹，胡搅蛮缠，官老爷一顿鞭子板子打出去，第二天还有别人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可以做很正向的解读，认为广州民间的自主性强，女性地位高。但是在开封眼里，在传统儒家眼里，这就是“朝廷之教化未孚”。

宋朝的广州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外贸港口，居民能冒险、善致富，“盖水陆之道四达，而番商海舶之所凑也”。广州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港口，“犀象、珠玑、异香灵药、珍丽玮怪之所聚也”。开封上层所需要的海外珍异之物，包括香料，从这里抵达中国。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为了谋利是敢于冒险的，善于致富的。

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广州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居民番汉杂居，有番坊，就是外国人的聚居区。熙宁年间广州有一个叫刘富的富人捐资助学，同时还有一个“怀化将军卒押陀罗亦捐资以完斋宇，复售田以增多之，其数亦埒富之入”。“怀化将军”是宋朝政府给外国友人的荣誉称号。刘富捐资助学的时候，这个叫卒押陀罗的外国商人首领也捐出钱来，帮助修缮校舍。卒押陀罗在广州有地，为了增加捐资助学额度，卒押陀罗还卖地变现。他捐的总额和刘富的捐资额差不多。卒押陀罗提出，希望在州学里“置别舍，以来番俗子弟，群处讲学”，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广州的州学里专门搞一个留学生楼，给外国留学生居住，让他们也能够学文化，参与交流，“庶太平德泽无远尔之限也”，即希望远人也能享受宋朝的恩德雨露。

总体来说，广州是这样一个番汉杂居、商业繁荣的外贸港口，它的居民能冒险，善致富。但是，在开封眼里，广州仍然是相对落后、教化未孚的。从开封朝廷的角度来看，将广南东、西两路做一个对照，广东是一个比广西更加顺服、稳定的边疆区，是香料等奢侈品输入中国的地方，也是朝廷市舶收入的重要来源地。

最后，对于北宋朝廷来讲，广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是盐、银、铁、铅、锡等矿产资源的宝库。比如广州下辖8个县，其中5个县都设有场。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番禺有银炉铁场，出铁；清远有大富银场、静定铁场、钱纠铅场，出银、铁、铅；怀集有大利银场；东莞有桂角等二银场，静康等三盐场，海南、黄田等三栅；新会有千岁锡场、海晏等六盐场。

以上就是广东对于北宋朝廷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瘴疠之地，天气湿热，所以北方人很不习惯，不愿意去，甚至广东的官位出了缺都没人愿意去替。因此，广东地区比较早期的时候官位要靠摄官来填。摄官没有编制，没有正式的官员身份。为什么要用摄官？正式官员不够。由于教育水准低，广东本地人能通过进士考试的不多，但是这些考过进士的人，朝廷会给他们一个非正式的官员身份，让他们在本地政府中来为国家工作。

这就是宋朝的广东，北方朝廷视角中的边疆区，不适合北方人居住的烟瘴之地。因此，在“不杀大臣”的政治传统之下，“过岭”就成了对大臣的极端惩罚，“过岭”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斗争残酷性的加剧和报复性的增强。

苏轼在惠期间的广东官员

绍圣元年闰四月，东坡“过岭”，十月初二抵达贬所惠州。来到岭南的苏轼是一名谪官，是政治斗争中的败北者、失意人，他之出现在岭南本身就是一个惩罚。那么，广东官员是怎样对待苏轼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广东都有哪些官，分别是谁。下面，我们就根据广南东路的官员设置、按照基本上从高到低的顺序，逐一介绍广南东路的设官、苏轼在惠期间的任职者，以及他们与苏轼的关系。宋朝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管理体制，路统州，州统县。州、县两级地方政府管理辖区之内除军事之外的一切行政事务，包括社会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和教育。路一级实行分离制管理，主要设有经略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有分工，互不统属。

我们先看路这一级。在整个广南东路，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苏轼在惠期间经历了两任经略安抚使，第一任是章楶章质夫，第二任是王古王敏仲。

广州知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之下，是主管本路财经的转运使，在当时的体制之下，掌管外贸的广东市舶司也是由广东转运司来管理的。这一点对于苏轼的惠州生计有莫大关系，后边会讲到。当时的广南东路转运使是傅志康，他的驻地在广州。

路一级在经略安抚使和转运使之下，排第三的是提刑。就是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的那个“提刑”，机构名称是提点刑狱司，长官名称是提点刑狱。当时的广东提刑是程之才，字正辅，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广州，而在韶州。

路级排名第四的是提举常平司，驻所在广州，当时的广东提举是萧世京。

总结一下，路一级有四个衙门，广东经略安抚使、广东转运使、广东提举驻广州，广东提刑驻韶州，四个衙门各管一摊，彼此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转运使、提刑和提举这三位除本职之外，还负有监察职能，他们的履职方式是往来巡视，通常来讲，要在一年之中遍巡辖区所有州县。

四位路级官员中有一个人对苏轼来说非常特殊，这就是广东提刑程之才程正辅。他是苏轼的旧姐夫兼亲表哥。程之才的父亲是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娘家哥哥，所以程之才是苏轼的亲表哥。而苏轼的姐姐苏八娘嫁给了程之才，中表联姻，亲上加亲。但是很不幸，苏八娘刚嫁过去没两年就死了。苏洵认为程家要对八娘的死负责，他写过一首《自尤》诗，表达了对程氏父子的高度不满。女儿过世之后，苏洵与程家断交。后来苏轼、苏辙两兄弟和程之才的两个弟弟都比较早的复交了，但是和程之才（程正辅）本人一直没有来往，彼此断交42年了。苏轼被贬过岭，程之才被派到广东来做提点刑狱，有宋朝的笔记认为这是苏轼的政敌有意要利用两家的旧怨，让这旧姐夫亲表哥来整治苏轼。但是，他们显然错估了程之才的心胸。程之才很对得起苏轼，对苏轼非常好。他主动伸出橄榄枝，要来见苏轼，并不断地写诗写信问候苏轼。苏轼开始时还是有点戒备心理的。但是最终，这一对老兄弟久别重逢，解释前嫌，重修旧好，情好日密。程之才成为苏轼在惠州的有力依靠，苏轼在广东的很多活动都跟他这亲表哥旧姐夫有莫大关系。

其他的路级官员，像章楶章质夫，还有王古王敏仲跟苏轼之间都是旧相识，章楶与苏轼同辈而年长，王古则比苏轼晚一辈，这两个人跟苏轼都有着相当好的关系。广东提举萧世京跟苏轼的关系也不错。路一级唯一对苏轼不够友好的是转运使傅志康，而这位傅志康还是苏轼的同年进士。

以上是路级官员。他们位高权重，对苏轼的态度对于州县官员是有示范意义的。以下说州县官。

州、县两级官员跟苏轼有过交道的，基本上对苏轼都非常之好，包括广州通判（广州第二把手）谭掞谭文初。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谭文初，是因为他特殊的社会关系。谭文初是韶州曲江人。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在韶州做知州的时候，请谭文初的父亲来教授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王安石兄弟读书，谭文初兄弟是跟着一起学的。所以，谭文初是王安石的早年同学，后来也得到过王安石的提携——曾经进过王安石《字说》局。但是这位谭文初，总体上对苏轼也是非常友好的，他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并没有自视为王安石的私人。

本文摘自《赵宋：如是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