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文学

全球气温升高、垃圾泛滥、资源枯竭、森林遭伐、物种灭绝、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严酷现实。在享受工业化、城市化、高科技带来的便利生活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生态危机。对于中国人而言，寻觅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在后现代语境中激活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潜能，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应对。季羡林、张世英、蒙培元、佘正荣、冯天瑜、鲁枢元、曾繁仁、陈炎等都曾阐发过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并取得了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在近年来兴起的当代生态文学领域，不少作家也纷纷重返古典生态智慧的源头，寻觅破解现代生态危机之道，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本土化特色，从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文学作品构成别有意味的对照。

儒家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文学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是建立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的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和目的论的基础上的。仁民爱物、参赞化育、民胞物与、万物一体、节用时禁等构成生态智慧的具体内涵。当代生态作家最初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往往是出于儒家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徐刚、哲夫、李青松、李存葆等生态作家堪为典型。徐刚把忧患意识扩展为生态忧患意识，在《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地球传》等重要生态报告文学中极力呼吁人们保护自然家园，为生态危机的失控而忧心忡忡。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则是一部振聋发聩的生态忧患交响曲，对生态末日的诗意想象极具张力。李存葆的生态散文想象奇特，文采斐然，《大河遗梦》关注黄河断流，《鲸殇》写鲸鱼的生存危机，《绿色天书》写热带雨林的命运，均是儒家式生态忧患意识的当代演绎。当代生态作家也有意塑造儒家式的人格形象。谌容的长篇小说《死河》塑造的金滔就是作风务实、正气凛然的儒家官员形象，金滔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否则经济发展成果也将荡然无存，因此力排众议治理水污染，确保碧水长流。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中的省报新闻记者老海，为了帮助鄂西山区乌啸边的珍稀乌猴摆脱旅游开发与盗猎的命运，不惜牺牲生命，把儒家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赵德发的长篇小说《人类世》中的地质大学教授焦石为了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自发地普及人类世的理念，调查洋垃圾，俨然是一位儒家式的生态启蒙者形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不少生态作家自觉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与儒家生态智慧相关联，讲述了不少催人奋进的生态环保故事。

道家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文学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更为深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它强调道生万物的有机整体论，倡导物无贵贱、无为自然、节欲知足的生态伦理，追求与物为春、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老子所言的小国寡民、庄子理想中的至德之世、陶渊明诗歌中的桃花源都是道家生态理想的完美演绎。生态诗人于坚深受道家生态智慧的影响，他的诗歌《避雨之树》中那棵矗立在亚热带丛林中的榕树几乎就是“道”的象征，也是大自然的缩影。他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灰鼠》《赞美海鸥》等生态诗歌中试图按照道家涤除玄鉴的思想，祛除文化的粉饰，洞见自然万物的本性。张炜更是倾心于道家生态智慧，他在散文《融入野地》中表达了渴望融入自然、与山川大地共生共荣的生命理想。他反复言说的“山水情结”是道家隐于自然的生态化意向，他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海边小村的生活则是道家憧憬的天人合一之生态胜境。迟子建的小说中那些对自然具有同情心的人物都是道家热衷的“畸于人而侔于天”式的赤子型人物，如《雾月牛栏》中的宝坠、《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群山之巅》中的安雪儿等。当然，更多生态作家偏好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诗意栖居为理想，在生活实践中向道家生态智慧致敬，如刘亮程、韩少功等。刘亮程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对新疆戈壁滩边的小村庄农耕生活的诗意描绘，洋溢着道家式的等生死、齐万物的生态情怀。由此可见，道家生态智慧赋予当代生态文学一种更为清新脱俗的盎然生机。

佛教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文学

佛教生态智慧是由缘起性空、坚守中道、无我涅槃的核心教义催生出来的。它坚信万物互相联系、众生平等的整体论，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倡导无情有性的自然观。生态诗人陈先发就曾深悟佛理，从中获得独特的生态智慧。他在诗歌《伤别赋》中以佛教轮回观来审视众生，把鹳鸟、蟾蜍、鱼、松柏都视为人类的兄弟姐妹，写出了万物间的生态关联与生态情谊。臧海英的诗歌《西行》写道，死于西行路上的人想到自己死时有鸟鸣可听就有了安慰，尸身可以引来虫蚁就心生慈祥，所表达的是佛教生态智慧对死亡的抚慰。沉河在《天命之诗》《立冬》《蚂蚁记》等诗歌中则表达了对佛教戒杀护生的生态伦理的崇高敬意。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也倡导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的佛教生态伦理，他认为狼与人一样都是食物链的一环。雪漠在长篇小说《猎原》中呈现了猪肚井沙窝里过度放牧造成自然生态彻底崩溃的悲剧，表现的也是作者通过佛教生态智慧所看到的人欲过度放纵的恶果。此外，当代生态作家非常喜欢塑造作为生态保护者的和尚、尼姑形象，以此表达对佛教生态智慧的礼敬，佛教生态智慧则为当代生态文学注入了一种清净慈悲的高古品格。

当然，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智慧也属于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范畴。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受其影响，少数民族作家投身于生态文学创作，收获颇丰。例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鲍尔吉·原野，满族作家胡冬林、叶广芩，藏族作家阿来、龙仁青，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白族作家张长、何永飞，哈尼族作家朗确、存文学，仡佬族作家赵剑平，回族作家石舒清、李进祥，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土家族作家叶梅、李传锋等。阿来在中篇小说《蘑菇圈》中塑造的斯炯阿妈就是相信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慈悲护生的藏族人。同时也还有不少汉族作家集中书写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作品，例如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李娟的散文集《冬牧场》、艾平的散文集《聆听草原》等。少数民族生态智慧为当代生态文学贡献了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

整体看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已经大面积地浸润了当代生态文学，既唤醒了生态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浓郁兴趣，也促使他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中发掘有益资源来应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生态智慧只是前现代文明孕育出来的一种直觉体悟式的智慧形态，它需要与现代理性互补与融合，从朴素阶段上升到更为完善的阶段。郭雪波的中篇小说《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和从事沙漠治理研究的科学家白海相伴，段昆仑的话剧《绿韵》中的枯木法师和从事生物保护研究的生物学家南老并行，都是古典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学实践的完美结合。《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典生态智慧、民间生态意识、现代生态学三者的完美结合，为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古典生态智慧为当代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路径提供了鲜活的精神资源，也可以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事业带来重要的文化启示。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